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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汪树东

内容提要:超越现代文明,建立生态文明,乃是人类必然的选择,文学也需要接受生态意识的指引。在于坚、张炜、郭雪波、李存葆、叶广芩、韩少功等作家的努力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绿色之维已经复活。本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进行梳理和归纳,既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应,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之尝试,更是对大自然复魅的祈愿。

从1949到1976年,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压倒性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中盛行着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写作,对大自然采取彻底的利用和征服态度,丧失了对大自然内在价值最低限度的尊重和敬畏,生态意识仅在牛汉等少数诗人的潜在写作中偶有流露。从1977到1989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部分表现于历史反思,尤其是阿城的《树王》、老鬼的《血色黄昏》等知青小说;部分表现于现实批判,如高行健的话剧《野人》等;此外,许多边疆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或者受道家传统、农村生活影响甚深的作家,如周涛、乌热尔图、汪曾祺、贾平凹、海子等,能够表现出对生态意识的鲜明追求。1990年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多的作家震惊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生态灾难,难以接受现代人因与大自然睽隔已久而致的美感沦丧、人心的冷硬与荒寒,更兼全世界范围的生态保护运动推波助澜,生态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至今为止,于坚、张炜、郭雪波、李存葆、叶广芩、蒋子丹、韩少功等大批作家已经颇具生态意识,中国文学绿色之维真正复活。

一重建生态整体观

从生态危机审视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最致命的欠缺就在于对大自然的有机整体性以及人之生命的有机整体性的忽视。斯普瑞特奈克曾说:“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当现代文明牺牲了这种有机整体性,从长远来看,最追求效率的现代文明,也许会成为最没有效率的文明;最追求理性的现代文明也许会成为最非理性的文明。

因此,确立生态意识,核心要义就是重建生态整体观。所谓生态整体观,就是要认识到自然界万事万物(人从根本上看也是自然中的一员)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每一事物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存在主次等级之分,共同维护着精美的地球生态系统,一方的败坏很可能潜伏着整体的败坏,而生态系统的兴盛必然要求所有部分的兴盛。美国生态思想者麦茜特曾说:“生态学的前提是自然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和其他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自然哲学,生态学扎根于有机论——认为宇宙是有机的整体,它的生长发展在于其内部的力量,它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整体。”生态学对大自然的有机整体性的发现,启示了思想家对主客两分的现代性思维的批判,也发现了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有机整体性。

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都已经重建了生态整体观。徐刚几十年来始终关注生态问题,他的《伐木者,醒来》、《长江传》、《地球传》等生态报告文学声誉卓著,影响深远。他在生态散文中曾多次提到德国科学家乌·希普克把蔚蓝地球比作宇宙飞船,在茫茫宇宙中多么孤寂而脆弱。对于这艘地球号宇宙飞船而言,所有生命构成一个整体,不能轻易地为了人类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利益。他说:“地球生态环境的演变与恶化,从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细密地互相关连着,似一张网,像一根链,环环相接,既微妙而又真实。‘蝴蝶效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自然生命的整体性要求我们不能仅囿于人类的眼前私利而不顾自然生命的整体利益,没有了自然生命的整体利益,人类的眼前私利最终也无法保存。曾到陕西秦岭深入生活、特别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女作家叶广芩也说:“大自然实在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大如风云雷电、山川河流,小至岩鼠、山猫、蚍蜉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停滞,一切进化与衰退,俨然各有秩序,人类不要从中裹乱,否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领悟到了大自然是个俨然有序、普遍联系的有机体,这的确是生态意识的首要法则。

生态整体观在姜戎的长篇生态小说《狼图腾》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说额仑草原的白狼王是维护草原繁荣的野性力量,那么毕利格老人就是维护草原繁荣的人性力量,是蒙古人中的白狼王。他的生态智慧最根本地体现在关于草原上“大命”和“小命”的说法中。知青陈阵看到黄羊的美丽时就觉得黄羊可怜,狼可恶,滥杀无辜,而毕利格老人却说:“难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如果说美国生态思想家利奥波德倡导人要像大山一样思考,那么毕利格老人就是像草原一样思考,这是真正的生态整体主义者,他的确看重个体生命,但更看重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健康。

