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健

十余年前，我进入编辑队伍，走上编务岗位。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似有说不尽道不完的酸甜苦辣：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既有被人理解的欣慰，也有让人误会的烦恼；既有职场拼争的喜与悲，也有工作较量的得与失。在这里不仅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坎坷，而且还能收获非同一般的惊喜与感动以及更多感激……还是从10年前我写的一份选题报告说起吧!

1997年底，我写的一套丛书的选题报告名日“中国当红作家优秀(获奖)作品丛书”，其中有王安忆卷、梁晓声卷、张抗抗卷、池莉卷四种。此报告是作为1998年度选题计划申报的，结果却不知何因没被列选。当时，我刚到总编室不久，之所以敢于策划这么一套选题，其原动力大概源于当年我责编的第一本书《丢失的香柚》(梁晓声的新散文集)年发行近五万册所带给我的冲动。一本散文集子能发行到这个数量，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非同小可。何况那时是文学图书销售颇为低迷的时期，年发行量过三万册就不得了啦!在我们社更是如此，那些年凡销得好一点的纯文学书也就一两万册。而且也不多见。做纯文学图书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却执迷不悟地一心想做一名文学编辑，依旧怀揣着一颗纯真而懵懂的文学之心，践行自己的梦想。从那时起，我把编辑文学图书当成自己的一种爱好、一种追求、一种理想。就算遭受再多的挫折、隐忍再大的委屈我仍义无反顾地坚守着。由于坚守和执著，在这10年间，我独自策划、编辑了王安忆的《独语》(散文集)、《富萍》(长篇小说)、《王安忆说》(访谈录)；梁晓声的散文集《丢失的香柚》、《人生真相》、《人性似水》及长篇小说《伊人，伊人》；迟子建的《假如鱼也生有翅膀》(散文集)、《福翩翩》(小说集)；李琳的散文集《花样女人》等。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名作家、名演员给予我的均是原创作品或最新力作，尤其是王安忆、梁晓声他们在我人生孤独、心情沉郁、工作突变的那个时候，将自己的新作交由我责编，使我备感温暖、备受鼓舞、更添信心，让我重新燃起对文学、对生活的希望。我原本是学印刷的，在出版科工作了近十年，干得好好的，又突然被调到总编室。初调总编室时，对那些繁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很不适应，又不甘心碌碌无为。于是，我诚惶诚恐地与王安忆、梁晓声联系，没想到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头一年梁晓声就寄来了他的新散文集《丢失的香柚》'第二年王安忆则寄来《独语》书稿，尔后，他们的新作一部、两部不断给我寄来，后来还有迟子建的。这些书一经出版，不仅引起文坛的关注和好评，也受到大众读者的青睐。这些图书有的获奖，有的畅销，有的既获奖也畅销，这些对于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

我呢，不仅在编辑这些名作家的作品时找到工作的乐趣与自信，更重要的是，在与这些名作家交往中，收获了真情与友谊、快乐与感动。这恐怕比人家得过什么大奖、拿到丰厚奖金、受到领导看重更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份感动、别有一种幸福……那番滋味、那份感动、那种幸福是别人无法体悟的。因为，刚到总编室时并没安排我去做编辑，无论是当时的工作环境。还是自身的条件。都不太适宜。但我还是抱着试试运气的想法，先后去信联系到了梁晓声、王安忆、迟子建等，而且如愿以偿。要知道，以我当时的境遇，既无编辑经验，又新换了工作部门，千头万绪。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都得小心翼翼，稳扎稳打。所以，策划的每个选题都要求能够取得“双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像王安忆、梁晓声、迟子建这样的名家之作其“双效”是显而易见的，哪家出版社拿到他们的作品，都可以既产生社会影响，又取得经济效益。庆幸的是。我在尚未进出版社之前就与他们认识、交往多年，且感情笃深。没有想到，在我进入出版之后，在我人生命运的转折时期他们倾情相助、鼎力支持，给了我莫大的精神鼓励和心灵慰藉。从《丢失的香柚》到《伊人，伊人》；从《独语》到《富萍》；从《花样女人》到《福翩翩》……每当我收到他们亲自寄来的那一部部厚厚的书稿时，我不仅欣喜若狂，更是感动交加。因为，看他们的作品，不只是得到文字享受、文学熏陶。更多的是自己有能力将舒坦的心情、愉悦的精神通过他们的作品与广大读者分享。编他们的书稿，也不仅仅是工作所在、梦想所至。而更多的是从中感受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这是一段不解之缘、一份不了之情!

如果说，我这平淡而平凡的一生中还有什么值得自诩的事情的话，那就是有幸结识了王安忆、梁晓声、迟子建这样的好作家、好人；有幸责编了他们的一部部文学新作；有幸以这样的方式与文学亲密接触。我对这一切心存感激!感激文学，她让我有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在更广阔的苍穹自由翱翔；感激好人，他(她)们让我懂得了真情的力量，不管你身处逆境还是顺境，这种力量始终伴你成长：感激生活，她让懵懂无知的我学会了自信、坚韧、宽容和忍受，也让与世无争的我梦想成真、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