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正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沈雁冰当年提倡“新浪漫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资料发掘和考索，指出“一战”前后国际和国内流行的“新理想主义”哲学思潮，是其重要背景。进而指出，沈罹冰所提到的“新浪漫主义”，固然在译介上包含着现代主义的作家、作品；但他具体所要“倡导”的“新浪漫主义”，则主要是指以“哲学”上的“新理想主义”为内涵，具有无国界的“人类爱”这一特殊色彩的“人道主义”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研究会的“爱”与“美”的文学就是与其相呼应的现实表现形态或变形。

沈雁冰与“新浪漫主义”的关系，是茅盾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不仅关涉到茅盾的文学道路问题，而且关涉到文学研究会乃至“五四”以来占据现代文坛主流地位的“为人生”、“写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和走向问题。目前学界虽然对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的问题做过非常充分的研究，但不少问题并没有最终圆满解决，还需做一翻切实的考据。

建国后，学界对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两大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者一般倾向于，沈雁冰当年提倡的“新浪漫主义”，是指“现代主义”。因为茅盾在1957年的《夜读偶记》中指出，何谓“新浪漫主义”?“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派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乃至未来主义在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或艺术家所吸收，而丰富了现实主义作品的技巧。”于是研究者普遍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去考察和研究沈雁冰当年对“新浪漫主义”的倡导，比如：“象征”手法的应用，追求“主观”与“客观”的融合，“观察”与“想象”的结合，揭露“现实”与描写“理想”的结合。确实，沈雁冰当年在谈到“新浪漫主义”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文中，陆续出现过以上这些相关的词汇和论述。不少研究者为此还从茅盾日后的小说创作中找到了看起来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子夜》中的“象征”手法，吴老太爷到达上海时光怪陆离的“观感”，吴老太爷突然死亡的“神秘”气息，茅盾对上海投机市场的仔细“观察”与在人物塑造上的“想象”，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穷途末路的“现实”和憧憬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理想”。现实主义的精神加上吸收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沈雁冰当年提倡“新浪漫主义”的问题，似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然而，这种解读，与沈雁冰当年提倡“新浪漫主义”的实际情形，有着非常大的出入。因为他在1919年到1924年间，所有提到“新浪漫”一词的文章中，都不是把重点放在“创作方法”上，并且明确提出，他看好的并不是“新浪漫”的创作技巧，而是其“健全的人生观”，即使是在他转而提倡“自然主义”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他也说得非常明确，倡导“自然主义”为的是学习其创作技法，而在“人生观”上则以“新浪漫”为“健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氖围的好转和研究的深入，沈雁冰当年提倡“新浪漫主义”的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程金城、王中忱、曹万生、黎舟、王嘉良、钱林森、王向远等学者就相关问题相继发表了学术论文，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在80年代，以王中忱的《论茅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一文最富有代表性，文章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通过对沈雁冰与“新浪漫主义”关系的历史过程的考察，王先生指出：“对于新浪漫主义中所包括的现代派作家最为强调与重视的艺术直觉，茅盾表示出相当的淡漠。”这实际上暗示了沈雁冰提倡的“新浪漫主义”，与“现代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进入90年代后，黎舟先生、钱林森先生均撰文指出：“茅盾所说的新浪漫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主义”，他想要倡导的，实际上是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文学”。以上诸家的观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上达成了以下的一些共识：1、沈雁冰提倡的“新浪漫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派”。2、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与他“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并不冲突。但在沈雁冰究竟为何要去提倡“新浪漫主义”的问题上，目前学界有多种解释，分歧非常大。1、误解说。这一派观点认为，当时国内外对“新浪漫主义”一词在认识和使用上的混乱，导致了沈雁冰误认为“新浪漫主义”可以引导正确的“人生观””，并把“唯美派”排斥在“新浪漫主义”之外，同时也没把“表象主义”(象征主义)包含在“新浪漫派”之中，却把罗曼·罗兰包括进了“新浪漫”派当中。2、进化说。这种观点认为沈雁冰受“进化论”的影响，以为中国文学假如要赶上世界的潮流，就必须提倡西方最新的文学品种“新浪漫主义”，其依据是沈雁冰在《为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中所列出的“古典主义一浪漫主义一自然主义一新浪漫主义”的进化次序。这种观点，在80年代一直比较流行，直到近年，仍有学者持类似的观点。3、客观与主观说。这种观点指出，沈雁冰当年受国外文学思潮的影响，认为自然主义的遗传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是一种客观论文学，只见黑暗不见光明，而“新浪漫主义”加入了“理想”、“个性”等主观因素，更为合理。这三种理由虽然说法不一，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最终研究者们还是比较一致地将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的问题，落实在了“创作方法”上。也就是说，80年代以来的新研究成果，虽然和此前相比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突破，但在沈雁冰为什么要提倡“新浪漫主义”这一最为关键的问题上，仍然在重复着从“创作方法”上去解释的老路，而沈雁冰提倡“新浪漫”时提出的它可以指导“健全的人生观”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那么，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究竟是意欲何为呢?我们不妨先对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义”的过程作一翻考索。他最早提到作为“新派”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文章，见于1919年7月至12月连载于《学生杂志》的《近代文学家传》，他将“神秘派”、“表象主义”和俄国的“心理派戏剧”视为外国文坛的“新派”，并认为“新派”与“旧派”(按：指“自然主义”)的孰高孰下现在还未能分明。他在1920年1月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第一次使用了“新浪漫派”一词，认为它是从写实主义的“客观”重新向“主观”的回归，而又不同于旧浪漫主义的“空想”的“主观”，它以象征主义为前导，而“表象主义”(按：象征主义)是从“写实”过渡“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在1920年1月至8月间，沈雁冰介绍过的外国“新派”文学，有比利时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俄国的带有神秘、颓废色彩的作家安特列夫、英国象征主义作家叶芝、瑞典表现主义作家斯特林堡等等。但是，“译介”并不等于是“倡导”，如对于邓南遮、王尔德等现代主义的作家及其作品，沈雁冰都有翻译和介绍，但与此同时，他又基本上对之持否定态度；再如，在翻译和介绍叶芝时，他说只是为了“增加国人对于西洋文学研究的资料和常识”，“当然不是鼓吹夏脱(按：今通译为叶芝)主义”；又如他在《未来派

