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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阐释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李先国

内容提要:当前存在的五种文学阅读阐释观念的偏颇导致当代文学研究缺乏经典的阐释,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朱自清当年的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为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这种方法正可以纠正当前的阅读阐释观念的偏颇。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的文学阅读阐释观念存在偏颇,使得当代文学研究虽然热闹,实际上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模糊,离文本越来越远,也离当代文学的现实越来越远。从而对不乏优秀的当代文学缺少经典的阐释,导致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还处在一种不自觉的无序状态。这五种文学阅读阐释观念是:

一是看。在汉语中经常说“看书”。也许我们可以把阅读文本当作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美好前提。但不幸的是,这里的看书,不是古典语境中的“阅”、“批阅”等,而是浏览,是快速阅读。我们很容易想到英语中的“read”,当代文学研究的“看”不是“read”、“review”,而是“look”、“browse”是只在表面漂浮的快速浏览,看不到文本的思想情感内容,领略不到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匆匆忙忙在为自己建构的文学史寻找一个例证,为自己的宏大叙事提供一个自以为是的注脚。曾经有人讽刺说,谁写了文学史,谁就可以进入文学史。许多人为能进入文学史趋之若骛,所以我们今天可队看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繁荣。但仔细一想有几本是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的教材?有几个真正描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真实轨迹?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许多豆渣堆砌在那里怎么能让当代文学的大厦基础稳固?

二是消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物质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生产与消费的观念也日益进入文化领域,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被人们纳入研究视野。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ard)在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变化的三个阶段即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个阶段,那就是消费社会阶段。消费,就是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在英语中对应的是Consume。许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士承认当下是一个消费时代。然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费时代的文学究竟是什么,消费时代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化批评者们迫不及待地想一领风骚。其实,文化批评不过是一种消费的文学阐释观念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文化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放弃了对文本的仔细解读,甚至脱离文本而宏论人类文化现象,其中商品化的气息甚嚣尘上。我们承认这对开拓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是有功绩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此种现实:一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导致了文学艺术意义的减弱,尤其是教育意义的衰减;二是在刺激消费过程中,其它领域对文学艺术的借用或利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方面使文学艺术的“诗意”泛化了,似乎人人能诗,人人能言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削减了文学艺术的感染力。若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角度来说,也毫无益处。本来,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阐释产生了太多的泡沫,当代文学的研究到目前则还没有与现代文学脱离干系。许多人参加的是现当代文学队伍,但实际上从事的还是现代文学研究,这些人有时候打心眼里还瞧不起当代文学研究。另有些人主张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批评。但目前的文学批评有点走火人魔,像文化批评这样不针对文学,其研究成果无疑是欲将当代文学学科置于空中楼阁。

三是接受。若说解读文本,接受美学是一个急先锋。20世纪70年代,由于沃·伊瑟尔和罗伯特·尧斯理论的带动,接受理论开始在德国发展起来——这种理论在许多时候被称之为接受美学。尧斯理论之中的核心范畴“期待视野”脱胎于海德格尔的“前结构”和伽达默尔的“视野”。尧斯观察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非一成不变。期待视野的形成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各个时代的读者拥有参差不齐的理解水平。这必然导致了一个后果——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部作品可能呈现不同的意义。召唤结构、潜文本、流动视点、隐在读者均是伊瑟尔围绕文本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伊瑟尔认为,文学研究应该集中于三个问题之上:一、作品的本文是如何被接受的,二、驾驭接受活动的本文结构是什么;三、文学作品的本文在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中具有何种功能。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学作品如何调动读者的能动作用,使其对本文中描述的事件进行个陛的加工。在伊瑟尔看来,文本必须提供一个基本的结构,这些基本结构的内部存在众多的空隙。阅读的乐趣之一就是,发现种种隐秘的联系从而填满这些空隙。这些联系可能是形象之间的、情节之间的、人物之间的,甚至不同的叙事范围之间的,如此等等。自然,对于文本空白的填充是一个反复的动态过程。

接受,现代汉语的解释就是:对事物容纳而不拒绝。英语中可能是一些动词,Accept,take,embrace,receive等。顾名思义,接受美学是以读者的接受作为文学考察的重点的。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学者虽然接受伊瑟尔和尧斯的理论出发点不同,但他们都对读者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当代文学研究来运用接受美学观念时,除了启示我们要发挥解读作品的能动性外,也面临着一个解读没有统一标准或者不能确立解读权威的尴尬——这一方面是宽容,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科面目不明晰的不负责任。因为这种解读势必造成当代文学研究虽然出了许多论文论著,但自说自话的太多。

