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章 张勇玲

叙事自古以来皆有。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于中国文学研究则是从西方引进这一理论与方法的事情。近20年以来，许多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理论介绍与运用叙事学理论和方法于研究实践方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为这一理论与方法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站稳脚跟并逐步走向成熟应用，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叙事方式以及研究文学叙事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基本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例如，叙事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叙事?如何进行有效的叙事?叙事与人的生命的呈现有关系吗?叙事仅仅是工具性或技术性的，抑或具有价值内涵?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诸如现代作家有无独特的叙事诗学及其实践?他们的诗学实践对于中国传统诗学有哪些创造性突破?他们吸收了古今中外哪些叙事资源?又是如何将这些资源创造性地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客观讲，许多学者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认识，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多的涉及。不过，整体上理论的自觉还是不够，这是至今没有建构起能有效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原因所在。不可否认，许多研究者已经或正在为此而努力，并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践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8年版)就是其中的一种。作者在此书的“引言”中表达了研究现代小说叙事诗学践行的目的与进入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中国现代叙事诗学践行方法与成果的提炼，形成各个具体的叙事‘典律，并不断地与现代创作对话，检验其普泛性与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期以时日，进行融会贯通，开辟一条从‘诗学践行出发而后建构‘践行诗学的通途。目前我所提供的研究成果，都是‘诗学践行阶段的形而下的实践及部分‘典律的总结。披沙拣金，如何提纯或者说提纯到何等地步，还得经受学界的检验。其与形而上的中国现代叙事诗学尚有距离，但能给纯粹的诗学理论探讨提供初选的诗学原料与工作平台，于愿已足”(引自该书第2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作者非常谦虚。虽然他并不奢望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学相一致的叙事诗学理论体系，也没企图总结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诗学践行的有效范式，但他的工作和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重要的，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其贡献是明显的，为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叙事诗学实践走向深人取得应有的深度，提供了有价值的方式，为建立中国现代叙事诗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启迪。大体而言，其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回到语言本体与文本细读

文学叙事的核心和基础是语言。语言不仅是工具性的也是价值的，因此，回到语言问题，进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诗学实践研究，算是真正抓住了根本。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对语言是比较忽视的，包括笔者在内，重视文学思想内容的研究而不大重视语言研究，成为相当普遍的情形。即使从语言人手研究，多数并未将语言作为文学的本体对待，更多是从修辞学意义上进人，将语言主要视为作家艺术方式或艺术特点之一种。自叙事学和新批评方法引进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形有了较多改变。与语言的关系开始紧密，着眼作家作品的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事文体、语言与内容意义的联系等方面的论著日渐增多，尤以诗歌研究最为显著，小说领域的研究当然也有不俗的表现。但由于小说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且长期形成的研究路数和研究者语言学理论、知识与方法掌握的不足。使得将语言作为本体进入文学具有更高的难度，所以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依然屈指可数，徐的成果理当成为其中之一，他具有了相当的使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研究进入语言本体的理论的自览“我们的文学研究，比之西方的‘语言学转向而后走向‘文化转向，中间缺失、跳过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今天的文化转向是有必要的，但一个民族在一个世纪里语言有了最重大的变动，而研究给了它最少的注意．这样的研究格局竟有点荒唐的意味了。所以我们要整理、研究现代白话这个传统，继承这个传统，在传统中创新”(第46页)。