当然,许多作家在人与大自然的正向关联中感悟着生态整体观。写过《绿色天书》、《净土上的狼毒花》等华美的生态大散文的李存葆,在《鲸殇》中就曾说:“山山林林的鹿鸣狼嗥虎啸猿啼,岩岩石石的蜥行虫跳蝎藏蛇匿,江江海海的鱼腾虾跃鲸驰鲨奔,土土缝缝的菇伞霉茸蚓动蚁爬,坡坡岭岭的蔬绿稻黄果香瓜甜,花花树树的蜂飞蝶舞鸟啾禽啁……生命无所不在,扑朔迷离的大自然,以其斑驳的万物摇曳的万有,构成了神奇的无限。冥冥中,天人合一物我难分,无限神奇里也包容着人类自己。”天人合一物我难分的前提就是所有生命的彼此关联,不但万有生命中包含着人,万有生命也互相包含,而人仅是万有生命中的一种,不可能永远凌驾于万有生命之上。

正因存在着生命间无所不在的生态关联,当此种生命受到伤害,彼种生命也难逃厄运。莫尔特曼曾精辟地指出,“生命体系联系人类社会及其周遭的自然,如果生命体系中产生了自然体系死亡的危机,那么必然产生整个体系的危机、生命看法的危机、生命行为的危机以及基本价值和信念的危机。和(外在)森林的死亡相对应的是(内在)精神疾病的散播。和水污染相对应的是许多大都会居民的生命虚无感。”无独有偶,非常关注生态问题的著名作家张炜在生态小说《三想》中也写道:“事实上,哪里林木葱茏,哪里的人类就和蔼可亲、发育正常。绿树抚慰下的人更容易和平度日,享受天年。土地的荒芜总是伴随着人类心灵上的荒芜,土地的苍白同时也显示了人类头脑的苍白。这之间的关系没人注意,却是铁一般坚硬的事实。”张炜的洞察力颇为深邃,启发心智。徐刚更是深深体会到自然生命与人同根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变得轻薄,是因为离开了土地;我们心灵枯槁,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绿色;没有了危哉大山的险峻,脚下的路反而变得更加迷茫;失去清泉的滋润,又怎么能流淌出清泉一样般的智慧呢?”现代文明处境中,人的内在精神危机与自然的外在生态危机互为表里,唇亡齿寒。

现代人常常囿于一己私利,肆无忌惮地破获大自然,原本以为对人没有什么害处,但是自然界的整体联系会把恶果一一扩散,就像石落水塘,击起万般涟漪,最后把恶果反馈到人自身。阿城的知青小说《树王》写到20世纪

60、70年代云南知青破坏原始森林的狂热,奇特的是,当树王被伐,森林遭毁,大自然生灵涂炭时,与大自然有着隐秘联系的肖疙瘩也郁郁而终。这无疑是暗示着人与大自然的生死与共。张抗抗中篇小说《沙暴》叙述了知青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时大肆捕猎草原鹰,结果导致老鼠猖獗成灾,毁了片片草原,最终也导致北京常常笼罩在沙尘暴威胁下。贾平凹的生态小说《怀念狼》中,当秦岭地区无狼可猎,那些捕狼队猎人也奇特地相继患上各种疾病,有人得了软骨病,有人得了头痛症,有人性能力完全退化。

从生态整体观角度来衡量现代文明,最关键的无疑是颠覆过于强硬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建立人与大自然的合理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总是理所当然地只把人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认为其他自然生命仅具有工具价值,确立起人在其他自然生命丽前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地位。许多作家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愚蠢和霸道,一再重申人与自然生命的平等关系。人作为自然的稚童,是自然的产物,他只能谦卑地接受作为大自然生命共同体中一员的位置,人力胜天的偏执心态终究只能使人忽略自身的局限性,导致自身的最终溃败。

