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朵

摘要：甲骨文刻辞中保存的占体、表体、谱体、令体、册体、祝体、诰体、典体等公文文体原始形态或文体名称，昭示了这些重要公文文体的起源、性质和特点，为纠正历代文体学家所谓“文章皆源于五经”的误说提供了有力实证。

关键词：甲骨文；商朝档案：公文文体：五经

关于文体的起源，古代文体学家多认为皆起源于五经或数经。如。南朝粱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称。文章始于伏羲著《易经》，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即八卦)，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其又在《宗经篇》中将各体文章分属于五经，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人环内者也。”稍晚的北朝北齐人颜之推亦有类似论述，云：“夫文章者，源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清人章学诚将文体之源归于六经，云：“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即六经)，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此前，方苞甚至将古文之源增至八经，云：“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因为，除神话传说和诗歌这两种产生于文字之前的文体不属于公文外，其他早期文体都属于公文范围，所以，照此理解，在古代文体学家心目中，所有古代公文文体都起源于儒家经典。

笔者以为，历代学者将所有古代公文文体的起源统归于五经或数经，是宗经观念的体现，有的归属对了，有的则归属错了，不同的文体起源时间各不相同，有些公文文体的起源是远远早于五经的。即便是刘勰，其虽在《宗经篇》中将各体文章的起源归属于五经，而具体讨论某些公文文体的起源时也不得不打破自己的成说，追溯到远古时代(当然，许多追溯是不正确的)。80年前，刘师培就提出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的观点，姚华则进一步倡议将文体之源追溯至甲骨文和金文，其《论文编后·源流第一》云：“书契既兴，文字桷(粗)成，吉金贞卜(指铭文、甲骨文)，始见殷商……文章之源，必稽于此。”就我们研究的结果看，有些公文文体的溯源，确实应该从甲骨文开始。

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宫廷档案，它主要是商朝后期“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当为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时的产物。笔者赞成学术界的通常看法，商朝人深埋甲骨文，就是为了建立国家地下档案库，储存保护这些重要的宫廷档案不被侵蚀风化。通过研读甲骨文的内容及字义可以发现，有些古代公文文体已保存在甲骨文中，如，占体、谱体、令(命)体、表体等：有些公文文体形成于甲骨文时代，其文体名称曾为甲骨文所记录，如，册体、祝体、诰体、典体等：有些文体特点的孕育受到过甲骨文字本义的影响。如，“盟”字与后来的盟体，“对”字与后来的对问体等。限于篇幅，本文拟谈四种文体。

关于令(命)体。所谓“令”，就是“命令”。《说文解字》的解释颇为准确，云：“令，发号也。”刘勰论令(命)体的起源和流变云：“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媚》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令)曰制。”在这里，刘勰将令(命)体的起源追溯至文字产生之前的远古时代是有道理的，那时文字虽然尚未产生，然而因氏族、部落首领常常口头发布命令，“命令”等语言形式已经产生了：其将令(命)体演变为诏体(或制体)的时间断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大体正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年)关于丞相绾“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记载可以印证。但是。笔者以为刘氏将“令”的意思释为“使也”，不如《说文》释为“发号”确切，其将令(命)体的正式形成定在“降及七国”即战国时代更不合令(命)体发展的实际。

其实，清代文体学家王兆芳就已继承《说文》之解纠正了刘氏的偏颇，云：“令者，发号也，教也，禁也。发号而教且禁也。古天子诸侯皆用令，秦改令为诏，其惟皇后、太子、王侯称令。主于教善惩恶，号使畏服。”近现代文字学家从金甲文的造型人手对“令”字本义作出的“发号”之解更证明了《说文》释义的准确。如，罗振玉云：“古文‘令从‘厶从‘人，集众人而命令之，故古‘令与‘命为一字一谊。”，洪学义云：“(令)象人跪坐于屋中，会意发号施令。大概当时君长发号施令时是跪坐于屋中的。”姚孝遂云：“罗振玉以‘令字为‘集众人而命令之是对的。林义光《文源》谓‘令，字‘从口在人上，、，象口发号，人跽伏以听也。……‘令孽乳从口为‘命，古本同源，西周以后，始出现从口之‘命字。”文字学家的理由虽不尽相同，但其释“令”为“发号”的结论却是一致的，可以作为定论。

