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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袁红涛

内容提要: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宗法社会形态的终结并不由其文化“本质”所决定,最直接的因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对村庄社会的日益深入。在近现代以来国家与宗族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深入文本,打开乡土社会的内在视野,可以更贴近地认识小说人物形象、体会其历史内涵,更确切地评价小说的叙事追求与文学成就。面对文学世界中的乡土中国,重新打开一种历史视野,细致呈现现代性、民族国家进入乡土社会时改造与冲突、碰撞与对话的具体情景,乃是一个更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

小说《白鹿原》自面世至今,吸引众多批评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然而,在现有的知识语境下,重新打量近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再次深入文本,打开乡土社会的内在视野,可能进一步认识小说的人物形象,更深入地体会“白鹿原”上的风雨沧桑,以及小说的叙事成就。

作品中,白鹿原上的社会变迁并不是对传统向现代演变这一必然规律的简单验证,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史的考察告诉我们,中国宗族现象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近代以来,这一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带来了宗族的多舛命运。白鹿原本来作为皇权制度下具有自治性的村落社会,以宗族为主要社会组织,以士绅、族长等乡村精英为主导。自清末民初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并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日益深入村庄社会,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体系,尤其是对村庄资源的汲取甚至掠夺,破坏了乡村精英的保护职能,进一步耗失其权力基础,从而导致这一阶层的衰落,宗法社会形态随之解体。

《白鹿原》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以宗族村落为叙事基点,从宗族的日常活动、代表人物的言行举止、婚丧嫁娶的风俗礼仪等方面,比较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从这样一幅相对完整的乡土社会图景出发,对于一些人物形象会有更贴近的认识。

在小说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呈现的是一隅安宁和谐的乡村社会,其特征之一是自治性,这里基本上看不到官府的影子。在“白鹿原”上,宗族是村民生活世界中主要的社会组织,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和族人主要的活动场所。族长是宗族功能的人格化体现。如果有了纠纷,按乡里社会不成文规矩,首先应该在内部寻求解决,尽可能不要诉诸官府。比如白嘉轩和鹿子霖为李家寡妇那六分地起了争斗,一度想打官司。朱先生立刻劝阻双方,并晓以仁义大义,于是两人握手言和。这一处理方式得到了滋水县令的褒奖,显示出宗族村落的自治性是为官方所承认和支持的。在这一点上,“白鹿原”可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韦伯在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也认为,村落是一种离旧政府的功能很远的自治单位,正规的政权在村落里并不施行任何控制,政府没有派遣自己的警察和官员管理村落,而是承认地方自治的合法性。

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乡村社会,对其秩序的形成和维持,乡绅、长老、族长等人物起着主导作用。在“白鹿原”上,就是体现于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鹿子霖等人身上。这些乡村精英身上集中展现了乡土社会秩序建构与运行的特征。

评论家面对朱先生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每每感觉无从定位。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认为朱先生“缺乏人间气和血肉之躯,他更像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于抽象的精神化身”。其实,从乡土社会形态本身出发,就会认识到朱先生这样的人物属于历史悠久的“士绅”阶层。社会学家指出:“士绅不仅是传统农村社会中一支主要的运作力量,而且士绅和农民是传统农村最基本的社会构成。”朱先生并非超然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精神性的存在,他以“士绅”的身份与乡土社会很具体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士大夫居乡者为绅”。朱先生曾高中举人,即拥有功名,虽然安居乡里,但是他主持白鹿书院,教书育人,拥有对儒家经典文化、道德规范的解释权,从而对原上社会发挥着文化培育和引导的作用,这是朱先生在原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基础。拥有功名还意味着朱先生虽然没有做官,但是在科举制社会他和地方官拥有共同的背景,常常作为民意代表可以和地方官直接沟通,地方官通常也会对其表示尊重。比如“每有新县令到任,无一不登白鹿书院拜谒姐夫朱先生”。士绅因文化而获得人们的服膺和敬重,权力和地位也从人们的服膺和敬重中产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张总督极力争取朱先生能前往前清巡抚军营说服其放弃攻打西安,朱先生本着免于百姓遭难的立场成功劝服后者撤军,避免了一场兵祸。适逢大旱之年,县长力邀朱先生主持赈济会,以确保每一粒粮食都能落到灾民口中。可见朱先生的“领导权力不仅是传统伦理风俗的指导,而且进入到地方公务的处理上面”。在这个意义上,或可以说“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从乡土社会本身的视野可见,朱先生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象征或者似虚似幻的人物角色,他在“白鹿原”上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多方面的职能,代表了乡土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士绅阶层的形象。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中正是士绅阶层的存在沟通了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乃是王朝不断更替过程中帝国体制得以延续的基础。