文学之现势》中虽然对未来派作了介绍，但并不主张未来派的文学。所以，沈雁冰对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常识性介绍，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他明确要“提倡”的“新浪漫主义”。在他看来，出于国内文坛急需了解世界文学最新动向的现实情况，而译介这些他并不完全认同和满意的现代派作家、作品，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有利于普及文学常识。但至于要在中国文坛倡导什么样的文学，沈雁冰则充分认识到，这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现实需要。他虽然信仰文学上的“进化论”，但他也提出，“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种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如拿这三件要素去评断文学作品，便知新旧云者，不带时代性质。”所以，“进化论”并不是沈雁冰倡导“新浪漫主义”的理由，他并不会因为“新浪漫主义”是世界文学的最新潮流，就提出要去倡导它。他所关注的“焦点”，是文学“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说的指引“健全的人生观”问题。直到1920年8、9月间的《非杀论的文学家》、《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中，沈雁冰将巴比塞、罗曼‘罗兰的“新理想主义”引入了“新浪漫”的范畴之后，他对于“新浪漫”的态度才转而为肯定。他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初期始于心理派小说家和象征派诗人从艺术上对于自然主义的反拨，渐次发展，终于以罗曼。罗兰、巴比塞的“新理想主义”为“主要趋势”。其后，只要是明确肯定和倡导“新浪漫主义”之时，沈雁冰的所指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各派——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等的“泛指”，而是专门用于指“新理想主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沈雁冰提出要提倡“新浪漫”的文学，主要的着眼角度并不仅仅在于文学的艺术方法本身，他更注重的是借倡导“新浪漫”来推动“新思潮”的发展，也就是他所说的“指导人生”的问题。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沈雁冰对自己文学倡导的目的，表述得非常明确，那就是，“用文艺来鼓吹新思想”，因为“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作先锋队”，“凡是一种新思想，一方面固然要有哲学上的根据，一方面定须借文学的力量”。他认为，文学应当以“哲学”作骨子，并进而指出：“哲学上的新理想主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遂有一种新理想主义盛行起来了。这种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唤作新浪漫运动。”。也就是说，沈雁冰之所以反复地将“新浪漫”与“人生观”联在一起来加以肯定，原因在于他是从“哲学”(新思潮)的角度来理解和倡导“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的。