四是鉴赏。早在1930年,上海中华书店就出版了孙俍工翻译的《文艺鉴赏论》。今天文艺鉴赏论已然构成文艺理论的五大基本范畴之一。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只有建立在文艺鉴赏基础上的文艺批评,才能真正揭示文学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的思想意义,体会文学形象的生动、真实和艺术魅力,领会艺术意境的无言之美,从而作出正确全面的文艺批评。在这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此处的鉴赏可以指文学阅读,但还不是文学研究的阅读,批评也只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二是,鉴赏这个词本身就有点吓人:对人和物的优缺点、真伪鉴别确定。Identify,authenticate,determine这些单词莫不有“鉴定”的意思。文学研究中的考据派是十分推崇这种观念的,毕竟以前的文学都要经过有文化的士大夫们之手。这种做法无疑将文学放在一个神圣乃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通老百姓的文学不能纳入其视野,一般人也不能随便进入这种只有专家才能进入的研究队伍。文学和文学研究由此少了一种生气,反而被弄得神神秘秘。某些单纯的庙堂文学意识、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文学话语将本来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弄得暮气沉沉。

五是欣赏。文学欣赏本来是蛮美好的事情。多年以来,文学史写作中,“史”的观念的东西太多,而审美的东西太少,导致审美贫乏症,加强审美体验和审美感悟、深人品味作品是应该的。所谓欣赏,现代汉语的解释就是: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趣味;认为好,喜欢。中国当代文学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确实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让读者

们可以尽享文学的美,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评论作品的文章发出的由衷的赞叹。但光有欣赏显然是不够的。且不说有些评论文章的言不由衷,那些确实由衷的赞叹也可能看不到其所赞对象的不美之处或低级趣味。另一方面,美与丑同在,黑暗与光明相并,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与不优秀的文学作品相比较而凸现出来的。这就需要研究者一种细细咀嚼去粗取精的精神。所以,当代文学研究需要欣赏,而且这种来自各行各业各种层次的欣赏也会鼓舞作者,但,进行当代文学研究,光有欣赏是不够的。因为,学科建设毕竟是一种理智行为,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最终需要排除个人的主观的爱憎好恶。

“文革”之前,构成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作品论和作家论,而从历史的和美学的角度对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的力度明显不够,从理论上对现当代文学进行的概括和升华有待提高。本来,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当时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活跃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冲破了不少过去在“左”倾思潮钳制下的许多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在理论思维和审美意识方面形成了一种崭新的风气。但正如福柯所言:“人们已习惯于沿着逆向的路线对前事追本溯源,习惯于重构历史传统,习惯于沿着进化的曲线前行,习惯于将目的论投射于历史。”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日益成熟,中国现代文学也日益彰显为独立学科,而当代文学的研究不尽如人意。就目前来说,将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合并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显得不合理。林非早在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七届(1986年)年会上的发言指出:编写当代文学通史和各种文体史,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有些人担心当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各自为政,而未能一以贯之地进行,这样就削弱了各自进行研究的深度。正如谢冕所言,“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一种不断的追踪,需要的是投入的精神,等待那些丰富生动的文学现象成为‘历史再对它进行‘冷静的‘总结的研究方式,显然不适合这一学科的特点”。但,也许这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所说:“学院派人士不愿评估当代作家,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或胆怯的缘故。”

这使我们不免想起王瑶和朱自清。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直被看成一个整体,并不存在现、当代文学的划分。当时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外,大多数学者采用的都是“新文学”这一命名。从5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一些学者拟订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到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等老一辈学者撰写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早期“新文学”史,大抵如此。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其实王瑶一生与自己所研究的现代文学在时间上有许多重合之处,也就是说,他与他的研究对象从其年龄来说隔得并不太远。