朱先生这样的士绅整体说来承担的是皇权与宗族村落之间的中介角色,而在自治性的村庄社会内部,白嘉轩等人是实际领导人物。白嘉轩身为族长,他接受朱先生的文化理念,坚决地在村庄推行《乡约》,而诸如鹿子霖、冷先生等人在原上都有各自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作为乡村的精英人物共同维持着“白鹿原”上的宗法乡村社会。探究其权威的形式和来源则可以深入了解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内在机制。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财富和经济地位并非是这些乡村领导人物权威的主要来源,“除富有之外,有‘面子的乡村领袖将其权威建立在发挥某些社会职能的基础之上”。比如中医冷先生一家即以其高超医术服务乡里,且祖辈几代都表现出急公好义之德,在老中医去世的时候方有四乡群众相送,显示出在原上的威望。鹿子霖一家也是因为与族长白嘉轩一家在有关家族的公事上紧密配合,如修缮祠堂、开办学堂,才获得尊重。鹿家和白家暗地里存在竞争关系,表现之一就是在对村庄事务多做贡献方面。历史学家杜赞奇通过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深入研究,揭示出乡村权力网络的多元因素,指出精英人物“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乃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他将这样的乡村领袖称为保护型经纪,他们不仅沟通了国家与民众,而且实际上承担着乡村保护人的职责。

这一社会机制集中体现于作为族长的白嘉轩身上。在一个自治性的基层乡村,白嘉轩的权力不是来自科层制结构中的上级授予,“族长”不是行政职位,其合法性来自于家族内部的血缘秩序,对其行为的引导来自于乡绅所掌握的文化价值体系,对其权力的约束来自于族人的口碑舆论,其权威大小来自于对家族责任的承担情况。白嘉轩出任族

长并非为了攫取可见的经济利益,相反为了宗族、村庄事务他宁愿自家多出些钱物。而对他仁义行为的回赠就是声望和口碑。比如白嘉轩在兴建祠堂和学堂时多有善举,因为他相信“他的名字将与祠堂和学堂一样不朽”。而倡议全村加固村寨围墙以抵御“白狼”的领导行为,“不仅有效地阻遏了白狼的侵扰,增加了安全感,也使白嘉轩确切地验证了自己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从此更加自信”。他自觉意识到,维护村寨利益安危的实际行动使他增加了权威,这激发他更加主动地为村庄利益服务,更执着于对仁义文化价值的守护,自觉担当起白鹿村保护人的角色。这集中体现于他多次为自己的“仇人”说情、搭救他们的行为中。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田福贤回到镇上疯狂报复,鹿子霖也在白鹿村的戏台上惩治参加过农协的村民。这时白嘉轩走出了祠堂:白嘉轩端直走到田福贤的前头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面向台下跪下来:“我代他们向田总乡约和鹿乡约赔情受过。他们作乱是我的过失,我身为族长没有管教好族人理应受过。请把他们放下来,把我吊到杆上去!”而在对手鹿子霖被抓进监狱后,鹿贺氏求助于白嘉轩,他爽直地答应了:白嘉轩鼻腔里不在意地吭了一声,摆摆头说:“在一尊香炉里烧香哩!再心短的人也不能不管。”白嘉轩还曾在不同时期多次解救黑娃,尽管黑娃曾砸毁了祠堂里的石碑,其手下的土匪还打断了自己的腰椎。白嘉轩以德报怨的大度与宽容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道德自律和文化修养,而且与他作为“族长”的社会身份不可分割,与他在乡土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不可分。对族人承担责任是其声望的来源,立身的基础。正如有论者指出,乡村权势人物深知其“领导地位是基于其在乡民中的声望,并且他的声望亦与其维护乡村制度、促进公共利益的角色相关联”。白嘉轩曾很郑重地向家人讲述自己这一门担当族长的历史,强调“自家的族长地位没有动摇过,自家作为族长身体力行族规所建树的威望是贯穿始今的”。关于家族的悠久传说,对于历代族长的功过评定不断强化他的责任意识,促使他愈加尽力于村庄事务。反过来这使他获得更高的威望,更加有支配性的权力。自治性的乡村社会机制激发、鼓励了他的仁义之举,从而促使他在领导、保护族人的过程中提升着人生境界。白嘉轩对于伦理规范的持守、对于仁义精神的践行,并不仅仅出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文化选择,背后有相应的乡村社会结构为支撑。