二尊重自然

如果说生态整体观确认了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注重所有生命的普遍关联,那么从中很自然地可以引申出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尊重自然,关键在于尊重自然的生态规律和内在价值,充分反省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负面意义,不要让人类意志根本不顾自然生态系统规律而肆意妄为,人试图为自然立法之前需要充分地意识到自然已经为人的立法划下了边界与规定了内在逻辑。罗尔斯顿曾说:“人在大自然中所占据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位置,大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只有适应地球,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在生态意识高度上适应大自然,尊重大自然,当然不会辱没人的尊严,恰恰证明了人的尊严,意味着人能在更宏大的生命立场上把握住自身的欲望和非理性冲动。美国著名的生态思想学者卡逊曾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的确,人类文明发展至今,需要彻底抛弃控制自然之类的狂妄想法,而以尊重自然为文明的新风标。

现代文明无限抬高人的主体性,把大自然贬为客体,像康德那样的现代哲学家就高倡人为自然立法。具有生态意识的徐刚却说:“人企图占有一切存在的时候,人便成了存在的盗贼。人的规格在环境的框架中。”的确,人的立法不可能肆意妄为,自然已经给人确定了一定规格,人可以勇于超越自然,但超越的向度却绝不能与自然为敌。徐刚曾说:“环境对人类社会,首先是恩赐,然后是限定。”此语堪称精辟,对现代人日益狂妄的勘天斗地的精神有振聋发聩之效。人类的终极价值标准最终必须以大地为指向,“真、善、美的恒久的存在,只存在于大地之上的自然世界,而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倘不以大地为楷模,与真、善、美渐行渐远,却是大势所趋了。”应该说,尊重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就是人类再次向终极真理逼近的明证。

然而,回顾1949-1976年间的中国文学,我们不由得浩然兴叹,此阶段文学彰显的是那种无知无畏、凌驾一切、对大自然颐指气使的现代人形象。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许多民歌最能代表那个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自我想象。陕西安康有一首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彻底剥夺大自然神性的写作体现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那种膨胀起来的人类意志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极其狂妄,没有一点尊重自然的气度。

到了80年代后,与此前的极度不尊重自然的态度相反,许多作家认识到了尊重自然的重要性,他们极其痛心地展示着不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破坏性后果。老鬼的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就叙述了“文革”时期一批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知青的悲惨生活。那些下放知青和复员军人不顾生态规律,到草原上大肆垦殖,结果导致草原沙化严重,最终那些严重浪费人力物力的农垦工程不得不废弃。郭雪波的小说《哭泣的沙坨子》同样展示不顾草原的生态规律大肆农垦的可怕后果。杨志军的中篇小说《环湖崩溃》叙述了20世纪50、60年代西北开发运动中,人们怀着炽热的建设热情,对青海湖周边草原的大面积开垦,造成了严重后果。作者对这场破坏生态环境的狂热运动的冷静反省,标志着西部小说中较早出现了现代生态意识。人类由于囿于眼前的一己私利,不尊重自然的生态规律,结果是自毁家园,自我流放。

卡逊曾说:“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尊重自然,还要尊重自然生命的多样性,简化的大自然终究会让人饱尝苦果。但现代文明以效率为唯一原则,倡导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工具理性化笼罩一切,直接导致现代世界的机械化、单一化、标准化、同质化的简化倾向。作家天生敏感,想象丰富,喜好参差多态,渴望色彩绚丽,对现代文明的此倾向最为惊惧。张炜随笔集《葡萄园畅谈录》开篇就涉及现代文明的标准化问题,作者希望从乡村世界中看到真正独特的东西,但很快明白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天真和浪漫,“其实到处一样,更多的是千篇一律。现代风习的感染力同化力比过去的时代大十倍百倍。处处给翻造了,改变了,此地与彼地必须一样。房屋是这样,街巷甚至植物、人,都是这样。这才让人吃惊。”现代文明的同质化倾向,只承认效率和功能,对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对文明多样性更是缺乏耐心,结果导致世界的单调和沉闷。这种同质化倾向不但是对人的审美情趣和心灵品质的挑战,更为日后的生态灾难和文化荒芜埋下祸根。