王瑶的老师朱自清更是如此。他在从事文学创作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同时,对他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新诗杂话》可以说都是他当年研究“当代文学”的成果。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朱自清于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所用的讲课提纲,生前未正式发表,直到1980年才由赵园根据三种原稿本加以整理,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1982年第14辑上,并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8卷。王瑶在它被整理出来后,作了《先驱者的足迹》加以研究介绍。王文认为它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会给人以新的启发。曾华鹏在《朱自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分析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学科意义与研究特点,认为朱自清最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总结,并初步构筑了这门学科的格局和框架,为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徐型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独创性》中认为: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四个方面体现出独创性:第一次把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加以研究;创立了按文体分类研究文学作品的体例;第一次对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重要人物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对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的介绍符合历史真实。徐葆耕在《重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代序>》一文认为朱自清建立的研究范式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影响是明晰可辨的。由朱自清开始的这个新范式在价值理念与技术系统方面至少有五个新特点,第一就是重视当代生活与文学现象的学术价值,这是中国学统中所没有的。另外还有把文体(诗、小说、散文)作为宏观叙述的重要支柱、把历史的宏观描述同对作家及作品的个性化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做到宏观上的开阔,又注意微观上的缜密,等等。

从以上二徐的分析来看,朱自清的“当代文学”研究贯彻着文本研究的方法。笔者在博士论文《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朱自清与西方文艺思想的关系》中详细阐述了朱自清是如何接受英国语义分析学家瑞恰慈及其学生燕卜荪的影响而发展一种细读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方法。朱自清说:“欣赏得从辨别人手,辨别词义、句式、条理、体裁,都是基本。囫囵吞枣的欣赏只是糊涂的爱好,没有什么益处。”对词义、句式、条理、体裁的辨别,显然要包括分析的成分。在另一个地方朱自清说得更直接:“精读得采取分析的态度。词义,句式,声调,论理,段落,全篇主旨,都分析的说明,比较,练习。”

作为对中学国文教学的指导,《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都是朱自清自己细读的结果。我们可以领略一下他的细读精神。

鲁迅的《药》全文大概6000字,朱自清写了一篇14000字的指导大概,详细分析了这篇小说的题旨。围绕对小说题旨的理解,朱自清首先复述了故事的内容,接着介绍了小说的段落结构。然后详细分析了小说的正题旨和副题旨。围绕对小说题旨的理解,又分析了小说的取材,小说取名的含义,以及情节的安排,最后介绍了与亲子之爱相关的鲁迅的其他作品和外国作家的作品。我们今天提到《药》都想到它的细节,这在朱自清文章中已经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例如,朱自清分析华老栓家的穷,朱自清说不等小说第四段“穷人的丛冢”来直接说明,从开始一节里“华老检”这名字,和“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便看出主人公是穷人了。接着又分析他们攒下来用来买人血馒头的钱的来之不易从而显示他们的穷:“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才掏出那包钱。老栓“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后来在等人来交易时,又“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朱自清认为这些都说明他们的钱的来之不易,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儿子的爱。朱自清还通过细节分析说明了华老栓夫妇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康大叔等茶馆里人物的心理的分析也都是通过对人物语言的细致阅读来品味。朱自清甚至认为标题《药》含着三层意思:一

般所谓的药,疑问的药,以及惊叹的药。在今日语文教材或赏析文章中这种细读并不少见,但放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却并不多见。朱自清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根据他的信念,成见,或偏见,就词句的一枝一节联想开去,得到他的结论或创见。这个结论或创见,也许是很高超的修养境界,但和原来的文义是不相干的,这可以称为‘断章取义,却并不是健全的诵读态度。”他的分析完全避免了这种态度。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只是朱自清“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纲要,详细的研究论文与论著因时代的原因与作者的短促生命而未有面世。但通过朱自清1929年3月4日、3月18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0、62期上的《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对当时革命文学的文献搜集正是他上《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课时的一个基础,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可以想像出他的对文本的钻研与重视。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解读现代诗歌的丰硕成果,也是朱自清细读的结果。在《新诗杂话》的《诗与感觉》一文中,朱自清开篇就说,“诗也许比别的文艺形式更依靠想象”,并认为“诗人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反过来,读者读诗也必须能够通过细读作品里所描绘的感觉来想像当时作者的感觉,并由此达到对作者的想像和蕴含其中的情感的理解。通过对卞之琳的《淘气》的解释,朱自清作了一次示范解读。朱自清认为这首十四行体诗是一首情诗,蕴藏在“淘气”这件微琐的事里。他实际上进行了五个层次的解读。第一层从字面上分析“我”用来对付“淘气”的“你”的“八阵图”,其中有游鱼的啮,黄鹂的啄,野蔷薇的牵,白蝴蝶的寻访,渴饮泉水的吻自己。第二层从这个八阵图的布置的主体分析其中含有“我”亲近你的感觉。第三层用陶渊明的《闲情赋》来比附,说明诗中蕴含的“亲近的心”。第四层分析全诗写这种感觉是通过想像游鱼、黄鹂等实现,是“高度的交互错综”。第五层是全诗最后一节也是点题的一节的分析,治别人也治自己,说不清谁淘气,谁胜利。写尽了亲近之人的曲折幽微心理。一首一般人难理解的诗,朱自清用细读去分析其中的丰厚意蕴,而且层层深入,合情合理,足见其高明之处。当然,这并不是细碎的了解,“学生不需要细碎的了解,是的。可分析的了解并不是细碎的,逐词逐句的单调的讲解和抄写,才是细碎的”。仔细体会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的解诗,都是围绕对诗的旨意的理解来分章析句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天不假年,朱自清没有写出他的“当代文学史”,但他的“当代文学”研究无疑是为后来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他之所以能奠定基础,其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又是功不可没的。

