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同寿

如果说汉武帝的“通夜郎”和“募豪民填南夷”，率先打破了贵州高原的封闭状态，那么，唐太宗的羁縻州制则开始了贵州地区政治生活的一个新时代。

《沁园春·雪》词近乎家喻户晓，毛泽东在这首词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秦、汉、唐、宋的确都是封建时代兴盛一时的王朝，它们在夸贵州这片地区的统治，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尤其唐太宗推行的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的一套管理制度，几乎可以说开创了贵州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确有许多过人之处。他不仅继秦皇汉武之后，将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高峰，还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套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羁縻州制。《新唐书》中赞扬这位“帝王楷模”时说：“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评价之高，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羁縻州制就字面而言，羁字的原义是指马络头；縻字原义为牛靷。羁縻，喻牵制联系之意，藉以形容天子与边疆四裔的关系，羁縻不绝。

唐朝立国之初；周边少数族内附以后，中央政府在其原住地设置一些不同于内地的特殊行政建置，有都护府、都督府、州、縣等4级。4种建置中，羁縻州是主体，只有极小的部落地区才设置为县。在管理上，州属于都督府，都督府属于都护府，都护府属于边疆的道。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县令都是原来的地方首领，辖境也是其原来控制的领域。羁縻州首领由朝廷颁发印信，保持原有的称号与权力，自理内部事务，职位可以世袭，而“都督”、“刺史”则只是唐朝所授予的一个称号。到唐太宗时，正式把它明确为一种有别于内地的管理制度，这就是羁縻州制。

羁縻州制形成的原因，除了唐初统治者胸襟豁达，夷夏观念淡薄外，更重要的是唐王朝虽然空前强大，但疆域的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极大差异，不能不对边远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因为有了羁縻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州便称为“经制州”，又叫“正州”。在唐代，有名可考的羁縻府州近千个，远比正州的数量为多。

贵州是唐代最早设置羁縻州的地区。《新唐书·卷四十三》载：“牂州，武德三年(620年)以牂牁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后复故名。”设置于唐高祖时的牂州，是唐代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羁縻州，在这之前，西北地区虽也有类似的设置，但只是县一级机构。不过，牂州设置时，政府并未将它与内地其他州郡加以区别。唐太宗将羁縻州确立为制度后，陆续在今贵州境内设置了许多羁縻州，总数超过了今乌江以南的县级设置。

汉晋以后的贵州，一直保持着郡县与郡国并存的局面。唐朝前期国力强盛，成为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不能再让那些以国君自居的地方政权继续保留下去。羁縻州制的创立，便是一种让昔日民族地区的统治者既能享有权力，又受制于唐王朝的一统天下之策。

羁縻州制对贵州社会发展进程的最大影响，在于它结束了战国秦汉以来，贵州地区郡县制与郡国并存的历史，开始了统属于中央王朝之下的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的时代。

羁縻州制确立后的贵州，形成了以乌江为界的两片不同管理区。唐朝在乌江以北设置的，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吏，进行有效管理的正州。其中管辖地涉及到贵州的有黔中、宁夷、卢阳、龙溪、潭阳、涪川、义泉、播川、溱溪、南川等10郡。乌江以南设置的羁縻州多达50个，其中势力较强，管辖面较宽的有充、群、琰、蛮、矩、庄、应等7个州。乌江以南的所有羁縻州，统归黔中都督府管辖。

如同贵州的气候多变一样，唐朝在贵州的州郡设置也时常发生变化。一些性质为正州的建置，过了一段时间，发现维持不下去了，只好将其降为羁縻州。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贵州还不少，充州、牂州、琰州、矩州、应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这也说明，唐朝统治者对贵州地区情况的了解，是逐渐一步步加深的。

先秦时期，黔北地区因与巴蜀相邻，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就超过南部地区。汉武帝的官方移民政策，又给这一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唐太宗的羁縻州制，从政策上对乌江以南地区给予必要的支持。按照当时的政策，羁縻州只是名义上的行政区划，其版籍并不向唐朝呈报，也不承担额定贡赋。虽然少数羁縻州的版籍要上报户部，或因“愿纳赋税”而有少量负担，这类临时性的负担与正州向户部交纳的赋税不同，远比正州要轻，也不一定有定额。这种政策，为实行羁縻州制的地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对贵州南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