语言的敏感与自觉必须建立在对语言历史和现实深入理解认识、把握特征的基础之上，“从语言开始”(第4页)是徐进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叙事诗学践行研究的逻辑起点。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对扬州评话表演艺术家王少堂的代表作即被人们称为“王派《水浒》的口头表演艺术发生了浓厚兴趣，并花力气做了研究，其成果《从王派(水浒)看扬州评话的艺术形态特征》获得了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这是徐对文学叙事语言艺术发生兴趣的真正开端，也是他埋头进入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诗学实践研究的前奏。为了真正把握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诗学的语言特质，他回到宋代以降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之中，希望通过对古代白话小说叙事艺术及其语言特质、语用方式的认识，为认识理解并把握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叙事诗学的现代品格奠定历史的合理基础。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学术性的命题：古代白话小说韵文系统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消失。他认为，古代白话小说中章回、韵文、诗词赋赞等的运用以及这些在现代白话小说中消失“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因为“现代白话的语言张力的增强”，“获得了传统白话不具备的意义包容与承载能力”，“足以替代诗词赋赞的功能”(第31页)。整体讲，这一判断是对的。古代白话是与韵文、文言混杂的语言系统，没有严格的语法系统和高度的形式化，单音节词是其主要的词汇特征，所以在指称命名事物的多样性，清晰完整富有逻辑性表达思想的直接性，全方位表现人的情感的丰富性，确实存在语言张力不强，意义包容与承载能力有所不足的问题，而现代白话正如作者所言，借助“欧化”建立了语法和形式化的格局，“完成了语言‘弹性的塑造”，也就“自然能够驾驭对生活全面深入的叙述”，“不再需要韵文与散文的交错使用．不需要文言的诗词赋赞来弥补表达的不足”就成为现实(第33页)。但是，这一对古代白话特征的判断有些不准，对文言而言更有局限。传统语言系统尤其是文言的显著特征是弹性张力过大，意义包容性强。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特征造成了理解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很容易形成对所指理解的歧义。正是张力和弹性太大，描情状物，指称命名的能力有所不逮。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指出古代白话语言系统“意义包容与承载能力”不强，才有了说服力。这并不影响徐著在整体上对现代白话的特征的理解与概括的价值。他对现代白话小说语言特点的把握就具有相当的准确性且富有深度。他认为，古代小说中的白话源于俗语，“它以声音为中心，不是由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笔下解放出来的。而现代白话散文是从古文和诗词中解放出来的，从西语中吸纳句式结构锻造成型，它的诞生是中西文化熔铸的结果，与起源于说话人的通俗语言有质的不同”。另外，“古代小说中的白话是现成的，叙述者的主体观念也往往是现成的，不脱陈陈相因”。而现代白话是审美的、虚构的、真正个性化、书面化的语言，包含个人情感方式与生命判断-语言运用就是一个思想创造的过程”(第32页)，它打破了“传统白话

语言方式，适度地与声音脱离，使白话进入‘文字中心，开辟一个充满张力的白话‘文字场”(第40页)。根据基本的判断，徐从语用角度概括出现代白话言语方式对小说叙事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提供了一种个性化的言语方式”，成就了“一种‘非中性语言”，即作家叙事语言具有了鲜明的主体倾向，。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展示与对话”(第45页)。所以，中国现代小说家给人们展现出了真正意义的叙事语言风格多样化的画卷：“鲁迅的‘沉默／爆发的言语模式的建构基本决定了他的‘呐喊文本结构，叶圣陶以其谨细的文章脉络规约旧派小说的松散言语方式。郁达夫倾诉着自叙传方式的感伤的主观化言语，老舍以西方语言的句式和谐地包容、拓展中国人的口头表达，将一般叙述中只是作为对话引语的口头言语方式建构成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叙述／描述语言；茅盾则建立了一种标准化的畅达的书面表达方式；沈从文的言语方式则近乎纯文字化，对话也不在符合口头习惯上下工夫却将它作为文章机构的关键处理，穆时英的‘语言呐喊不流于混乱，却是以有规则的形式将眩惑的意识状态展现出来；赵树理建立了一个最纯粹的‘声音场，他的言语方式视接受目标为最高价值规约，很大程度上将语言的螺旋弹性拉成直线状态……”(第42页)。概括相当准确，没有对作家创造的文本的认真研读和对语言的敏锐把握，是很难达到这种境界的。