朱自清的文本细读给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是摒弃浮躁的快速浏览的阅读阐释观念,将当代文学研究打在深入阅读钻研文本的基础上。

翻开《朱自清全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篇目直接是论“读”的文章。1940年至1941年朱自清与叶圣陶根据中学国文教学课程标准合作写了《精读指导举隅》,期间朱自清还写了《诵读的态度》一文,后来又写了《略读指导举隅》。1943年他写了《朗读与诗》收集在后来的《新诗杂话》里。1946年朱自清接连写了《诵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论诵读》等,收集在《标准与尺度》里。1947年朱自清又写《论百读不厌》、《论朗诵诗》、《美国的朗诵诗》等,收集在《论雅俗共赏》里。

读,是为了理解意义。朱自清多次谈到这一点。在《诵读的态度》中,他引陆九渊《语录》云:“读书固须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他分析指出,“文义”是词句;“意旨”是在所谓“字里行间”,但还从文义来——离开文义,便无意旨可言。朱自清在这里强调,读,是理解作品意义的基础。因为,读的本义就是“抽出意义”。有些白话文有意用说话体,那就应该照话那么“说”。在他看来,白话文需要读的比需要说的多得多,所以读、朗读或诵读更该注重。

陶渊明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在朱自清看来,他是着眼在“心得”或“创见”上,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就是说,不求甚解是反复阅读练习而得到的一种能力。“没有受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训练或是没有下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工夫的人,是不能了解大意的,至少了解不够正确。”当代文学研究也只有在深入阅读钻研文本的基础上才能有的放矢从而作出令人服膺的研究结论。

二是让文学研究回归本身,可以用宽泛的文化观念来批评当代文学,但绝不能将当代文学研究宽泛到文化批评里去。

说到朱自清一生经历的文化运动,没有人怀疑五四以来的文化巨荡。但我们看到朱自清却坚守着文学阵地。在上世纪20年代的俗文化研究高潮中,他也曾参与其中。他曾多次下乡搜集民众文学资料,也写过《(妙峰山圣母灵山签>分析》的文章。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中他实际上也肯定了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的研究工作。但朱自清的成果却又回到文学的文本研究。在1929年4月29日《大公报》之《文学副刊》第六十八期,5月6日第六十九期上,朱自清发表论文《中国近世歌谣叙录》。该文是朱自清为开设“歌谣”课而对中国近代歌谣历史所作的研究。清华大学的1929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后朱自清开设“歌谣”课。编有讲义《歌谣发凡》和参考资料《歌谣》。前者内收《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四章,1931年又增写《歌谣的历史》和《歌谣的修辞》二章,更名《中国歌谣》。浦江清说:“朱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这课程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

因为抗战,30年代是一个高唱文艺大众化的时代。我们尽可以责怪朱自清没有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走在时代的前列,但我们可以看到朱自清作为一个作家和文艺研究者,其研究中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对文学阵地的坚守的特色。如,1933年5月,朱自清作书评《(新诗歌)旬刊》,对《新诗歌》旬刊的第一、二、四期作了评论,着重论述了该刊所载诗歌在文艺大众化、诗歌大众化问题上的得失。读者芙影致书《文学》编辑部,对他在文中提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商榷,朱自清发表了通信《关于“新诗歌”的问题(给芙影的信)》作为回答。作为中国第一个新诗团体——新潮社的诗人,朱自清在抗战的时代主潮中进行的是诗歌规律的探寻。我们并不是鼓吹这种做法。但社会总有分工,一个人坚守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总可以让人宽容地去理解与同情。

