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楠

提要“中庸”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孔子切身实践的“至德”。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都有过深刻的影响,在国人心目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管理学的角度考虑,“中庸”具有其独有的管理内涵。本文立足于此,探讨其现代管理价值。

关键词:中庸;现代管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一、《论语》的管理价值

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的《论语》是集中孔子言行的学说,是孔子一生管理思想的概括,是孔子入世的集中表现。在这里孔子对于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空间、管理时间、管理情境都有充分的体现。

孔子注重自身的修养,但孔子不主张远离尘世,闭门苦修,“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门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孔子生平为例,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欲行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但数番受挫,终于不达,未能成其兼济天下的雄心,最后退归田园,独善其身。但孔子的独善其身也与当时的隐逸之人不同,他并没有藏到深山大川之中,避世避人,而是一边修订儒家典籍,使得“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同时笔削春秋,以正世道人心;一边讲学杏坛之下,使得知识广泛传播,使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是入世的一生。

孔子的言论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就是孔子之学的载体。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样,对自己的学说有长篇大论成系统的表述,他以“文、行、忠、信”教弟子,他“不语怪力乱神”,他只是踏踏实实的教人注意自己的言行,去行“中庸之道”,去守住自己的道义。《论语》中没有玄虚的出世的东西,它只是脚踏实地的入世的学问。孔子其人,是入世之人;其学,也是入世之学。孔子虽然一生不达,但他自称是“待沽者”,他也周行各国,欲求自售。他认为“不仕无义”,孔子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虽然孔子一生不仕,但是孔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希望“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中处处充满了这种类似管理篇言的表述。

对于管理目标而言,《论语》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强调“和谐”的境界;对于管理主体,《论语》中既强调统治者要有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也强调管理者要有人文关怀,强调大仁大义,强调修炼浩然之气,提高自我品德修养;对于管理方式,《论语》中强调既要有“术”与“道”,即用合适的方法、谋略来进行管理,又强调“仁”与“德”,即着眼于对人性的尊重,按照人世间的道德要求进行管理;对于管理空间,《论语》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类管理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统一性;对于管理的时间,《论语》既注重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更着重于深谋远虑,考虑到资源可利用的时间,要“用民于时”,而不是“用民于时时”;对于管理的情境,《论语》强调对变化的管理,是顺应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为的过程,即孔子认为的“时中”和“通权达变”。不难看出,“中庸”思想更是在其中处处体现。

宋代赵普曾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也知道《论语》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有着深刻的内涵,它虽然只是两个字,却基本上包含着儒家管理上的深刻内涵。因此,“中庸”的管理思想自然是儒家管理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台湾塑料大王“经营之神”王永庆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一个公司经营的成功,人的因素起作用很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奋等无形资源比有形资源更重要,他认为这里诸多无形条件的核心就是儒家的“中庸”、仁、义、礼、智、信;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使之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政府与事业单位管理者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管理工作者全面领会中国式管理之道,获取中国式管理智慧的宝库的重要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二、“中庸”的现代管理学价值

目前,世界管理学的主流还是西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无疑受到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物理学发展的辉煌成果使人们以为凭借实证的科学分析方法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学科的规律,这种思维特点深刻影响了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对当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人的假设不利于劳动者主观积极性和潜能的发挥。古典组织理论认为,通过科学方法可以发现存在于组织中的管理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原则,例如统一指挥、部门化、授权等,仍然指导着今天的管理实践,但他们把管理对象视为客观存在,对人性的挖掘不够。

以著名的人际关系大师梅奥的霍桑实验为标志的行为科学学派开启了人性研究的全盛时期,虽然梅奥的社会人假设仍然存在缺陷,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中国先哲对人本性的分析在此得到了回应。此后,关于人性的继续探索层出不穷,构成了心理学对人的需要、动机、和群体动力分析的理论基础,代表性理论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理论等,至此,人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了一致认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管理学派迎来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社会系统学派、权变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济角色学派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管理本质规律,拓展了管理学视野,丰富了管理学的内容和实践。目前各学派还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很难说哪个学派会成为管理学的主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对人的研究,向人本方向发展,注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将继续主导未来管理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21世纪人们的伦理观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变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以人为本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东周王朝由于礼崩乐坏,制度开始动摇,社会呈现出十分动荡不安的状态。孔子立志行道,企求恢复天下的秩序与和平。他行道的目的,在于训练一批公正廉洁、忠勇爱民的行政人员,来推行古圣先贤的德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能够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这种以人为本、为政在人、以德化人的中道管理思想就蕴含在“中庸”的管理思想之中。首先,“中庸之道”讲究“天人合一”。《中庸》首章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管理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是人性化的管理。承认天的重要性,同样也重视人的作用。“中庸之道”也就是“以人为本”,以尊重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其次,“中庸”管理讲求“情,“中庸”管理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孔子指出“时中”、“通权达变”便是一个要求管理“合情、合理、合法”的问题。中国的管理由于崇尚西方的科学理性管理模式,反对“合情”的呼声此起彼落,“以礼制情”、“以法厌情”,这种片面的否定态度,其实是不了解我国先哲安排“情、理、法”的真义,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情、理、法的管理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作者单位:安徽众益医考培训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费·霍金森著,刘林平等校对.领导哲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2]钱学森,杨沛霆.现代领导科学和艺术.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3]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5]彼得·圣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北京:三联书店,1994.

[6]陈寅洛著,陈美延编.陈寅J洛诗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