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毛毛

我小时候最遗憾也最恼火的事就是我爸爸是厂里的政工科长而不是行政科长,因为在分配冰棍这件事情上,是由行政科长说了算的,行政科长的儿子黑皮每次都能比我们吃得多,这让我感觉非常不公平。

我是在工厂里长大的孩子,我家与工厂只有一墙之隔。在夏季,每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一群孩子就簇拥在办公楼的大门前,翘首盼望。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们终于看到送冰棍的三轮车晃晃悠悠地由远而近。装冰棍的大木箱被抬进行政科,黑皮的爸爸就很威风地大声吆喝:“排队,排队,让车间的同志先领,科室的等一会。”说着就打开箱盖,掀开盖在上面的小棉被,一股凉意在房间里弥漫开来,而我的口水立马涌出,就像螃蟹吐沫似的,发出轻微的咕咕声。

冰棍是厂里发给职工的防暑降温用品,一人两根,我们不是职工,但我们是职工的子女,没有哪一个职工会把冰棍吃掉而不给子女的。现在想来,整个夏天,我的父亲根本就没尝过冰棍的滋味。每次当他们科室的昂叔叔拿着草帽来领冰棍的时候,我就会扑到他身边冲他喊:“我爸爸的给我。”昂叔叔说:“好好好,你拿去,你拿去。”有时候会很走运,因为他的女儿小燕没跟他来厂里,他就会说:“我的也拿去。”有的时候会更走运,因为会碰到一位漂亮的阿姨莫名其妙地塞给你一根。拿到冰棍后,我会到一个角落里,飞快地把它们吃掉,我从来就没有过慢慢地把冰棍吸完的记忆,我总是三五口就把它们干掉,然后摸着冰冰凉的肚皮,找其他的伙伴们,询问他们吃了几根,如果他们吃得比我多,我就会很沮丧,如果他们吃得比我少,我就会嘲笑他们。

我爸爸所在的工厂不大,在发冰棍这件事上显得很不大气,而我母亲所在的工厂就不同了,那是个有几千人的大厂,他们不在冷饮厂购买冷饮,而是自己办了个冷饮厂,自己做冰棍。他们给职工发票,让他们自己拿票去领。我母亲所在的工厂离家远,她是没办法用普通的方式将冰棍拿回家的。她的方式是将若干天的票攒起来,一次性领取,然后装在热水瓶里,拎回家。那时的冰棍比较苗条,不像现在的胖而宽,剥去包装纸,正好可以塞进去,虽然倒出来有点麻烦,但我总是有办法把它们搞出来。热水瓶能装冰棍,而且它还能长时间不化,我那时感觉神奇得不得了。当我母亲将一整瓶的冰棍拎回家时,那就是吃冰棍的盛宴了,那时候我总是飞快地吃掉几根后,然后用一种比较奢侈的方式吃。我拿几根冰棍出来,放进碗里,看着它们慢慢融化,化一点我就喝一点,喝完了再等着它们化,化了再喝一点……这个过程让我感到非常有乐趣,那时候我相信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香蕉冰、豆沙冰、牛奶冰,那时候的冰棍只有这三种,按市场价,它们的价格分别是三分钱、四分钱、五分钱,我当时最喜欢的是最便宜的香蕉冰,因为它化得快,冰凉的感觉也来得最直接。

我现在除了喝冰啤酒之外,对任何冰的东西都不碰,但我却非常喜欢吃冰棍的孩子,我对他们急吼吼的馋相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欣赏。我喜欢看他们吃下冷饮后那种略带痴迷、心满意足的样子,在那样的表情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看到了我遗失在时光深处的那些简单的幸福和单纯的快乐,我多么想把它们再找寻回来。我总是很大方地替孩子们埋单,便宜的一二块的,贵的十几二十块的,只要他们愿意,我这个抠门的人都照掏不误。对于一些懂事的想替我省钱的孩子,我甚至会批评他们。儿童年代,还有什么比冷饮更美妙的东西呢?不吃冷饮,童年过得又有什么意义呢?

棒棒摘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