40年代,朱自清更是提出了雅俗共赏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也就是现代的立场的观点。他的《低级趣味》、《论严肃》、《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享》等论文让我们看到这种现代的人民的立场的观点的贯彻,但没有一篇是政治

论文,而是从时代角度、从古今贯通的角度深入当代文学批评。所以,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当代的文化批评,但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批评是一种手段,一个过程,而文学的审美规律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不能疏离与放弃的目的。

三是可以理解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多元读者身份,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广泛解读,但解读必须以切合文义为主。

朱自清多次强调:“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断章取义是不顾上下文,不顾全篇,只就一章一句甚至一字推想开去,往往支离破碎,不可究诘。”,朱自清肯定诗多义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并列的,也可以是主从的,但他反对由此导致的见仁见智的漫无边际的理解。他自己解诗时就做到在广泛搜寻多义的基础上严格取合。如解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时原列出六个解释,但认为前三个“不忘本”、“哀其生”、“同类相亲”都可取,第六个“恋故土”与“不忘本”重复,第四个和第五个解作“相见无期”、“身心相托”则“违背古来语例,不足取”“。朱自清在《新诗杂话序》中检讨了以前对四首新诗的误解。在我们看来,朱的“误解”也有道理,这不正是多义解诗的表现吗?而对卞之琳的《白螺壳》,朱自清在《诗与感觉》中分析是一首情诗,而作者却说也象征着人生的理想与现实。朱自清承认:“虽然这首诗的亲密的口气容易教人只想到情诗上去,但‘从爱字到通到哀字,也尽不妨包罗万有。”这不仅说明朱自清并不是有义必收,而是采取在多义中有所取合的解诗态度,而且也体现着他关于取合多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他予以理论概括的:“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的才算数。”从前有些笺注家对一个典故引几种出处以资广证,朱自清认为他们只举其事,不述其义,数量很多但解说过于简略,又未必切合,所以用处不大。

面对诗多义现象,有些人不懂得诗是多义的,坚执一解,另有些人虽然容忍诗义多解但又忽视诗的整体性,造成解诗的模糊含混不得要领。朱自清正是在这两方面防止了片面性,而显示了其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朱自清肯定“诗多义”,但又明确地认为见仁见智的说法是不足为训的,所以他要求自己解诗时“兼采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诗为准”。在解诗时强调把主体创造性与文本客观性结合,把读者的再创造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因而既具审美性又具科学性。

我们知道,瑞恰慈和艾略特是英美新批评两大首脑人物。如果说,在西方,兰色姆是新批评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从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理论洗去了心理学因素,从而把新批评建立在明确的文本中心论基础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完成这一任务的首先是朱自清。他与钱钟书、袁可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的新批评派。当然,朱自清与兰色姆以及后来的新批评的主将阿伦·退特、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等人不同,他并没有完全把批评的视线局限在文本之内,而是在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尊重作品的独立地位。所以他的文本解读不单纯是一种臆测,而是在广泛联系之中根据亲切和切合的原则进行意义的取合。这正是那跟随“作者已死”的倡言从而片面强调读者的解读意义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应学习的。

四是降低姿态,通过文本与作者建立一种平等关系,不把社会历史等某一观念作为评判对象的文艺价值高低的唯一尺度。

在《什么是文学的“生路”?》一文中,朱自清看到了现代的文人与古代的文人的不同之处,以及现代文人何以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的原因:“古代的文人能够代诉民间疾苦,现代的文人也能够表现人道主义。但是这种办法多多少少有些居高临下。平民世纪所要求的不是这个,而是一般高的表现和传达,这就是说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生活的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对作者的如此要求同样适合于要求文学研究者。正如朱自清在《日常生活的诗》里所言:“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对于一切传统,我们要重新加以分析和综合,用这时代的语言表现出来。”