依如上定性解释研读带“令”字的甲骨文，不难发现刘勰对令体形成时代的断限太晚了，“令”作为一种公文文体早在甲骨文时代即已正式形成。甲骨文中带“令”字的内容多达290余件，其中有些刻辞无论从命令的语气还是从命令的内容看，都可称为现存最早的令体。尤其60余条“王令”句型，文体性质颇为清楚。如，《合集》5775正云：“癸卯卜，争贞：王令三百射，弗告口示，王占惟之。”6480云：“贞：王令妇好比候告伐人……。”20505云：“庚戌，王令：伐旅妇。五月。”33526云：“癸丑，贞：王令口出田，告于父丁牛。”《屯南》232云：“癸丑卜，王令介田于京。”《屯南》341云：“……未卜，王令以子尹立口。”以上例句中“王令”明显是发号施令的口气和神态，“令”后的内容则是令体的具体内容。合而观之，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公文令体的原始形态和体式，这是颇为珍贵的文体资料。由此可见，古代令体的正式定型并不是如刘勰所说的战国时代，而是远在战国七八百年之前的商朝，这些定型的令体公文可能大量地书写于简牍之上，极少数被刻契于甲骨之上。附带说明一点，因“命”字是“令”字的孳乳字，所以令体和命体及二者在秦时的演变体实际上大同小异，正如宋人戴侗所说：“命者，令之物也。令出

于口，成而不可易之谓‘命。秦始皇改‘令曰‘诏、‘命曰‘制，即‘诏与‘制，可以见‘命、‘令之分。”我们不妨忽略二体的差异，大致视为同一文体。

关于册体。“册”字在甲骨文中出现频繁，多达数百件，仅“称册”一词就出现120余次。如《合集》7408、7410、7411、7412就重复刻有“己巳卜，争贞：侯告称册，王勿衣岁”之语。甲骨文字学家对“册”字的解释多信从《说文》的“简册”之说，认为“册”就是“简牍”，说明简牍在商朝已经被广泛使用，当时的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的文字主要是写在简牍上的，唯卜辞及与其相关的内容才刻契在甲骨上。但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却考辨认为“册”与后世的“策”字同义，云：“策、册古籍同用。经传言册祝、祝册、策告，其义一也。”，他的弟子姚孝遂进一步考辨认为，“册”不是书写工具之简牍，而是一种文体。云：“商代册制目前仅见龟骨，尚未发现简牍。卜辞累见‘称册即举册。国有大事，必有册告。……凡此皆与军事行动有关，当属盟书之类。”姚氏乃甲骨学界泰斗，其观点未必全谬。据此推测，可能写在简册上的主要是檄盟一类的公文，所以甲骨刻辞便以“册”字代指这类文体了。这说明后代的檄、盟等文体与商朝的册确实有特殊的渊源关系。其上引刻辞中的“侯告称册”则可释读为某方国举盟文或檄文来报告。

关于祝体。刘勰对祝体的起源和发展作了如下描述：“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裡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磬，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裡之词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所以寅虔于神衹，严恭于宗庙也。”刘勰将祝辞性质确定为向祭祀对象吟诵的祈祷愿望的祷告语，是正确的，将祝体的成熟时间确定在西周的大祝掌六祝之辞，亦较合情理。但其所引录伊耆(神农)、虞舜、商汤的祝辞是不可靠的。前二者为传说人物，附会其名下的祝辞分别出自较晚的《礼记·郊特牲》和《尸子》；商汤的祝辞出自《论语·尧曰》和《荀子·大略》，亦为春秋及之后的文献，附会的可能性亦较大。

笔者认为，祝辞产生并口耳相传可能较早，但作为一种公文文体被宫廷举行祭祀时宣读，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的事情。虽然甲骨文惜未刻契下祝辞的原文，但却有320多片甲骨分别记录了这一文体在商朝宫廷被频繁使用的情况，可见祝体确当滥觞于商朝。如《屯南》2459运：“祝册，毓祖乙，惟牡。”意为捧着写有祝辞的简牍祭祀祖乙，并用公牛为祭品。再如《合集》32285云：“丙午贞，彤人册祝。”依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作册以祝告于神也”之解，此条刻辞意为丙午卜问，以酒洒地，杀牲，制作简册，书写祝辞，用来向神灵祷告。