那么，沈雁冰所理解的“哲学/文学”意义上的“新理想主义”(新浪漫)究竟是何所指呢?笔者在查阅当年的相关期刊时发现，在沈雁冰之前，李大钊、陈独秀都在文章中使用过“新理想”一词来作“哲学/文学”上的指称。李大钊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5-6号连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用到过“新理想主义”一词：“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弊。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的组织。”在这里，李大钊所谓的“新理想主义”，指的是“互助、博爱的人道主义”，他把它称为人类的“灵”的一面，而把“唯物论”所重点论述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称为“物”的一面。他主张社会改造必须经济制度(物质)和伦理(心灵)改造双管齐下，方能见效。其后，陈独秀也在1920年2月《新青年》第7卷2号的《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一文中，也使用了“新理想主义”一词。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哲学思潮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思潮是“理想主义”的，近代思潮是“唯实主义”的，最近最新的思潮则是“新理想主义人新唯实主义”的，“最近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Bertrand Russell)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和法国罗兰(Romain Rolland)底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和罗丹(Rodin)底新艺术”。不久，他又在《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解释说：“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有公同趋势。”“像克罗马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的榜样。”(按：前者指马克思，后者指克鲁泡特金)陈独秀在这里提出的“新思潮”，包括了马克思的“唯物论”(“物质/制度”改造)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精神/伦理”改造)，而罗曼·罗兰和罗丹都是“互助论”的信仰者，所以，陈独秀所谓的“新理想主义”、“新艺术”，实质上是指以“互助、博爱”为内核的人道主义文学。他也和李大钊一样，主张社会改造必须兼顾“物质”(唯物论：马克思、罗素)和“心灵”(互助论：克鲁泡特金、罗曼·罗兰、罗丹)。

李大钊，陈独秀对“新理想主义”的“哲学/文学”的赞许，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潮的影响有关。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一战的恶果是“迷信物质”，“迷信科学万能”，过分强调“竞争”的“民族本位主义”造成的。要避免此类惨绝人寰的大战的出现，就必须重视人类的“精神”、“伦理”建设，以“互助”、“博爱”的思想来建设“世界大同”，这样才能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1918年蔡元培游欧回国，在演讲中到处宣扬“互助论”，认为“一战”之后，一定是“竞争”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消灭，“互助”的“大同主义”发展。在此前后，高一涵，陈独秀，李大钊，都纷纷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撰文鼓吹放弃“民族竞争”，转向“互助”、“人道”的“世界大同”学说。“五四”时期新文化界对于“新理想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倡导，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形成的。