朱自清的这种平等观念与他所受到的西方文艺思想有关。佩特曾认为美如同作用于人类经验的其他品质一样,“是相对的”。瑞恰慈不仅对词语意义进行多义区别,而且他(与奥格顿一起)直接考辨出人们对“美”(beauty)字的定义就至少有16种,朱自清直接说“美无定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现代派诗潮泛滥,注重意象的营造,运用象征手法,使广大的诗读者和传统的诗批评陷入困惑的境地。从1932年以后,在《现代》、《新诗》、《大公报副刊》、《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开展了关于现代诗“明了”与“晦涩”、“懂”与“不懂”问题的讨论。朱光潜认为,诗的社会性不能抹煞,把晦涩加在诗上究竟是个污点,“不能把晦涩悬为诗的一种理想”,“与其说明白与晦涩,不如说易懂与难懂。晦涩的诗无可辩护,而难懂的诗却有理由存在”。这实际上把问题由诗本身转移到诗与读者的关系上,把单纯指责现代诗的创作转移到缩短现代诗艺与读者的审美能力之间的差距这一问题上。所以朱光潜说:“诚实是诗人的责任,努力求领悟是读者的责任。读者费极大努力而发见所得不偿所失,咎在诗人;以习惯的陈腐的联想方式去衡量诗人,不努力求了解而徒责诗人晦涩不可解,咎在读者。”这场讨论结果之一是基本肯定了现代派诗在更新诗歌观念和丰富诗歌技巧方面的进步。这种结果的取得与朱自清等人运用语义分析对现代诗的细读的努力以及在这种努力中形成的新的批评观念分不开:细读实际上首先降低了解读姿态,通过文本与作者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关系,在解读中就不会把社会历史等某一观念作为评判对象的文艺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如,在《解诗》中朱自清通过自己对林徽音、卞之琳、冯至等人的实例分析指出,不保持一种与作者平等的关系,是很难发现象征派的价值的。有一段时间,有些人不承认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是诗,以为必得表现微妙的情境的才是的。另一些人却以为象征诗派的诗只是玩意儿,于人生毫无益处。与这两种偏颇不同,朱自清认为,就事实上看,表现劳苦生活的诗与非表现劳苦生活的诗历来就并存着,将来也不见得会让一类诗独霸。那么,“何不将诗的定义放宽些,将两类兼容并包,放弃了正统意念,省了些无效果的争执呢?”朱自清又举从前唐诗派与宋诗派的争辩为例,认为诗的意念太狭窄是其原因,而如果将其扩大些就不成问题了。朱自清的文学研究体现出一种宽容的精神,这也是消除当代文学创作与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隔离与紧张的有效途径。

五是穿越感性,在研究中将欣赏与分析结合。

这里用“穿越”,是指欣赏既不可少,又不能停留在感性的欣赏阶段,而是要以此为基础,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价。20世纪著名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托·斯·艾略特在Ⅸ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到作家对于传统的接受时说:“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文学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也需要这种艰苦劳动来穿越。朱自清既强调要读文

本,进行欣赏,又说:“欣赏得从辨别人手,辨别词义、句式、条理、体裁,都是基本。囫囵吞枣的欣赏只是糊涂的爱好,没有什么益处”,“其实欣赏就在正确的、透彻的了解之中”。他认为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等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就算数的,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略,才是切实的受用。这些都和了解分不开。

朱自清说:“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如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针对一些人对语言分析解诗的责难,他指出:“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的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在《诗多义举例》中他又说“就一首首的诗说,我们得多吟诵,细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做分析的工夫不成。……还只有凭自己知识力量,从分析下手。可不要死心眼儿,想着每字每句每篇只有一个正解;固然有许多诗是如此,但是有些却并不如此。”当代文学研究十分需要这种基于欣赏的文本分析,既有对文本的感知作基础,又有学理的阐发和理论的创新,从而有效剔除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作支撑的软骨症、因无理论与文本相结合的贫血症、因无应对时代和文学样式的转型的能力而造成的失语症,最终建构起合理、有序、蓬勃生长的当代文学学科。

我们不能定量分析朱自清研究“当代文学”时的文本细读方法对王瑶的影响有多少,但我们不能否认王瑶基于朱自清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而作出的对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作的贡献。然而令我们遗憾的是,文本细读已经被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淡忘了,许多学界人士对它持一种淡漠的态度。当前的学术期刊已是繁花似锦,但愿意刊登文本细读型论文的几近于无。学科研究生做文本细读方面的论文,也往往会因“选题过小”而被否决。“事实上,要建立文本的规范,确立文学的经典,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文本的细读。”有识之士如此呼吁。是的,只有细致认真的甄别和分析,才能够明确经典之价值体现在何处,才能形成扎实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风以及取得扎实的研究成果,才能使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由无序走向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