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丽君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到1966年文革前的这17年间，是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自觉而全身心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中的年代。在那种特定文化背景中，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及时、有效而准确地呈现并表述了女性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的诉求。本文试从对女性“半边天”的内涵解析和女性意识来论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女性形象，“半边天”，女性意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到1966年文革前的这17年间，是中国人民充满信心、理想、想象和期待的年代；这是一个“纯真年代”，是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自觉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中的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中国男人对中国妇女的最高赞誉。中国电影也不甘落后，以崭新的视角将“半边天”推向银幕，为中国主流政治和百姓塑造出了众多“半边天”女性典型形象。在那种特定文化实践中，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及时、有效而准确地呈现并表述了女性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政治的诉求，女性意识淹没在时代大潮中，体现了女性的现实与文化悖论。

一、“半边天”的困惑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措施，当代中国妇女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选举权，男女同工同酬，并拥有缔结或解除婚约等权利，这确乎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所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看似男女平等，但却是对男性、女性问的对立与差异的抹煞与取消，在“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的口号下，这一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在那百废待兴的时代中，革命高于一切，人以阶级分不以男女论，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文化革命被淹没在政治需要中了。在为强有力的政权所支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一切女性的苦难、反抗、挣扎和女性的自觉与内省，都成为旧中国的特定存在。任何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对女性问题的提出与探讨，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和异端，是要坚决打击和镇压的。因此，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妇女”，无论是战场上的“革命英雄”，还是建设祖国的“劳动模范”，她们的身份是以阶级而不是以性别来界定的。在这种高度政治象征化的革命经典叙事中，一个个“新女性”形象登台亮相，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翻身获救，“当家做主”的女战士、女英雄；二是劳动大军中的“铁姑娘”、女劳模。新中国最早的电影作品前者典型如《白毛女》(1950年)和《中华女儿》(195(1年)等；后者典型如《李双双》(1962)和《马兰花开》(1956年)等。

《白毛女》叙述了喜儿被地主黄世仁迫害逃到了深山老林中，最后由昔日的恋人、儿时的伙伴，做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大春把她从潮湿阴暗的山洞解救出来，引领她走向光明幸福的新生活。正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中华女儿》这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描述了在1936年的东北，年轻寡妇胡秀芝为夫报仇，参加了抗日联军，被锻炼成一名刚强的战士。在一次完成炸毁敌军列车的任务后，为牵制敌人而把他们吸引到牡丹江畔，在日军重重围困下，弹尽粮绝的胡秀芝和她的七个姊妹视死如归，沉没在牡丹江中。这些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在旧中国注定历经苦难，遭受侮辱与迫害，直到一个男性权威者将她们救出苦海。她们在一个历史夹缝中获得某种精神性别，享有一个解放的妇女、一个新女性的自由与权力。为了新生而再度奉献，她们又将成为一个巨大群体中非性别化的一员，一个消融在群体中的个体而成长，凸显为一个“女”英雄。此类革命经典叙事模式，在其不断的演进过程中，发展为一个不知性别为何物的女性的政治与社会象征，她们不是作为女人，而是作为战士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或者说是无差别的地位。“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阈之外。”

解放的中国妇女，在一个以男权为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承受着新的无名、无语的重负，只注重妇女在现实中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上的解放，从不涉及形而上意识和人本问题层面的关注。。妇女在“新生活”中承受着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面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献身于社会。努力支撑着她们的“半边天”；另一面又不能推诿地承担著女性的传统角色。“十七年”电影中很多女性形象都打上了这一标签，电影《李双双》(1962)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农村妇女李双双不顾丈夫阻挠，带头参加集体劳动，被选为妇女队长。她正直、大公无私，敢于批评个别社员的损公肥私行为，敢于同丈夫的夫权思想进行斗争，可谓是“铁胳膊、铁腿、铁肩膀”的“铁姑娘”。再如《马兰花开》(1956年)中秦怡扮演的女推土机驾驶员，一位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女性。这位片中惟一的主角，以完全男性化的标准要求自己克服一切障碍顶起“半边天”的角色，而片中男性则被塑造成女性解放的父权障碍。两部电影中的女性看似漠视夫权、父权，并与之作斗争，实质是为那个时代建设的大环境造言造势：在劳动大军中是不应分男女的，女人该走出家门承当“半边天”的作用。这一举措，就形式看起来是“绝对”平等了，然而未能从女人的立场去审视其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想做什么，女性只需要扮演好社会赋予女人的被规定好的角色，其实不过是从小家庭男性的附属变成了大家庭男权的附庸。女性在外要顶着“半边天”，在家又不能失去自己的性别意识。因此《马兰花开》中，导演着力表现出马兰开始之所以拒绝在家喂养孩子，是因为她认为家里已经有婆婆来照顾孩子，她并没有对母性背叛。在电影的结尾，便浓墨重彩地展现马兰作为母亲的母性。从中可以看出女性是难以走出政治与男权预先设置的“围城”，在一种强大的政治潜抑力与整合力的作用下，女性形象的精神性别遭到放逐，“半边天”不过是加在妇女头上的一个美丽的“紧箍咒”。