沈雁冰对“新理想主义”哲学和文学的认识，显然与“五四”时期新文化界的这一拨思潮有关，并由此促成了他将“新浪漫主义”按照“新理想主义”来加以理解。1918年，沈雁冰就提出：“自欧洲大战开始以来，全欧假扰，影响且及于亚东”，“吾学生因社会环境之恶劣，旧日教育之熏陶，思想界不能合于世界大同之境，无待讳言。”1919年，沈雁冰又在文章中对托尔斯泰主张的“心力”与“体力”调和，“根据大同思想的新生活”表示心仪。其后他还翻译了罗素结合了“社会主义”重视经济体制(物质)改造和“互助主义”的重视伦理(心灵)改造的《到自由的几条拟径》，并对其主张表示赞同。1920年1月，沈雁冰又在文章中明确表示，“我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大家以地球为一家，以人类为一家族，我是相信迟早要做到这一步，吴稚晖先生说的‘世界早晚欲大同，我是很相信的。”“我们爱的是人类全体，有什么国，国是拦阻我们人类相爱的!”。正是对于“互助主义”、“世界大同”、“人道和平”的前理解，构成了沈雁冰对于世界“新思潮”的基本认识，而这

种认识又影响到他直接将“新理想主义”视为“新浪漫主义”的代表和标竿。他指出：“最能为新浪漫主义之代表作品，实推法人罗兰之《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于此长篇小说中，综括前世纪一世纪内之思想变迁而表现之，书中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受思潮之冲激，环境之迫压，而卒能表现其‘自我，进入新光明之‘黎明”。很多研究者因为没有注意到沈雁冰这段话的思想源流背景，认为这里所谓的“表现自我”，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倡导“个性主义”和“主观”。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罗曼·罗兰借约翰·克利斯朵夫来追求的“自我实现”：“就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祖国，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阶级之分、人种之分、民族之分、国家之分，大家都是世界公民，都是兄弟姐妹。……在国际性的祖国里，人类之间只有安慰和热爱”。沈雁冰在另一篇倡导“新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正是这样解释的：“罗兰的大著‘Jean Christophe(按：《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的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书中打破了德法的疆界，既然德法的疆界可以打破，自然一切的疆界都可打破”。意思很明确，沈雁冰所看中的正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克利斯朵夫身上那种超越德国、法国的民族和种族界限的“人类爱”，视全世界为一家的“博爱大同”式“人道主义”情怀。1920年，沈雁冰在《非杀论的文学家》中对于巴比塞的“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文学的肯定，其实也正是对于巴比塞主张“非杀论”(反战)、“人道”的肯定，在不久后写作的《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中，沈雁冰更进一步指出，巴比塞的“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代表作《光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写青年“入于战场而终能超于战场，不为战争而战争”。正是“一战”后“反战”思潮和“人类大同”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流播，扩大了“反战”的人道主义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比塞《光明》、《火线下》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沈雁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新理想主义”理解成“新浪漫主义”的代表的。

沈雁冰对于“新理想主义”文学的这种理解，在“五四”时期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周作人在谈论到日本的“新派”文学时，也曾用“新理想主义”一词，来指称武者小路实等人提倡“互助、博爱”的人道主义文学。谢六逸也指出，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的“新理想主义”艺术，“是肯定人生的，是有理想的，有光明的。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与爱的思想”，“尤以托尔斯泰的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于他们的感化最大”。同时，郁达夫、郭沫若也都曾在文章中指出，反抗既成国家制度的罗曼·罗兰和“提倡新光明运动”的巴比色(Barbusse)，是新理想主义的代表，罗曼·罗兰、巴比塞是提倡世界主义宣扬“人类爱”的作家，我国当今“从事文艺运动的人”。应该“与国外的世界主义者相呼应……使我们中国得早一日成为世界主义的新国”。沈雁冰自己则明确指出，文学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喊的唯一工具，从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种可以融化可以调和”。