关于诰体。刘勰《文心雕龙》将“诰”体归人杂文类，未对其特点和产生时间作出阐说。《尚书》曾以诰、典、谟、誓、命、训6体名篇，疑篇名乃春秋战国之际编纂者所加，代表着编纂者所处时代的文体观，据此推测，“诰”体等六种文体乃定型于此时。然而“诰”体的孕育似可追溯至甲骨文时代。

所谓“诰”，就是“告谕”的意思，无论从口头上或书面上的告谕，都可称其为“诰”。甲骨刻辞有“告”字而无“诰”字，甲骨文字学家们认为刻辞中的“告”字即为“诰”字。如饶宗颐《通考》云：“告即诰。”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云：“告，读为诰。”综观甲骨刻辞中出现的570余条“告”字句，似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祭祀时将心愿告知于祭祀对象，如《合集》183“告于大甲”、17722“贞，告于祖辛”等。一类是四域诸侯来告事，如《合集》6460正“贞，王惟侯告从正尸。六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称凡“侯告”之“侯”皆泛指四域诸侯。姚孝遂认为，凡称“多方告”、“多白告”、“多田告”者，均相当于后世所谓“诸侯报告”。笔者以为，四域诸侯来告必将所告之事书于简帛，故“告”字在甲骨文中的大量使用意味着最原始的告(诰)体在此时已经孕育和应用。此时的诰体似与前述册体尚无太明确区分，依姚孝遂的看法，册体多有关军事或政治结盟的内容，诰体则多为“有关田猎之情报及敌警等”。

还有一种现象很值得重视，有的甲骨文虽然没有“告”字出现，但其内容却明显带有诰体性质，这一点当代国学大师李学勤作了精辟的分析，云：“董作宾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叫《王若曰古义》，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上刻有‘王著曰：羌女……等语。下面的‘羌女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好的解释还是‘羌，汝……这是对羌人的一种文告，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可见当时就有‘诰这样一种文体。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尚书·商书》里的‘王若曰，还有‘微子若曰，并不是周人所拟作。据我所知，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文体研究也算一个热点问题吧。作为一种文体，‘诰，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它起源于何时?又有什么特点?甲骨文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资料。”李先生以甲骨文中有“王若曰”证明《尚书·商书·汤诰》等篇为商代真实史料的说法，我们虽不敢苟同，但笔者完全赞同其甲骨文中有诰体的观点，陈梦家以为，由史官或大员代国王宣命称“王若曰”。于省吾《王若日释义》引王引之说，“王若曰”当作“王如此说”。凡国王直接命令臣属从来不称“王若曰”，凡史官宣示王命臣某或王呼史官册命臣某而称“王若曰”者，多在一篇之首或一篇的前一段，以下复述时都称为“王曰”。类似于李学勤所举实例，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只是多用“王曰”而无“若”字。如，《合集》3297正“王曰：侯豹毋归”，《合集》3297正“王曰：侯豹往，余不束其合，以乃使归”，《合集》24391“王曰：贞，有兕在行，其左射”，《合集》24503“王曰：贞，毋田”等。亦都表达了“某某，如何如何”的意思。可见。诰体起源于殷商时代是信而有征的。

比较甲骨文中的诰体和《尚书》中的诰体，可以发现，甲骨文中的诰体既有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也有下级对上级的报告，更有人对神的报告，而不论《尚书》中以“诰”命名的《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还是不以“诰”字命名而实际含有诰体性质的《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则已多局限于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的训示，这说明商朝人的文体意识还比较模糊，各种公文的内容、性质还不规范，界限还不大明确，而发展到春秋时期，包括诰体在内的几种公文文体已趋于定型，时人对它们的性质特点的区分已有了相对固定的标准。

综上可见，不论甲骨文中保存的占体、表体、谱体、令(命)体的原始文本，还是甲骨文中记录的册体、祝体、诰体、典体等文体名称，在古代公文中，都是直接运用到治国安邦、祭祀征伐等国家大事中的重要文体，这些文体在甲骨文中的被发现，为纠正古代文体学家所谓“众体皆源于五经(或数经)”的谬说提供了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