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1911年,清帝国灭亡,在商业世界引起的一个连锁效应,是“天下第一商帮”晋商的“殉葬”。

山西商人从明朝中叶起就以善于经营而崛起,他们在中国北方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控制了绸缎、茶叶贸易。而他们最大的商业模式创新发生在1823年,在山西平遥县,一个叫雷履泰的人发明了“通汇通兑”的票号模式。在当年的贸易往来中,商人们遇到的最头痛的难题是异地汇兑,十万两白银的重量就有2.5吨,往来搬运,不但费用高而且风险很大,这一直是商业贸易最棘手的难题,因此催生了两大“衍生行业”,一是押钱的镖局,二是各地的劫匪。雷履泰原本是一家颜料行的掌柜,他发明了“汇银于此,取银于彼”的汇兑模式,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汇票防伪办法,能够保证异地兑换的安全性。他将颜料行改成了票号,起名为“日升昌”,挂出的牌匾就是4个字“汇通天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日升昌在国内主要城市开出35家分号,形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汇兑金融网络。受其启发,山西商人纷纷涉足票号业,有清一代,全国共有知名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开,仅平遥、太谷、祁县三地就占了41家,日升昌所在的平遥县城西大街上,一度比肩林立了十多家票号总部,堪比后来的纽约华尔街。因为汇兑灵活,诚信可靠,连朝廷的官银和王公贵族的存款也大多托付于山西票号,可以说,晋商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他们也因此成为富甲天下的第一商帮。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在经过山西时,山西票商盛情接待,还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所有花销,日升昌因此还得了一块“急公好义”的御匾。然而,战乱给票商造成了惨重损失,京城一带的山西票号分号被抢劫一空,账本被烧。王公官吏们带着存折或银票逃到山西,要求兑现银钱,票号东家们挖出自己窖藏的银子,咬牙兑付。20世纪最初的10年,帝国摇摇欲坠,与之关系密切的票号也病入膏肓,时局稳定时,生意尚可一做,一旦战乱,票号首先遭殃。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地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仅日升昌在京都等5个城市被抢的银子和财物就达15万多两。天下更易后,清政府所欠的巨额债务无人承揽,票号遭到灭顶之灾,据计算,晋商因中央财政破产而造成的损失超过1200万两白银。更致命的是,票号模式受到了新兴的商业银行的挑战。一些先觉的票号掌柜曾经商议将票号改组为银行,但是,乱局之下重组无术。1913年,在袁世凯政府财政部的牵线下,山西票号提出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作为本金,以重组票号体系,但终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绝借款。这一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100多万两白银,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各地军阀更是摧逼甚急,广西军政府端着步枪冲进日升昌的票号,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描述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晋商“殉葬”后,中国的金融中心南移至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7万银元,职工只有8人,总经理是34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陈光甫,他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一千元还是一百元,我们都要热情接待。”陈说,“你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陈光甫办的不是第一家民资银行,但却是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在之前,所有的票号、银行均将揽资对象定位于政府、企业和有钱人,陈光甫却把目光对准了普通市民,他破天荒地推出了“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里开户,商业储蓄银行因此被同行讥笑为“一元银行”,但是,正是这种平民理念让陈光甫别开天地。他将西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逐步引入中国金融业,先后开创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储蓄种类。同时,他还善于从国人的消费中发现外资银行无法看到的商机,中国人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有送礼的习惯,商业储蓄银行因此发行了红色、素色两种礼券,专门用于馈赠。在后来的20多年里,陈光甫先后在国内开了80多个分行,还在美国、英国设立分支机构,俨然成为最重要的民资银行。

从雷履泰到陈光甫,中国金融业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