二、女性意识的消解

女性意识是意识自己是女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在女性本体欲望、女性自我生命体验中，所表达和体现的女性自我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等方面的诉求。但在“十七年”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在政治意识的决策和男性权威话语下，女性缺少独立思想、独立行为、独立追求，失去了女性本有的性别意识。女性精神受到挤压，无以言状，致使女性意识迷失在男权预先设置的话语中了。这是当代中国妇女所遭遇的现实与文化困境，一种逻辑谬误，一个颇为荒诞的怪圈与悖论。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国女性艺术形象始终围绕着男性话语转圈，妇女艺术创造对男性话语的习惯和依赖，也常使女导演对自己的处境和自我意识无知无觉。“十七年”中的主流电影或艺术电影的女制作者，却常是成功的

“男性扮演者”，“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公开地或间接地表示她们对女性主题、女性电影的漠视或轻蔑，以至于我们无法根据她们的影片来判断其制作者的性别。”在男权社会里，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观看的快感在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发生分裂。女性在这种长期的熏染中，虽为制作者但也常陷入此种囹固，不自觉地妥协，将女性形象打造为男性所需要的审美对象，以满足做决定的男性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性形体上和传统的角色中。女性在被观看和展示中，其强烈的视觉和色情冲击被编码，而成为男性经典的审美对象。王萍堪称当代中国女导演的先驱者与代表人物，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女导演，也是“十七年”电影创作中惟一的女导演。她虽有“艺术风格以自然、细腻、抒情而著称，主调明朗，意境委婉优雅而不失纤巧”。的美誉，但事实上，在王萍的影片中，制作者的性别特征也只有通过导演的“签字”、署名才能被指认。王萍影片的基本特色不过又是政治工具舆论的社会呈现，满足社会主义现实艺术感召力的功用，体现男权视觉审美的需要。其代表作《柳堡的故事》(1957)《永不消失的电波》(1958年)、《槐树庄》(1962年)、《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中的女性形象视为有力的佐证。以《柳堡的故事》中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这一形象来说，陶玉玲以其东方式的秀媚、柔婉，将二妹子这一角色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表现得细腻动人、清新可感，扣动了那个年代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弦。影片末尾的时候，二妹子等到了她的哥哥副班长，这份守望终成正果。影片上映后，二妹子陶玉玲成为一个时代的美丽与情感的不能言宣的象征，也成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男观众的审美典范和“红色恋人”。这是男权政治与精神话语赋予中国女性的审美典型形象。劳拉·穆尔维在其《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一文中指出：女人在父权文化中是作为男性的另一个能指，被象征秩序所约束，而男人在这一秩序中可以通过那强加于沉默的女人形象的言语命令生活于他的幻想和沉迷之外，而女人却依然被束缚在作为意义的承担者而不是制造者的位置。如果说二妹子所体现的价值是女主人公所挑起或所代表的东西，不如蜕是她在男权社会中所激发出的爱或恐惧赋予男人以幻象而感到快慰。女人自身被裹挟在男权话语中，没有丝毫的重要性，女性的自我意识被消解，悄然失落于男权政治世界中。

在“十七年”从无到有、渐趋完善的革命经典电影形态中，已经在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其一套严密的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中，建立了特定的欲望的目光，一种由强有力的父权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叙事形态。此方向更多的是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

“十七年”几乎每一部电影的女性解放都是有一个决策英明的领导作为后盾。例如电影《秘密图纸》(1965年)中，田华扮演的女性侦察员石云，虽然沉着干练，机警过人，但却以侦察失败告终。而在其丈夫(王心刚扮演的方亮)和另外一位男性决策者丁局长的帮助下，得以取得斗争的胜利。可见导演对于女性的领导、控制能力是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更有甚者，当石云认识到错误，脑海里出现的是毛泽东语录的时候，茅塞顿开，计上心头。此种父权认同可谓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报效祖国占据了女性生命的全部，公开的与潜在的性别双重标准，造成了女性意识内心体验的分裂与冲突，从而降低了女性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淹没了女性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