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晴快语帖

(一)梧桐啊,梧桐

十七岁那一年,母亲让我把床下那把米黄色的油布伞找出来,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都以为这把米黄色的油布伞始终陪伴在我身边,因而从没觉得自己是真正离开了江南。

发现这只是种幻觉之后,我便到处寻找米黄色的油布伞,甚至到了广州也在寻找。可是我最终发现这样的寻找是徒劳的,因为油布伞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像一块块斑驳的补丁绣在漂流的乌云上。

没有米黄色的油布伞之后,梧桐的形象开始日益凸现在我的脑海里,如同脏黑的苏州河上突然掠过一群洁白的鸽子,心被不自觉地揪向从前的路。

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是在曹杨一村度过的。这是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住的几乎都是翻身了的劳动人民,多为工人。后来住得就杂了,写字间做事的也来了不少。

棠浦路是一村的主干道,西接花溪路,东抵曹阳浜,中间与兰溪路十字交叉。曹阳浜是条不规则的内流,不时有支流,而且支流往往是秃头,即随时被自然或人为所阻断。曹阳浜的源头似乎是北新泾河,北新泾河则是苏州河的支流。棠浦路与兰溪路十字路口往东大约五十米,是上海独一无二的红桥,红桥跨过十来米宽的曹阳浜支流,算起来大概至今已有接近半个世纪的年头了。之所以叫红桥,是因为桥栏永远都被刷成鲜红色的。过了红桥,继续往东,路北,就是我的教育摇篮——实验幼儿园和曹杨新村第一小学。幼儿园和小学是一个大门,彼此相通。它们一直是政府青睐的机构,因此,文革岁月中,也是外宾来访最多的单位之一,而对面的一村一区的某些住户,也自然被安排为外宾了解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后新生活的示范基地。

所谓示范基地,无非是这些人家在摆设上“富贵”一些,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红灯牌收音机外带自做的喇叭箱,至多还有台三百元的九寸黑白电视机,地面上刷了红漆,有的铺了蹩脚的地板。这些示范基地的主人通常都是解放前最下层的外包工、童工或者失业工人,解放后受过工人夜校的免费教育,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深刻理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内涵,因此经常声泪俱下地到学校给我们忆苦思甜,吃忆苦饭。因为他们语重心长的教育,我们确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阶级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我们务必要从小立大志,接好革命的班,决不让阶级敌人复辟,决不让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上海,乃至江南的一代代孩子应该都有自己的梧桐情结。

棠浦路、花溪路和兰溪路,乃至附近的枣阳路、杏山路一带,梧桐都差不多大小,也算得上茁壮,特点在于每棵树旁都有长长的石条通过黑色橡皮条或者铅丝与树干相连,年复一年,在风雨中给予梧桐坚实的位置和伟岸的身躯。

男孩子玩斗鸡的时候,总是依靠在石条上,把一条腿弯曲了抬过另一条腿的膝盖,用手抓牢,然后向对手进攻。女孩子则在两棵梧桐树之间拉上橡皮筋,哼着曲子,几个人比着跳。跳橡皮筋的曲子很多,比如英语字母歌,比如《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最常用的是“毛荔枝开花”:

小小球,开花来/毛荔枝开花二十一……

这个曲子里所唱的毛荔枝,不是指真的荔枝,而是梧桐树结的果,也许是花?

毛荔枝的形状江南的孩子是熟视无睹的,而北方的孩子似乎不容易见到。在北京,个别地方有,开得最好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的。北京以北,我也见过,但是忘记地方了。不过,在北方地区移植的梧桐不是所有的都能开花结果的,这跟气候直接关联吧?

