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松

《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是辽宁大学青年学者赵彦昌先生研究中国档案史的最新力作。该书以先秦档案史为主体,贯通整个中国古代,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档案史领域的专题研究专著,对于先秦史研究、中国档案史研究都做出了新的有益的探索。

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中国古代的历史档案。收录《“六经”皆档案》、《中国帛书发展史论》、《历代帖黄考》、《明清揭帖考》、《中国古代地图档案遗存研究》、《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研究及出版情况综述》、《满文档案与清代民族史研究》、《清代玉牒研究》、《罗尔纲对太平天国档案文献的鉴辨成就》、《民国档案鉴定研究综述》等系列研究文章。其中作者提出的“六经皆档案”说是为新见。清儒章学诚曾有“六经皆史”说,作者进一步提出“六经皆档案”。就档案史来说,不论“六经”头上有多么绚丽的圣洁光环,它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则介绍了近代名人与明清档案。主要包括《陈垣与明清档案》、《徐仲舒与明清档案》、《傅斯年与明清档案》、《沈兼士与明清档案》、《李光涛与明清档案》等几个专题。第三部分研究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商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西周档案管理制度研究》、《唐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宋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清代奏折制度研究》、《副本制度考》、《奏本制度考》等,既有以朝代为线研究一朝之档案管理制度,讲究全面;又有以专题为线,贯通古今研究某一主题,深入细微。第四部分研究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主要包括《<周礼·天府>考论》、《西周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周代史官与档案管理》、《辽代档案工作研究》、《金代档案工作研究》、《清入关前的文书档案工作》、《清代军机处的文书管理工作》、《清代幕友与文书档案工作》等文章。这一部分既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又有弥补档案学界空白之处。

纵观这部著作,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术有专攻:对西周与周代档案史与档案管理制度的研究较前贤详密。周代已有系统的史官记事制度存在,这决定了周代的档案和档案管理制度也想对发展的更为成熟和完备。周代史官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太史系统,职掌王朝制定历朔,禳灾占星及记载国家朝会、祭祀等大型典礼;二是内史系统,此系统虽然有与太史相同的职能,但加一“内”字,表明他为王左右大臣,职掌偏重于王朝内部事务,如书王命,参与王之册封诸侯、大夫等事务;三是府史系统。府史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文案人员。这部分人多由各级政府长官自己聘任,并专掌本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周代的档案与档案管理实与史官这三大系统密切相关。作者出身“金派”,对于这些问题稔熟于胸,写这一部分正是其所长,所以论证较为翔实可信。

第二,融会贯通:包含内容比较丰富,规模宏大,论述亦较深入。从书稿看,作者的写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的,下过相当的功夫,对前贤的优秀成果几乎都有涉猎,论证能做到胸有成竹。从断代上说,能上起殷周,中经唐、宋、辽、金,下迄明清,对这些朝代档案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一一加以讨论,作出明确结论。从专题上说,有历代贴黄、明清揭帖、清代玉牒、清入关前文书档案、清代奏折、清军机处与地方督抚幕宾文书档案、有档案副本制度,有近代名人与明清档案,有中国古代地图档案等等,所研究问题之多,讨论之深入,令人赞许。

第三,一家之言: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有一些填补空白之处。这部书吸收了很多前贤的成果,这是毋庸多言的。但在一些问题上,作者能发前贤所未发,提出自己的独立之见。例如关于《周礼·春官·天府》的职能问题。前贤众口一辞,谓“天府”是“周代档案馆库”。但这一说法详考起来是有所不足的。作者经对《周礼·天府》职能深入分析以后提出:“天府”作为职官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职能是收藏、保管并使用国家的“玉镇、大宝器”等,即清代学者孙诒让所指出的“弘璧”、“苍璧、镇圭”与“大贝、贲鼓、赤刀、弓、矢”等国家重器,在国家举行祭祀天地与宗庙之大典与大丧时使用的。“天府”之所以称“天”,是因为“王者天太祖”,祭天时以太祖配祭,故太祖子孙继王位者即称“天子”,因此为太祖掌管宗庙的职官也称“天府”。所以,作者之说颇富新意。

书稿中《辽代档案工作研究》、《金代档案工作研究》两部分,前人所述甚少,则是他弥补中国档案史研究中的空白制作。书稿还从分析中国古代档案职官地位入手,阐释了殷代的太史为代表管理档案职官地位相当高,而周代以后其地位逐次下降,相反他们所管理的档案工作则不断发展,并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作者深入考察了这一矛盾现象的历史原因,指出这与中国古代宗教、选官制度及各代的社会思想变革有关,他还对重写《中国档案史》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这些都是应当给与肯定的。总之,这部书稿的出版对于中国档案学与档案史学的深入研究将大有裨益。□

(编辑/李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