凌 清

尽管有一种艺术本身就被称为“实用美术”,尽管艺术从来没能真正成功地与实用脱离过,但一直以来,至少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更多地被鼓励建立在非功利目标追求的基础之上,传统艺术教育更是通过对艺术创作的“去世俗化”赋予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搞艺术”曾经是一件神圣而崇高的事情。

然而,今天某些大学校园里的艺术教育已经自觉“祛魅”,步出神圣的殿堂。艺术,这个解决温饱之后的精神寄托,成为解决温饱的一个手段。本是精神产品,却通过物质衡量,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兴趣和特长已经被“好找工作”取代,成为大多数学生和家长选择专业方向时的第一动机。

建立在这一前提下的艺术教育,艺术含金量已明显不足。据笔者所知,在一些学生在心里将课程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时间分配和精力投入以此为出发点。根据到课率、课堂气氛和作业认真程度来看,这种倾向在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般来说“有用”的课程包括写生、各类设计实践和图形软件课等,而“没用”的以理论课居多。“有用”的基本为动手类课程,技术性强,见效快,“没用”的比如中外美术史和艺术概论等课程相比之下要“艺术”一些,短期内不易见效。这种学习上的偏食有各方面因素,但多少映射出学习目的的实用主义倾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样一个事实:2008年法国巴黎关闭了最后一个教授现实主义绘画技法的画室,也就是说,如今在巴黎要想学习写实绘画已经找不着门了。

表面上看实践性是艺术专业的表征之一,但如果没有理论内核的支撑,到达一定程度后难有突破性的成就。建立在艺术观念更新基础上的艺术风格的探索和创新,是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高等艺术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区别所在,今天这个差别在某些院校已经日趋模糊。大家都知道艺术教育不能止步于实用,但这个共识在现实的窘迫中却已处于尴尬的地位。

尴尬首先来自于生源。对庞大的“艺术类考生”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学习艺术并非天赋和兴趣使然,仅仅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这个事实的后果,是把原本充满乐趣和目标追求的艺术学习变成一个痛苦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目的和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

另一个尴尬来自校园外的“艺术世界”。中国当代艺术真正融入到了大众之中,融入到由画廊、拍卖行、批评家和收藏家共同营造的艺术商业链中,艺术的实用功能被具体发扬到了每一个平方尺。在这样的语境下,一厢情愿地以超功利主义的理想诉求要求学生不仅显得不合时宜,通常也不具备实效性。

但最尴尬的还是大学自身。“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在上世纪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如是说。然而今天的大学在研究高深学问的同时,还承担着提高就业率的任务,并担当由此引起的后续效应,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重点、课时分配的倾斜,以及不可避免的培养目标的实质性改变。而处于这一局面下的教师也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既寄望于学生志存高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设身处地为学生的“稻粱谋”着想并授之以渔,去功利化的艺术理想虽未绝响,却已经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大学自觉模糊了和职业培训所的区别,“研究高深学问”被“找到工作”所取代,这恐怕不仅是蔡元培先生,也是现在的大学校长和老师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社会总就业份额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单独讨论各大学自身的就业率提升,基本不具备实质性意义,因为最终的结果无非是此消彼长,从宏观的维度衡量效益为零。我们有理由怀疑“就业率”至少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研究高深学问”。在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做的也许不是强调就业率,而是鼓励继续深造和充电,既然就业低迷,与其在一条本就不宽的道路上挤,不如养精蓄锐蓄势待发,为长期发展做好准备,比如扩大研究生招生就是一个有效举措。

伴随工业文明发展而来的科技崇拜及工具理性迷信,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冷漠,其后果之一是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弥漫,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的世界”。在这样的风气下,教育的实用化倾向在所难免,并可能发展出好好学习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的观念,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书中自有黄金屋”和“学而优则仕”。

尽管这可能只是一部分学生的真实想法,但不能够也不应该代表一个民族未来的全部理想诉求。我们的大学学府及部门,有责任引导人们超越平庸,否则其后果远非简单的专业人才合格与否所能概括,而是整整一代艺术教育可能的集体平庸。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动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