在小说第六章以后,“白鹿原”上这种稳定和安宁被打破了。在一天深夜,冷先生从城里带回来“反正”的消息,“皇帝只剩下一座龙庭了”。民国的到来不再是皇权社会下的改朝换代,而带来的是现代政治制度和理念。滋水县新任县长登门礼请白嘉轩出任县“参议会”的“参议员”,县长所说的“什么民主,什么封建,什么政治,什么民众,什么意见,这些新名词堆砌起来”,让白嘉轩很是糊涂。他渐渐体会到“白鹿原”上自治性的乡村秩序开始动摇。改变首先来自于新的国家行政体制。“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这乃是基于新兴国家形态的强烈冲动;国家政权下沉,以加强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行政力量的强化,中国学者认为这对于中国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也是有解释力的。新的国家政权不断向基层深入,从而改变了宗族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空间。在宗族这样的自治性组织之外,还有了正式的基层行政机构,在乡绅、族长、长老这些传统的乡村领袖之外,还出现了官方任命的“总乡约”、“乡约”等基层“官员”。在遵循地方社会传统以谋求地位之外,乡村精英拥有了新的权力来源,从而其行为规则开始发生改变。比如鹿子霖也曾积极领导村里开办学堂、修建祠堂的活动,而在出任乡约后却反过来嘲笑白嘉轩只会守在祠堂里忙乎,因为他有了新的位置,不再看重和遵循原有的社会机制。

在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国家还“试图通过新的基层政权对社会一文化的变迁作出规划”,以“实现民族一国家的现代化”。在“白鹿原”上影响最力的举措是兴办新学。此前这里的教育主要是私塾体系,比如白嘉轩延请徐秀才在祠堂里坐馆执教,主要为本村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学堂敬奉祭祀的是孔子;朱先生亲自主持的白鹿书院则是原上最高学府。然而,民国以后新学体制的建立冲击并很快终结了学堂教育传统。兆鹏、兆海兄弟首先“进城念新书去了”其后“生员们纷纷串通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朱先生最终关闭了书院。滋水县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白鹿镇头一所新制学校也在这年春天落成,由县府出资,白鹿仓负责筹建,兆鹏回到原上担任校长。使乡村教育从地方社会“面对面的社区型社会化”向由国家组织、规划和控制的“超离于面对面社会化的普遍性知识传播”转化,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对村庄社会的现代化整合、开放和动员”。

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教育体系的覆灭,士绅阶层失去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在社会结构的变革转型过程中再也找不到确定的位置,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阶层最终消亡。朱先生在勉强出任县立初级师范学校校长半年后,向县长请辞,回到了白鹿书院,并召集八位同窗门生一起编纂县志,而其他曾在学堂任教的先生大多只能回家务农闲居。私塾教育主要是一种道德教育,与科举制度相联系,读书人进可以高中功名谋得一官半职,退可以安居乡里,以其文化价值赢得尊重和权威。然而,此前科举制已经废除,此时学堂停办,原有社会文化结构彻底倾覆,朱先生也就成为“原上最后一个先生”。朱先生在向县长请辞校长职务时曾自嘲:“我自知不过是一只陶钵——陶钵嘛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无用处。”也许不完全是自谦,而包含着对世事的预判、对自身命运的先觉。原有文化体系废弛,乡村社会陷入动荡之中,面对“白鹿原”上丛生乱象朱先生只能一再失语。作为旧人,他已经难以在以现代政党为主角的新的政治体制中觅得位置,只能冷眼旁观原上的风云变幻,一句“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了!”意味悠长,贴切而传神。

国家政权的下沉对乡村社会的深刻影响更体现在它对乡村社会的极力榨取,尤其是不断加重村庄的赋税,这极大地损害了乡村领袖的保护人角色,破坏了其权威基础,从而不仅造成民生凋敝,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生态,整体性地改变了乡土社会。国家乃至各种地方势力向基层延伸行政权力,主要动力之一即在于更有力地榨取财源。比如“白鹿仓”成立之后,首先就开始清查土地和人口,然后据此收缴印章税,税赋之重让村民们大为吃惊。此后各色政权无不如此,极力在村庄一级加强统治,并且对基层的加强控制和资源榨取逐渐成为同一个过程。在三四十年代,为应对战乱,国民政府开始在原上推行更为严密的保甲制度。而保甲制度实施以后所干的头两件事就