当然,尊重自然,最关键的无疑是节制人自身的欲望。归根到底,人不尊重自然,是出于欲望无度,也就是不尊重自身的精神生命。因此,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都对现代文明的欲望化倾向持彻底的批判态度。高行健的实验话剧《野人》演出于1985年,是当代文学中高调宣扬生态意识的一个独异文本。该剧充分反映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森林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方式,再加上到处肆无忌惮的滥垦滥伐,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破坏。剧中林区梁队长尤其害怕人的永无餍足的欲望,“人哪,要由得他发疯,那就像铺天盖地来的蝗虫,好端端的一片庄稼地一眨眼的功夫就吃得精光。”张炜的短篇小说《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也展示了人的欲望放纵无度,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溃败的过程。诗人李松涛对生态问题也极为关注,长诗《拒绝末日》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该诗对人类无所顾忌地掠夺地球掠夺大自然可能导致的末日景观持坚决的拒绝态度,序章写道:“地大的恶行,触怒了地,/天大的贪欲,惹恼了天。/大自然,委实被伤害得太深了——”所有可怕的生态末世场景的根源都是“天大的贪欲”,现代人大谈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事实的真相正如舒马赫所言,“现代人体会不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反而视自己为命中注定可以主宰及征服自然界的外在力量。现代人甚至大言不惭

地说要与大自然搏斗,却忘记了如果他们战胜自然,转眼即已处在败方。”征服大自然的胜利就是人类自身最大的失败,而且往往是万劫不复的失败,这才是黑色幽默,才是缺乏生态智慧的滑稽戏。

其实,所有不尊重自然的言行最终根源都是反生态的现代城市文明。中国当代作家对现代城市文明可以采取道德批判、审美批判,更彻底的还是生态批判。贾平凹在《废都》中借那条来自终南山的奶牛批判了城市文明导致人种的彻底退化。张炜曾说:“城市真像是前线,是挣扎之地,苦斗之地,是随时都能遭遇什么的不测之地。人类的大多数恐惧都集中在城市里。”恐惧根源于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隔绝,恐惧扭曲人性,使现代城市成为粗暴和野蛮的发源地。逃离城市,返回乡村野地,在野地发现仙鹤的舞蹈,也就成为张炜个人的抉择,也是他大部分小说的基本主题。海子、莫言、迟子建、韩少功、于坚等都严厉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反生态倾向。

即使从审美意义上说,尊重自然也是人的最佳选择。诗人于坚就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重建了当代诗歌的诗意维度。他的许多诗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物观物,试图逼近自然的本真存在,就是尊重自然的最好明证。在《我梦想着看到一只老虎》中,诗人写道:“我梦想着看到一头老虎/一头真正的老虎/从一只麇鹿的位置看它/让我远离文化中心远离图书馆/越过恒河进入古代的大地/直到第一个关于老虎的神话之前/我的梦想是回到梦想之前/与一头老虎遭遇”。在人与自然之间,已经有一层人类中心主义过厚的文化积淀,它先在地为人设置了大自然形象,诗人的愿望就是突破它,直面未被它染指过的大自然的本真存在。从一只麇鹿位置上看老虎,那就是在大自然中,在生态系统中,来把握自然生命的独特与本真。《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堪称于坚的诗歌杰作,其核心主旨同样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本性的诗意探寻,是尊重自然态度的兴会淋漓的展演。

三敬畏生命

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进化的完美结果,物种多样性和各种生命的繁盛本身就具有充分的价值与意义,人不能按照人类中心主义对待各种生命,应该承认各种生命的内在价值,呵护生命敬畏生命,而不是无度地奴役生命利用生命。著名的生态思想者史怀泽曾说:“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然而,至今为止,史怀泽的这种伦理原理还是空谷足音,闻知者寥若晨星,践履者屈指可数。