我猜想之所以管梧桐结的果叫毛荔枝,完全是由于形状:跟荔枝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圆,但是内容不一样,梧桐结的果是硬核外长而密集的毛。

毛荔枝开的季节,常有男孩子爬上梧桐去采撷。路上,时常可以看到孩子们边说笑着走边只手甩动着毛荔枝,有时会用毛荔枝互相开火,于是地上每有很多开了花的毛荔枝。逢着雨,开了花的毛荔枝会在道路上粘贴些日子。

没有留级,还反潮流,可以尽心耍。于是夏季是孩子们最痛快的季节,套野胡子、捉残脚(即蟋蟀)、捕棺材板和油葫芦、逮过猛(即蚂蚱,上海人分为烂泥过猛和青过猛)、养叫呱呱(蝈蝈)等等,成了最为普及的群众性游戏,不独孩子,大人也乐此不疲。难怪的,还有别的消遣吗,除了趴在地上玩的游戏?

蟋蟀的学问很大,我前几年跟北京蟋蟀协会的朋友来往多,得到了些真传,此处不表,单说套野胡子。

白天,男孩子们总是手拿长竹竿,在头上系了塑料袋,一棵棵梧桐地找过,套树枝上越热越唱的野胡子,也就是季鸟。绿色的季鸟,在上海叫也是它,得名于那种虫子的叫声。略小的季鸟,上海人叫知了。也怪了,别说大些的野胡子,就是豆瓣大的知了,孩子们也是套个八九不离十。我小时候跟着这些套野胡子的大孩子看热闹,心下觉得蹊跷,他们哪能套得这么准呢?真是手艺呀!现在懂了,在课堂里都是漫天纸飞机的那个年月,孩子们视力几乎都是一点五的,如果谁戴了眼镜,马上就会得个绰号:“四只眼”。

那野胡子套得后,其实没法养的,因为不知道该喂什么,更无法让它自在地飞,所以多半很快会死。据说野胡子属于害虫,所以孩子们这么玩不大受大人干预。

不知谁发现的,野胡子背上那块极其细小的精肉可以剔下来油煎或者油炒了吃,于是,那以后,孩子们套的野胡子越来越多,拿回家还真给做了吃。我没有吃过,大孩子们给我形容过吃野胡子肉的味道,馋人得很。我现在很怀疑是否真像他们描述得那么可口,市井萧条,肉紧张,沾点腥的都是奢侈的饕餮物,多半如此。

夏季的夜晚,梧桐也不得安宁,因为乘风凉的人都簇拥在树下,大人们拿着大葵扇,抱着半导体,收听评弹、苏州或者扬州评话,内容无非是《蝶恋花·答李淑一》,《摇头书记》,《战船台》,《盛大的节日》等。孩子们则打玩双升级,下四国大战,偶尔也有下围棋的。夜半后,总有些大人搭几张椅子,或者加块木板,找个没有路灯的梧桐树下歇息,睡前,不忘点盘蚊香搁在脚下。

春秋之际,是运动最多的季节,除了爱国卫生运动,除了文艺宣传队的露天演出,除了政治游行到人民广场,比较多的是在梧桐树上刷标语。标语的内容肯定有老人家语录,此外便是紧跟形势的关键词。刷标语的由来不曾考证过,我手头收有旧书摊上淘来的红军标语,可见至少在土地革命时期,标语就是对敌斗争最常用的战斗武器了。

这些标语往往用糨糊刷得很牢,很难一次揭干净。上海四季有雨,无论春秋。雨打梧桐,是我们这些孩子最愿意看到的情景,因为雨润过的梧桐,不仅树叶变得鲜绿,而且树干从里到外地透出长者的关怀,让你想起祖父的旱烟杆。唯其如此,我们会伸出小手,打着米黄色的油布伞,一点点地撕去残留的标语,直到梧桐的树干完全给了我们,莫名地开心。

刷满标语的梧桐和遍地都是的大字报一起,构成了1966-1979年代最具文字杀伤力的公共环境装置,而它们的制造者则不自觉地扮演了超过二十世纪任何规模的行为艺术家。行为艺术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过程,而见证过程是鉴赏行为艺术的唯一方法。所不同的是,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行为艺术中,所有的创作者、围观者都是集体无意识底下的参与者,以共谋的心态进行着表演和观赏的互动,这是公共领域的暴力美学罕见的合法表现。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回望,依然记忆犹新,所谓“人民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