是征丁征粮,“立刻在原上引起了恐慌”,“民国政府在白鹿原上征收的十余种捐税的名目创造了历史之最”。这不仅是财产掠夺,还改变了“白鹿原”上的权力格局。白嘉轩本来是不愿接受官方的各种职务,后来他已经不可能承担了。“大征丁大征捐的头一年,他让孝武躲到山里去经营中药收购店,不是为了躲避自己被征,而是为了躲避总甲长和保长的差使”。因为“甲长和总甲长成为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本村本族的乡邻脸对脸臭骂他们害人,征不齐壮丁收不够捐款又被联保所的保丁训斥以至挨柳木棍子”。国家和地方势l力对于宗族村落的掠夺,“迫使村庄领袖在国家政权和自己所领导的村民之间作一选择,从而确定到底站在哪一边。在这种环境下,顾及自己在村民中地位的乡村领袖是无法保持其领导地位的,他们大批地退出乡村政权”。只有像鹿子霖这样的人如鱼得水,他代表联保主任巡查原上,所到之处甲长们竭力款待,“天天像过年”。此时“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至此,宗族村落的保护职能已趋于瓦解。在保甲制度实施后,白嘉轩勉力支撑了一段,最后他关上了祠堂的大门。新的国家政权的深入和掠夺使得白鹿原人以宗族为中心的传统生活方式最终解体。由于乡村精英阶层不断被挤压,各级政权日益深入村庄社会,这里已经没有宗族这样自治性的社会组织生存的空间。

白鹿原上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主要是一个由于民族国家兴起、国家与宗族关系转型引致的政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变革过程,所谓宗法文化道德传统的衰落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宗法社会形态终结的原因。历史学家对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的深入研究也表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与“传统的蜕变”没有太大关系,而与权力网络的变迁不可分割,尤其是“自20世纪初就开始的国家权力的扩张……使华北乡村社会改观不小——事实上,它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

深入文本,打开乡土社会的内在视野,并联系近现代以来“国家”和“宗族”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静态与动态、宏观与微观视野相结合,可以更贴近地认识小说所塑造的这一组身处历史大变革中的人物群像,感知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和嬗变,体会其命运变迁。白嘉轩被评论家高度评价为“人格神”,然而其人格的完成,不仅仅是个人道德自律的结果,也和他的社会角色、社会活动不可分割,因而就需要对宗族及其文化传统在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处境有所认识。既有的文学批评话语多立足于既定的论断,比如认为“反动的国家政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作基础的族权,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封建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成为压迫人民的强大的工具,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也揭示了传统乡村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如果囿于意识形态认知,不深入文本、具体地认识白鹿原上的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就不可能理解白嘉轩深沉的族长意识和自觉担当的保护人角色。所谓白嘉轩身上是“吃人”与温情的结合,看似辩证而全面却又似是而非,并未准确地概括这个人物。这是一种调和了意识形态论断之后的表达,却并没有深入说明人物所作所为的内在依据。

深入文本,不仅可以呈现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层面,反思既有批评的局限性,也可能对这种局限性本身加以追索,即它可能植根于批评家所身处的概念体系、知识范畴之中。

比如有批评认为“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赞誉他在面对新的国家政权和各色军阀统治所表现出的独立态度。然而,作为族长,白嘉轩本来就置身于传统地方“政治”之中。新的国家政权到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回避“政治”,他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交农”事件,赶跑了民国的第一任滋水县县长,迫使县政府收回了征税决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行动,不过这是他依据传统政治理念和动员方式发动的,出于不满“苛政”的传统道义,以鸡毛传贴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在这次行动中他已经发现与现代政治之间的鸿沟。为了搭救因领导交农事件而被抓的七个人,他自行前往县政府投案,被拒;再去法院自首又被视作闹事——他被现代法制理念搞糊涂了:交农事件原来是一次合乎“宪法”的“示威游行”,是“不犯法的”,因为“革命政府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允许人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不再是既往历史空间中的王朝更替,新的政权带来了“现代”“政治”形态。对于一直处于皇权统治下的族长和普通村民而言。现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对他们其实是陌生的事物,宗族上层并非天然地与国家政权保持一致。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与宗族之间已经逸出“家国同构”的传统框架。当其时,不是白嘉轩主动自觉地疏远政治,而是“政治”形态根本改变,他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局外人。他不属于新的政治体系,其次,新的“政治”还不断侵蚀他本有的权力基础。直至他最终完全无能为力。由此才能理解白嘉轩面对现代“政治”那傲然态度背后的复杂况味。不管原上风云变幻,他都坚持祭祀先祖,续修家谱,然而面对祠堂里被砸碎的石碑、面对戏楼成了各方杀人的场地,他在坚守祠堂的同时也只能深感无奈和无力,当他转过挺直的腰身背对“政治”的时候,也许身影依然傲岸自信,然而面对原上的世事变迁也止不住迷茫和伤感,只能发出深长的叹息。也由此才可能体会,作为乡土社会一个浓缩性的人物形象,遭遇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白嘉轩的坚持与迷茫、失落与感伤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凝聚了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