叶广芩曾说:“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确然如此!只要人稍稍摆脱颟顸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现动物生命的灵性世界。

许多作家毫无疑问已经具备了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在他们笔下,野生动物展示着它们独特的高贵与庄严。邓一光的短篇小说《狼行成双》中,那对狼夫妻不怕牺牲生命,也要互相救助。郭雪波的长篇小说《大漠狼孩》中,那只公狼在与人的对抗中尽显了野性生命的桀骜不驯与崇高尊严,母狼在对狼孩的抚养、寻找、教育和救护中则尽显了母性的坚韧与伟大,尤其是最后为救落水的狼孩而牺牲时,更把野性生命的伟大彰显到了极致。姜戎的《狼图腾》中,那两只狼宁肯自杀埋入乱石中也不愿意被捕;还有那只巨狼被包顺贵、徐参谋等人的吉普车追得口吐白沫,倒地而死,也不愿意就范。这些狼即使抛弃生命,也要捍卫尊严,放在人间也属难能可贵。作家浓墨重彩地描绘这些野性生命,无疑表达出十足的敬畏情绪。

母爱的高贵与庄严也自不待言,诚为人与动物界所共享。叶广芩的短篇小说《猴子村长》中,那只被猎人追击的母金丝猴,在猎人枪口下,从容不迫,摘下树叶,滴上乳汁留给小猴,然后蒙眼迎接死亡。也许,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这仅是动物本能使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即使仅为本能,这种本能也让人深觉生命的高贵与庄严。到了此时,人倘若还不能善待生命,谨言慎行,那就真是冥顽不灵,性情乖戾了。康德曾说:“就动物而言,我们没有直接的义务。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其存在只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是人。”恐怕若把人视为唯一的目的,不但不能提高人的地位,反而只能使人声名狼藉;若把动物仅视为达到人的一种目的的手段,就只能使人类沦入万劫不复之境。

中国当代作家不但敬畏动物的高贵与庄严,同样敬畏植物的高贵与庄严。于坚诗歌《避雨之树》吟咏的是一棵高大的亚热带榕树。当人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在旷野上与巨树全身心相遇,才能够看出自然生命的神性一面。避雨之树尽情舒展,稳若高山,化身为永恒的宇宙大生命之树,矗立旷野,为万物遮风挡雨,抵御死亡的恐惧。面对这样的巨树,人只能敬畏、感激与赞美。“它是那种使我们永远感激依赖而无以报答的事物/我们甚至无法像报答母亲那样报答它我们将比它先老/我们听到它在风中落叶的声音就热泪盈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爱它这感情与生俱来”。自然永恒,而人生短暂;自然伟大,而人平凡;这是人在自然面前必须具有的谦卑情怀。神性自然的展现就是美,让人悠然神往,抛却鄙吝自大之心。李存葆《绿色天书》对热带雨林中望天树的描绘,也蕴含着对自然生命的神秘和威严的敬畏之情。

然而,返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许多作家并不敬畏生命,仅关注动物的工具价值。梁斌小说《红旗谱》“脯红鸟事件”中那只稀罕的脯红鸟在运涛、大贵等人和冯兰池的争夺中就仅具有工具价值。吴强小说《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上山见座山雕,射杀一只东北虎为见面礼。叶蔚林的短篇小说《黑谷白狐》中白狐的价值也仅在于给人提供一张毫发无损的毛皮。至于阿成的短篇小说《小菜驴》中的小毛驴就更为悲惨,价值仅在于被活剐,给阿成提供一顿生鲜驴肉而已。这种对待自然生命的残酷态度,反映了作家生态伦理的暗昧。

