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等

不宜贸然启动结构性增税计划

吴睿鸫

原定于7月初公布并实施的《白酒消费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将暂缓出台。国税总局方面表示，白酒消费税方案发布实施的具体时间可能会在3个月以后。

日前香烟消费税的大幅度提高，公众还未缓过神来，紧接着，白酒消费税也面临着上调的命运，据悉酒企税额可能会提高一倍。尽管白酒消费税调整方案尚未正式发布，但从各种迹象来看，“结构性增税计划”已悄然从香烟和白酒肇始。

记得今年5月份，国家权威人士就放出口风，倘若出现财政收入不能完成计划的情况，决策层可能将采取结构性增税和调整预算、增加赤字的措施，以应对“钱不够花”的情况。几个月过后，我国果然已开始启动结构性增税计划。

所谓结构性增税，依笔者的理解和判断，与结构性减税的性质和特点大致相同，就是允许开征新税种，或是提高个别税种的税率，以实现增加国家税收的主旨。确实，在目前国家实施经济刺激方案急需用钱的条件下，倘若实施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并举，不仅能舒缓财政扩张性支出的压力，也能促进税收结构向良性方向发展。

尽管结构性增税计划有一定的道理和现实意义，但笔者觉得，在目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实体经济冲击仍在向纵深发展的时刻，贸然启动结构性增税计划，显得很不合适宜。

首先，结构性增税不仅缺乏精准度，而且也与刺激经济计划背道而驰。从现行政策走势来看，增税的两个发力点：一个是烟草税，另一个是白酒消费税。对于提高烟草税税率，不仅不利于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烟草加税会落到穷人头上。研究发现，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旁人的吸烟率都远远高于富人。譬如，泰国最近发表了一组调查数据，在该国1000万烟民中，64％属低收入阶层，他们所受教育不多，有工人、农民和司机等。至于提高白酒消费税，尽管目前没有通胀压力的顾虑，一旦消费税增加，势必会涉及到企业成本等要素，传导给消费者，从而会影响到国内经济复苏进程。

其次，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低。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公共收入的绝大部分，可以用宏观税负作为公共收入规模的近似指标，我国则不能。因为，我国政府收入的特点是“税费并存”。从表面上看，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仅是预算内收入，实际上，国内还有名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比如，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收费、罚款和硬性摊派收入等等。倘若把预算外收入和税收收入加起来，当作宏观税负率的话，有专家曾做过统计，以2005年为例，整个政府收入占GDP的34.43％。我国的宏观税负要远远高于不少国家。

此外，巨额财政赤字也并非结构性增税的理由。我国的财政赤字在19g8年以前并不多，只有500亿元左右，1996、1997年还略有减少，只是在1998年后才突然出现急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则破天荒地达到了9000亿元。而这直接来源于政府以扩大投资为内核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巨额财政赤字的出现，是政府主动追求的结果，不是真正意义的财政困境。因此，面对成倍增长的财政赤字，我们一方面应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控制政府自身开支，节约行政支出，而不能轻易打结构性增税的算盘。

“最开心城市”的游戏

刘义昆

在北京街头公交站进行的为期两周的“开心指数”测试落幕，参与测试的超过82万人次。北京的“开心指数”为56.06％，最终以0.5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过上海摘得“最开心城市”桂冠。此外，开心指数排名第二到六位的城市按顺序分别是：上海、昆明、西安、广州和成都。(《京华时报》7月20日)

“最开心城市”桂冠花落北京，对北京民众而言，这是个可以“开心一笑”的结果。而其他城市的民众，则大可不必为桂冠的旁落而“不开心”。

这项由某国际啤酒品牌推出的测试活动，调查方式非常简单：在公交站站台竖起测试牌，如果开心，就按一下候车亭上的“笑脸”；如果不开心，就按一下“哭脸”。毋庸讳言，这是一个以品牌推广为目的的测试活动。无论是指标设置，还是抽样的方式，并不符合社会调查的规范。诚如专家所言，调查实际上并非一次科学、严谨的统计调查。

这项测试，只能调查民众的即时心情。因为设置在公交站台边，接受调查的对象，大多应是过往行人。再加上测试牌设置的地理位置因素，也使得调查的结果难以客观。譬如，在北京，儿童医院站从头到尾都是最“不开心”的。如果测试牌多设置在类似的地方，北京的“开心指数”无疑会降下来。因此，这项测试并不能真实区分6个城市的“开心指数”。

这项测试并非毫无意义。根据测试牌位置的不同，我们如果能够对过往人群进行分析，加上每个地点的“开心指数”，我们还是能大致分析出城市民众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学生们开心么，公司职员开心么，农民工开心么……都是可以继续追问与调查的问题。

但如果把“开心指数”与“幸福指数”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开心指数”只是一个“开心的游戏”。只有“幸福指数”才能客观反映民众的生活质量。

开心是瞬间的状态，幸福却是持久的心态。曾有调查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而贫穷、住房条件差、失业、工作状况不如意、健康状况、儿女问题、缺乏知识和技能等，都会让人感到“不幸福”。从“开心指数”测试活动的参与程度，我们可以发现，民众其实很关注是否“开心”，是否“幸福”。

能否筑起垃圾短信防火墙

陶功财

三大运营商已经开始上线运行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平台，执行“每号码每天总量不得超过1000条”的限发令。目前，我国手机用户超过6亿，平均每天的短信发送量高达8亿条，每人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大约8条。(《广州日报》7月14日)

近年来，垃圾短信泛滥的情况愈演愈烈，几乎每个手机用户都受到过垃圾短信的侵扰，此现象备受社会诟病。垃圾短信一次又一次刺激着手机用户的神经，用户对于垃圾短信一直怨言较多。一方面是为个人信息资料被出卖用于商业用途而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被动接收大量垃圾短信，影响了日常生活，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在商业社会，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将商品信息传播给受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手机广告是垃圾短信的漂亮外套，以所谓的“精准营销”诱惑着广告客户，使其听上去颇具合法性。但这种营销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它侵犯了用户的隐私、安宁、通信自由与消费自由。

“限发令”虽然可以限制发送的短信数量，但是只要作为垃圾短信第一道“防火墙”的运营商工作不到位，甚至以牟利为目的，垃圾短信的问题便得不到切实的解决。而且运用技术手段过滤仍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很多垃圾短信群发者对短信内容进行替换，隐藏或修改发送方号码，以躲避过滤。所以，“限发令”改变不了垃圾短信泛滥的局面。

垃圾短信的泛滥日趋严重，由广告客户、运营商和手机广告公司形成了垃圾短信利益三方的“金三角”，垃圾短信也开始了“产业化”，手机用户因此一次次被侵害。据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测算，从中国每天未经许可的短信广告上，电信企业可获得近1亿元的收入。垃圾短信滥发状况之所以迟迟未得到改善，其实是与其巨大的经济利益有关的。

三大运营商本身就是垃圾短信的受益者，不可能真正严打垃圾短信。有报道说大量垃圾短信是通过从某地运营商流出的打折卡发送的。把限发的选择权交给三大电信运营商显然有些不妥。想凭借运营商的社会责任来筑起垃圾短信防火墙是靠不住的。

如何才能使运营商舍弃巨大的利润，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努力为手机用户营造一种安静、健康、安全的环境，这是回避不得的实质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应立法保护公民信息和隐私权并严惩盗卖个人信息的行为，立法制约并规范电信运营商与手机广告公司的经营行为，痛下决心加大其违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