“社会史分析的那些基本范畴是从近代社会科学中产生出来的,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范畴和分类,是近代知识和社会分类的产物。当我们把许多历史现象放置在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范畴之内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是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可能扭曲历史图景。有学者即注意到,在古代中国,“政治”并不是一个概念,而只是一个普通名词。“政治”成为概念属于现代知识范畴,而朱先生、白嘉轩所置身的乡土社会有着自己的“政治”形态。或者说乡土社会的权威和秩序并不能由现代知识框架中的“政治”概念对等地表达。

白鹿原上具有内在完整性的乡土社会形态为意识形态所遮蔽,被现代知识构架所分割,也许可视为民族国家冲击和改造乡土社会的另一种形式和结果。“国家对于村庄的政治影响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进入与结构重塑,并且也不仅限于治理方式的变革,它同时还意味着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的符号转换和现代性的进入”,因此,“相对于村庄社会,国家的进入与现代性的进入往往是一体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近现代历史转型的视野中,现代性的进入既具体表现为村落空间中新学的建立、社会一文化的变迁,更深刻的影响也许在于现代知识构架对于乡土社会话语空间的覆盖,在改造宗族村落的同时对之的文化批判逐步成为意识形态。自20世纪初,宗族文化被推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旧传统”而受到批判,“吃人”乃是对其本质的集中概括。然而,有学者已指出,这一似乎是在

文化领域展开的批判有着民族国家兴起的深刻背景。由于民族国家政治的兴起,“宗族作为一种与旧政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地方社会组织形态,很难幸免于现代政府及其话语建设者的攻击”。相应的,把传统视为“现代化的敌人”或必然为现代性取代的文化模式,“其所服务的对象是新权力结构的建设,是新民族一国家对社会和社区的全权化监控的一种意识形态合法论”。意识形态确立后成为固化的知识,而隐藏了与具体历史过程的联系,抹去了自身建构的痕迹。如同一些评论对《白鹿原》的解读,白鹿原上复杂的历史变迁最终被概括为文化道德新旧更替的结果,被抽象为对传统向现代嬗变这一必然规律的证明,而忽视了宗族村落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冲突与改造的具体进程。民族国家不但主导着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而且以意识形态工具塑造着我们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视野和角度。

而如果对于批评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其有限性缺乏自觉的认识,那么具体的批评将难以避免矛盾与含混。有批评论证《白鹿原》对于意识形态的突破,然而在更深层次上这些意识形态论断依然还是批评自身的立足点。面对小说所展现的世界,批评家的感觉开始徘徊,其表达不经意间发生了分裂。一方面肯定和赞赏宗族文化所展示的感召力量,所流露的脉脉温情,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在唏嘘、感叹、沉醉之余又必须回头寻找和论证宗法社会消亡的历史必然性:白嘉轩言行的背后、传统的宗法文化具有“吃人”的一面,因而是落后的,从而必然为时代所淘汰。这一立场似乎无可辩驳,而且可以表述得辩证而全面,比如所谓宗法文化具有两面性,白嘉轩身上“吃人”与温情的结合,等等,然而问题不在于宗法文化本质可否用“吃人”来概括,而是这种以文化道德判决来解释社会历史变迁的话语逻辑、从意识形态出发然后又落脚于意识形态的思维习惯,它与文本以及宗族村落绵延存在的社会现实都存在距离。如果批评家对于自身入思立论的前提缺乏必要的反思,那么就可能限制批评的穿透力。

作者在卷首题辞:“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之作为“秘史”,乃因其呈现历史变迁的全息性,有可能展开“一个时代的内在视野”,使我们能够悬隔一些意识形态论断,于文学世界中浸染沉醉,对于这个民族转型的历史、对其心路历程有新的发现和更全面的认识,从而丰富我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感知。反过来,“从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出发”还可以“反思地观察我们自身的知识、信念和世界观”,“反思现代性的知识处境”。在关于《白鹿原》文本内外的解读中,对既有批评话语的前提有所省察,对意识形态和现代知识构架形成、建构的过程进行追索,或可以对于新文学乃至我们自身的现代处境多一份自省。

面对文学世界中的乡土中国,不固守现代知识构架与意识形态,而重新打开一种历史视野,细致呈现现代性、民族国家进入乡土社会时改造与冲突、碰撞与对话的具体情景,乃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