人类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现时代,当作家确立了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他们看到的更是各种自然生命的悲剧,是人类残害自然生命的暴虐和无耻,因此往往长歌当哭,心神憔悴。陈应松和叶广芩都曾关注野生动物的灭绝问题。陈应松的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诗意语言叙述了湖北神农架最后一只豹子被人类消灭的悲惨结局,而叶广芩的短篇小说《老虎大福》却写了陕西秦岭最后一只华南虎被猎杀的悲剧。叶广芩采用的是人类视角,叙述了华南虎被人猎杀的悲惨经过,还特意描写了山民们如何高高兴兴瓜分老虎尸体的。人既没有对自己无知而卑劣的行为感到懊悔,也没有对大自然中因为丧失最壮丽的生灵而留下的可怕虚空而悲伤,他们想到的只是用虎血沾脑门求福气,或者瓜分内脏、肉和油。这与鲁迅小说《药》中下层愚昧民众用蘸着先觉者鲜血的馒头治病的行为遥相呼应,人类的卑琐终究无法克服!诗人牛汉曾说:“大自然的创伤和痛

苦触动了我的心灵。”他的诗歌《华南虎》可以说是关于野生动物受人类残害的一首绝唱。

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使得许多作家的视野更为开阔,心灵更为敏感柔软,较为狭隘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渐渐被更为阔大的生态伦理取代。迟子建的散文《哀蝶》就叙述了作者小时候常常捉住许多漂亮的深紫色蝴蝶,用图钉把它们活活钉死,成年时后悔,自称为扼杀蝴蝶的小妖魔。这种反省无疑是生态伦理的珍贵觉醒。在散文《大地上的事情·七十》中,苇岸因自己一时误施好心,把剩有余蜜的瓶子留给胡蜂,结果导致十余只胡蜂的死亡,便愧悔不已,诚挚请求胡蜂的原谅。刘亮程在散文《春天的步调》中写到在原野上曾经耐心地守候过一只小虫子的临终时光。每一个自然生命的死亡,就是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毁灭一次,作者能够把生命体验深深楔人小虫子的生命体验中,对别种自然生命的生态同情甚为动人。

敬畏生命,同样关键的是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清醒认识人类中心主义的愚蠢和霸道。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曾说:“大自然创造出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很可能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而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出所有其他动植物。”只要稍微理智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缪尔之言的真理内涵。诗人于坚曾说:“把昆虫视为具有自在生存权利和美学系统的神灵集体,这一立场与现代中国盛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对于昆虫野兽植物世界,取舍标准就是对人是否有用、有害,是否可以吃、可以入药。这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在今日中国盛行于世,其结果是大的野兽虫子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人们现在已经吃到了蚂蚁,吃到了蚯蚓。”中国人饕餮之陋习无疑必须反省,对自然生命的功利观无疑必须被颠覆。

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还要求人反思出于好意对自然生命的歌颂,譬如作家对驯养动物的忠诚品德的赞美。道义淆乱时代,人心难测,朝夕变幻,而狗等驯养动物的忠诚却总是昭若日月,映衬着人心的飘忽魅影。宗璞的短篇小说《鲁鲁》就把那只小狗对主人的忠诚之举、哀婉之情写得令人肝肠寸断。李传锋《退役军犬》中的退役军犬黑豹,王风麟《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的猎狗贝蒂,邓一光《孽犬阿格龙》中的阿格龙等,都为了拯救主人而牺牲生命,忠诚品格感天动地。作家专注于书写驯养动物的忠诚品德,能把笔触探入动物的内心世界,摹写出动物生命的跌宕姿彩,对于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启示意义。但几乎所有被作家大肆赞美的忠诚的驯养动物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这就需要反思。人能够欣赏狗的绝对忠诚和无私奉献,但若对人性本身没有多少反思和质疑,若对狗等动物的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这种欣赏就是把狗等动物置于死地的力量。当人极度昏聩和自私,对狗等动物可以任意处置,即使无故置之死地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时;对于狗而言,要逃避悲剧命运,恰恰需要摆脱忠诚品德,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私、野性和胆识。也许那样,作家对狗就不能欣赏,会责之为不义了。因此,这种欣赏归根到底是出于人的自私,是人编织出来安慰良心的关于物种的意识形态迷雾。人若有更大的悲悯心,就不能单纯地赞美狗等驯养动物的忠诚美德,而更要拷问人性的丑陋,更要制定保障动物权利的法律,也就是以法律约束人性。