事实上，作者的种种判断与结论都基于对文本的细读。作者曾师从曾华鹏、范伯群先生，强调文本研读重视从文本中获取研究的材料是两位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文本研读的严格训练以及养成的良好的从文本出发的治学习惯，使其具有坚实的文本细读的功底，这在此书中表现十分明显。作者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学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系统”，“必须结合具体文本的‘细读来完成对它的‘发明”(第5页)。作者为自己确立了细读的基本原则，“尊重作家作品，联系现实语境”，既要学习吸收新批评的细读的方法，又要避免离开作家“唯文本说话的方式”(第95页)，同时必须注重“小说家们所处的现代生活语境决定着他们的创造与社会时代的对话关系”(第96页)。以这一原则出发，作者细读了以经典作家为主的一系列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老舍的《离婚》、《骆驼样子》及其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等。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家及其代表作进行细读，主要取决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诗学建构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鲁迅现代小说叙事的“文章”方法，茅盾“充分现代化的叙事”的“分析性叙事”特征，巴金、李劫人“完美融合中西传统”的叙事努力，张恨水“与一般新文学小说家的叙事方式形成了诗学价值取向上的对话”性，老合的“一个心灵、人事关系的复杂建构”的叙事模式，在徐著中，都得到了有深度的分析与总结。他的细读，诚如他自己所说：“不是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切人，而是以几个并不显眼的词语为关键，确立这样的关键词，挖掘其中的意蕴，是真正的抓住文本的细读方式。读经典文本，必须由字词而章句、再涉及全篇，这样的方式是不可或缺的”(第94页)。他对《狂人日记》“沉默／爆发”的语言构架为基础的文本结构的语言分析。对《阿Q正传》的“文章”性以及此小说“序”的“与历史叙事的对话及文本间性”的特征的讨论、文本中有关阿Q“十分得意”“九分得意”、“四个萝卜”“三个萝卜”的研读，对《子夜》第一章动词意义的咀嚼和逐章发明茅盾“分析性叙事”的文字，皆是非常出彩的细读范例，为以语言切入进行文学文本细读开阔了思路，提供了诸多启示。

进入叙事诗学的生命场域

人类的世界是人的生命存在与呈现的世界，人类社会的一切都不过是人生命本质的展开或外化。诗学说到底是人的诗学或表现人的诗学，叙事自然是人的叙事或对人的叙事，这一切都无法离开人类生命而发生、存在。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诗学与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场域的内在深刻关系，实在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尤其是把现代小说白话叙事的语义逻辑与生命场域联系起来，形成现代小说叙事诗学研究的独特路径，无论是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价值，还是建立现代小说叙事诗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架构，学术意义非常明显。

作者开宗明义指出了研究现代白话小说叙事诗学的生命基础。他认为，“现代白话小说叙述现代人的生命，白话语言与现代个人的生命在叙事作品中呈现关联，呈现为现代白话的语义逻辑和人的生命场域的关系，用白话语言叙述的现代小说，在个人生命之外的一个着重点就是表现其虚构世界里的社会关系，所以也必须论证现代小说叙事的语言逻辑与人物关系的一致性”(第10页)，“这个世界里的人物的生命意趣和语言的生命力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在现代主体的反思观照中形成意涵丰富的语言句式，并作为叙事逻辑框架统率整个叙述，构成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特质”(第11页)。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把文学与人生、与人的生命价值结合起来，并且在高度自觉中实现生命与语言的水乳交融”(第48页)是鲁迅、老合、张爱玲等作家的杰出贡献，而取得这样的成就根本在于现代文学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由于“为圣贤立言”、“文以载道”、“止乎礼义”的价值取向，使作者总是具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教化的优越感，居高临下成为语言的重要特征，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当然不够。到了现代鲁迅等作家的笔下，对叙述对象生命的理解与尊重成为他们的鲜明态度，语言自然也就有了极大区别。

作者主要从“语义逻辑和生命场域”、“语言逻辑与人物关系”两个方面揭示了现代小说叙事诗学中的语言与生命场域的内在联系。在讨论“语义逻辑和生命场域”问题时，作者引入了“时间”范畴，把语义逻辑、生命场域和时间结合起来，从而突出了现代叙事诗学的生命存在的“时间性”。作者认识到，现代叙事诗学与古代相比，显著的区别不仅在于对生命的态度也在于生命场域的时间呈现的差异。他认为：“现代白话具有前所未有的时间指向，人物生命往往被过去、现在、未来的语言标志切分成不同的场域，而这些既‘断且‘续的场域形成对话、互动或相互制约的关系。生命在语言中所呈现的张扬与衰微，这些状态在特殊作家与作品中的异样呈现风格，共同构成了现代白话在小说叙事过程中的千姿百态。整理与表述人物的生命历史，承受与感悟语言对象，在意识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综融中完成叙述与接受的互动，这就是现代白话叙事区别于口耳直接接受的传统评书式白话语言的复杂之处。”因而“由叙述者审视一个人的生命的全过程，并决定其叙述安排，则是新文学开始以后的现代叙事者的擅长”。正因为如此，在语言的选择与运用上，“现代小说大师们善于用简单的陈述或连贯的句群，将叙述对象在不同生命场域中的变化作逻辑安排。这些场域的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时间”(第48页)。