沈雁冰对于“新理想主义”的“人类爱”的认定和倡导，得到了文学研究会从理论到创作上的支持。《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宣称，新文学的理想就是“把人们的一切阶级、一切国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郑振铎提出，新文学的使命就是把人类的“同情心”从“残忍冷酷的国旗与阶级制度底下”解放出来”。这种对于“人类爱”的理想追求，相应地诞生了文学研究会“爱”与“美”的“人道主义”代表作之——冰心的《国旗》。小说描写的是不同国籍的儿童之间的朋友之爱对国家之爱的突破与超越，那阻隔了“天真的，伟大的爱”的国旗，最后“幻成了一种新的标帜”——人类“大同”。小说旨在阐明，国家是妨害人与人之间相爱与互助的障碍，只有消除国界所造成的隔阂而向人类“大同”凝眸，人类才能真正步入充满了“爱”与“美”的理想国。《小说月报》上署名“赤子”的文章赞道：“《国旗》是一篇极好的作品……在此发见了她对于国家的观念。她觉得国界是不应当分的，人类是应当合一的，因此她对那隔开人类的友爱的‘国旗下以最猛烈的攻击……这篇里表现的作者，最为伟大，现在的世界正急切的需求这等的作品呵!””。可见，文学研究会的“爱”与“美”的文学创作，与沈雁冰所倡导的“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是具有某种协同性的。

虽然沈雁冰自1922年起就将文学倡导的重点转向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不过他认为这只是在“创作方法”上的一种汲取，

至于在“人生观”上，他一直到了1924年仍然认为以“新浪漫主义”为合理。到了1925年，中国国内的形势急剧变化，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受到了大小军阀所勾结的国外势力的种种威胁，民族危机意识在知识界再度激化，“无产阶级革命”被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认为是改造中国社会制度进而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因此，沈雁冰撰写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认为罗曼·罗兰主张通过，“人类爱”来实现“世界大同”的“民众艺术”(“新理想主义”文学)，“不过是有产阶级知识界的一种乌托邦思想而已”，并转而提倡高尔基那种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新唯实主义”文学(按，指唯物主义)。此时，民族危机意识再度高扬所引起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思潮变化，可以在周作人那里得到印证。他在此时也放弃了世界主义的“大同”幻想，“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同时，沈雁冰这种由思想观念转型而引起的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文学研究会中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郑振铎、胡俞之、叶圣陶等人创刊了《公理日报》，为民族危亡急剧呼吁。此时，“阶级文学观”逐渐代替“人道主义”文学观，并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主流，按郑振铎的说法，是“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至此，文学研究会的“爱”与“美”的文学走向式弱，其步调与沈雁冰否弃罗曼·罗兰的“新浪漫主义”大体一致。至1929年，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里已经不再把巴比塞视为与罗曼·罗兰相同的“新理想主义”作家了，而将已经由“人道主义”转向同情苏俄的“阶级革命”的巴比塞，划归到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行列；坚持“人道主义”文学，并因拒绝“阶级论”而和巴比塞论争的罗曼·罗兰，在茅盾眼中则成了“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代表，并由此将他与真正的“现代主义”(也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艺术)归并为一处加以否弃。茅盾这时给“新浪漫主义”的新定义是：“只是不安社会中彷徨者的麻醉剂和逃遁的暗角罢了”。茅盾的这种认识，在1929年前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王独清后来有一段话可与之相印证：“巴比塞一篇批评罗曼罗郎底主义的文字激起了一场论战。罗曼罗郎表示出了他改造社会的主张，他以为甘地所取的手段便是唯一可赞美的手段。人道主义与暴力革命的主张在双方文字中很显明地爆着它们的火花。……一向罗曼罗郎是我表敬意的现代作家之一。而这次我却像被巴比塞吸引住了。”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沈雁冰与“新浪漫主义”的关系，沈雁冰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虽然两者之间不无关联，但实际上它们基本上属于两个命题，不能简单等同。沈雁冰虽然译介过许多现代派的作家、作品，但这只是出于普及知识的需要-而他明确提出要倡导的“新浪漫主义”(这代表着沈雁冰心目中的文学方向)，实质上是指以“新理想主义”哲学为骨子，包含着“人类爱”这一特殊色彩的“人道主义”文学。文学研究会的“爱”与“美”文学，正是与之相呼应的文学种类，或者可视为是某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