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也使作家塑造出一批具有生态人格的人物形象,他们与物同情,平等对待众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呵护生命。郭雪波小说《沙葬》中,热沙暴来袭,云灯喇嘛把仅剩的一点水分给沙井周围的各色生灵时,生态人格的光辉绚丽无比。胡发云的中篇小说《老海失踪》中的老海最后决定只身帮助濒临灭绝的乌猴迁出乌啸边,去寻找新家园,最终失踪于林海茫茫,谱写的就是生态人格的凄美绝唱。挪威深层生态学者奈斯说:“所谓人性就是这样一种东西,随着它在各方面都变得成熟起来,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认同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不管是美的丑的,大的小的,是有感觉无感觉的。”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被生态人格超越时,人性顿然呈现更为婀娜多姿的一面。

四生态意识的重要意义

美国生态思想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说:“一个人如果不研究自然的秩序,就不能达到最完美的生活;更重要的,—个人如果不能最后与自然达成和解,就说不上有智慧。”

许多中国当代作家能够与大自然达成和解,获得生态智慧,像于坚、张炜、郭雪波、迟子建、叶广芩、苇岸、徐刚、李存葆等关注大自然,诗意地书写生态意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幸事。

从整体上看,生态意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深远。首先,当前中国文学中,由于受生态意识的影响,自然本体地位渐渐突显,慢慢摆脱人的颐指气使,呈现出更为精细更为跌宕多姿的面貌。郭雪波对草原狼的描绘就颇具代表性,他笔下的狼已经不再是人类寓言中的反面角色,也不仅仅是映衬萎缩文明的野性象征,更是依据它那个种类准则肆意挥洒风采的野性生命。这种动物形象在没有生态意识出现之前几乎不可能设想。于坚笔下的各色自然生命也都独具生态蕴涵,远非唐诗宋词中的各种自然事物可比拟。其次,生态意识促使作家更及时地关注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他们获得一度丧失的现实感。当然,这种现实感更多的是以悲剧形态表现出来的。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曾说:“生态学教育的后果之一就是,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一个创伤的世界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背景就是大自然惨遭浩劫的过程。如果说我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人关注大自然,更多的是避世,是怡情悦性,那么当代作家关注大自然则是振臂高呼,是哀伤哭泣,是绝望控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如郭雪波《大漠狼孩》,张炜《三想》、《九月寓言》,王艾《我和松鼠的故事》,方敏《大拼搏》、《大毁灭》、《大绝唱》,姜戎《狼图腾》等小说。在现代文明不停地制造不同的自然生命的悲剧时,即使有少数人脱离现代人的残暴,对自然生命出示好意,自然生命也很难与人和解,对人表示理解。如此一来,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往往就会陷入既与人隔离、又与自然生命隔离的两难境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中那些具有生态人格的人,如郭雪波《沙葬》中的云灯喇嘛,姜戎《狼图腾》中的毕利格老人,雪漠《狼祸》中的孟八爷等,也都以悲剧终局。此外,生态的观点虽说是对宇宙大生命的肯定,但人毕竟不是上帝,也不是大自然本身,人的渺小和脆弱必然使他在面对那些被人和大自然毁灭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时产生难以承受的悲剧感和苍凉感。在许多小说结尾,人看到那么多的自然生命悲剧,往往感到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大有因色见空之慨。当然,生态意识毕竟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了一种更阔大更合理的价值观,使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和人性现实。

总之,现代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大自然重新订约,重修旧好。劳伦斯曾说:“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要实现我们自身与周围充满生机的宇宙之间的纯洁关系而存在的。”对于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来说,他们确曾为大自然仗义执言,能够颠覆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确立起生态整体观,尊重自然,敬畏生命,重建一切生命间的友好情谊。他们正在努力完成着历史赋予的使命,努力引领人走出工业主义、消费主义的市场取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以生态意识为引导,恢复对大自然的敏感与兴趣,看护大地,净化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