于是，作者选取了鲁迅、老舍、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证明自己的结论。《在酒楼上》是鲁迅的重要作品之一。“鲁迅以其‘深切的体验去开掘小说人物的生命场域，并赋予这种场域‘特别的语言意涵”(第48、49页)。通过对鲁迅行文句群和词语语义逻辑的分析，指出了鲁迅“在一个句群中连续地运用层层叠叠的关联词曲折传达‘上下求索的生命语境的语言形式”的独特意义，“这是一个用空间写时间的‘特别的语言方式。一个漫游于不同的空间、穿行于不同的时间，但始终找不到栖止的生命就生活于这样的语言形式中”(第49页)。老舍的《断魂枪》则是“借身份来写生命场域的变化”，“老舍高度浓缩地叙述一代豪杰沙子龙对叱咤风云的往昔的耽恋与对当下生命的无可奈何”(第49页)。徐敏锐地从“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这一简单陈述句尤其是“已”的语义中，读出了小说主人公在镖局与客栈之间生命轨迹的转移和对生命在时间中的感喟，开辟了“一个‘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的生存场域。一个简单句的陈述包容着一种从项羽到现代社会的失意、颓败人的不甘。让所有的虚实过程在这条失意的轨道上有节制地发展，老合呈现出巨大的语言逻辑力量”。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曹七巧的生命场域又有所不同，借一个隐喻来复活曹七巧的一生：“月亮”“铜钱…泪珠”几个看起来缺少直接相关性的意象恰恰是曹七巧生命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是其生命在时间流逝中的隐喻和象征。徐德明正是经过对这几个关键词的深层逻辑联系的分析，不仅指明了曹七巧生命场域的独特性——“这是一个没有多大声息的痛苦与疯狂的生命场域，它在历史时间的迁移中变为陈迹，像古旧的宣纸上的洇痕”，而且准确地把握到了张爱玲的将时间、生命场域、语言高度结合起来的艺术才能：“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中打捞这逐渐湮灭的生命过程，在亘古不变的月光下复原一种生命的影迹，把这个生命与主宰她的金钱力量之间的抗衡、认同过程中的兴奋与痛苦和盘托出，张爱玲找到了表达虚无与实在的最佳隐喻，并成功地以此笼罩整个叙述。时光、金钱、眼泪构成的复合意象把曹七巧生生地从已经逝去的历史中抓了回来”(第51页)。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入辨析，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语言／生命场域／时间”三位一体的诗学特征非常清楚地得到呈现，证明了“语言与叙事对象之间不可离析的特征，而且构成叙事对象的生命场域与时间更是水乳交融”。中国现代小说叙事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诗学特征，在本原的意义上，都源自对生命的关怀，在平等思想基础上的对人的理解、同情与尊重。也正是“这种关怀所涉及的生活的复杂性，自然需要一个富有语义弹性的句式结构来呈现，完整地把握这些人的生命状态，并‘片言居要地用富有逻辑力量的框架性语言装载叙述的意涵。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人的生命的全面关怀的内在张力，决定着现代白话叙事的语言张力”(第52页)。这是富有独特见地的思想，虽然其间的问题还需更深入研究，但理论思考的路线和研究方法的清晰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在讨论“语言逻辑与人物关系”时，徐首先指出了现代白话小说叙事中的人际关系与古代小说主要限于“五伦之内或是亲戚、朋友、街坊间”那种分明关系的差别，从而为现代白话叙述语言的丰富变化的出现，提供了社会的根据。他认为，“从家族、地缘性的人际关系拓展到现代社会的各种宽广、复杂的组织形式，为语言叙述提供了丰富变化的可能，无论是庞大复杂的句群还是最简单的无主句，其意涵空间都非比以往”(第55页)。这一结论，确系真知灼见，决非凭空妄断。《践行》作者以“个别与社会人群的交往”、“表层与隐含逻辑的平行关系”、“内心与外界人群的紧张失衡”三个方面对此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对老合小说《兔》中的“许多人说小陈是个兔子”这一句子人手，分析老舍设定叙事逻辑的的不可改变性，更进一步指明了叙事逻辑的设定与小陈命运的不可分性，论证了这一看似简单直陈句子的丰富内涵：“许多人”与“小陈”关系的实质“是中国社交(娱乐)圈中的人际关系的展示逻辑——众口铄金”(第56页)。在分析个体与外界人群的紧张而引起的内心失衡时，对鲁迅《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分析相当精彩，把握的准确，分析的细腻，联系的深刻，值得称道；鲁迅用简单的片言只语的方式，达到与人物精神逻辑之间高度吻合的能力，以“口语和文绉诌经典的混合语言说话的方式”揭示孔乙己“精神人格的分离痛苦，及其和外界沟通的障碍”的深刻，都得到了有力有理的再现。总之，“现代小说叙事中的语言逻辑就是社会逻辑与人物精神逻辑的互动，是规定着的主人公与其他人物关系展开的意义场域”，“现代语言逻辑规定下的人物关系叙事，其意涵的丰富性已经与古典小说大异其趣，手段的多样化也是明显的。这都是文学的‘现代成就”(第64页)。斯论甚是!

《践行》所取得的成绩其实不仅仅如上述两个方面，对现代小说叙事整合中西资源实践的梳理，用力甚勤，亮点亦多，特别是对老舍、巴金、李劫人等作家的研究，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艺术感知能力。由于篇幅关系，此文没有述评，甚感遗憾。

对问题与不足的思考

学术研究永远是不完美的活动，《践行》一书也不例外。在这里提出一些想法，供徐德明君和读者参考。一，理论建构的自觉性清晰性有所不足。虽然此书作者已表明了不奢望过早进行现代小说叙事诗学理论的建构，但作为读者，拥有希望的权利。其实，徐在理论上不仅有思考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已大量运用了所意识到的理论成果，如回到语言的理论思路，但他没有自觉努力将这些理论与方法明晰为一个系统，因而给读者的感受是，时有理论的火花和理论的新见，可始终没能概括出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来统率内容。我以为，如能将“语言、时间、生命场域”作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思路和架构，并以此为内容体系的贯穿线索，学术理路的清晰与整体一致性效果就会更好，内容的集中性也会更强。二，点到为止的方式影响了研究的深度。无论是在理论的描述概括，还是对文本的细读分析，在局部和片段方面，时时见到思想的深度，但也给人意犹未尽没有继续深入的感觉。就像“语言、时间、生命场域”这一命题、我以为这是徐著提出的最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作者尽管也作了一些有关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论思考，也论述到了为什么要以这些命题进入现代小说叙事研究的理由，但没有真正展开也没有来得及深入就打住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展开和深入的重要问题，也许是认识和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途径，如果作者再进一步，理论的价值就会得到较充分的展现。三，在叙事资源的梳理方面，作者功不可没。但有些问题是可以提出来讨论也应在研究中不可或缺。现代作家在接受西方和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出发点、吸收和转化的特点、是整体还是局部以及为什么在叙事中选择此或彼的原因、整合中西叙事资源在不同作家那里的程度和深层根据等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作者在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但整体上重视不够。在分析传统与现代叙事方式与观念之间的差别时，观点几乎都可成立，但具体的分析论证往往是概括式的，原因的追问不足，学术的说服力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指出这些问题，可能过于苛刻，笔者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学术能力，之所以提出来，一是希望作者以后的研究成果能给读者更多的学术惊喜，二是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些领域，使中国现代文学叙事诗学研究走向更为深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