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於良

[摘要]当前编校质量问题突出的原因与出版界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有美。首先，出版社的出版专业分工被突破，出版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与出版物的内容产生错位，识别出版物内容质量的资质严重缺失。其次，出版社内部编辑人员与校对人员的工作分工被突破，给编校质量带来极大的隐患。最后，编校人员工作量超负荷增加，原来行之有效的编校质量保障制度被突破。对此，建议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第一，调整出版专业分工，由出版单位和出版管理部门共同确定出版范围。第二，优化结构，控制品种数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第三，针对突出问题。认真抓好当前几项工作。

[关键词]编校质量出版范围编校合一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对我国出版界来说，编校质量是个陈旧而又新鲜的话题。近些年来，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三令五申强调确保出版物质量。但编校质量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与出版界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有关。

首先，在全国出版系统内部，出版社的出版专业分工被突破。新闻出版总署对出版社的出版范围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各出版社在编辑、校对人员的招聘、培训、考核等方面，基本上是按照本社出版范围来运作的。出版社的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学识水平，对相关专业在国际和国内过去、现在、未来的状况的了解。作者队伍的建立与沟通，以及营销渠道等。与出版社的出版范围基本匹配。出版社从业人员的专业出版运作能力与出版社出版物范围这种相对对等性，使得编辑人员有能力对稿件进行审读、评价，对稿件内容合理取舍。能够与作者进行良好沟通，对稿件修改提出正确的意见和要求。这就使得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具有了相对保障。这同时为出版社从业人员代表国家在出版岗位上。对出版物的内容从严把关提供了可能性。

近些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出版社把本单位的出版范围往外扩张，与本出版社出书范围不相吻合的所谓“打擦边球”的出版物越来越多，出版社的专业分工界限越来越模糊。特定的专业分工在一些出版单位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人民出版社出文艺作品。美术出版社出中小学语文、数学教材、教辅，文艺出版社出中医、美容、保健、养生出版物；理工科专业的编辑去编校社科类稿件，而学哲学、历史、古代文学专业的编辑却去编辑理、工、农、医等专业书稿。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组稿、编稿的状况，使出版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与出版物的内容产生严重错位。专业出版人员识别出版物内容质量的资质严重缺失，没有能力去把握、识别出版物内容的正确与错误，没有能力去衡量出版物科技含量的多与少，出版物文化品位的高与低，甚至对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都不知晓，有关的基础知识、规范标准、专业术语、计量单位都不掌握，根本不具备与目前出版的内容相适应的业务能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出版物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自然大打折扣。

其次，在出版社内部。编辑人员与校对人员的工作分工被突破。过去，在出版社内部，编辑人员的职责很明确。主要是市场调研、选题策划、书稿编辑。校对人员的分工也很清楚。以校样对原稿。校异同；水平较高的校对人员可以校是非，原稿错了，与责任编辑商讨后可以改原稿。长期以来，有责任心的出版社按照编辑工作与校对工作不同的要求、特点，对相关人员的招聘、培训、考核，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措施。这种明确的并行的稳定分工，对出版物内容质量不出硬伤、大错，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现在一些出版社出于多种“理由”。说是“精简机构”，“减少工作层次”，“降低成本”，等等，撤掉了专业校对机构。把校对人员安排到编辑室或项目组，既校对。也编稿。原先的编辑人员，既编稿，也校对。这种编、校运作方式。被称为“编校合一”。编辑人员与校对人员各自的职责被混淆了。责任编辑与责任校对之间的分工消失了。同一个从业人员，面对一部书稿。既编又校，原来具有不同责任的“编辑”与“校对”两方面工作。对他而言，无法区分。就个人而言，从事两份既相近、又相远的差事，是分身无术的，结果只能是既负不起“责任编辑”的责任。也负不起“责任校对”的责任。全部负责的设想必然导致全部都负不了责任。这给编校质量的保障留下极大隐患。有的出版社领导对这种变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心知肚明。担心出大问题，在单位内部又建立了“印前审读”、“印后审读”组织，再设一道关口，再把一次关。这就是有的同志提出的编校关口“前移”、“后挪”的直接原因。这种办法，其实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倘若操作不当，反而让编校人员多了一层心理上、工作上的依赖。“反正后面还有人把关”。把一些可做可不做，甚至该做而不想做的编辑与校对上的事情，推到下一道工序。

最后，编校人员每年工作量超负荷增加，行之有效的编校质量保障制度被突破。以前每位责任编辑每年大概可以核发到5个书号，考核的工作量是编发70万字左右的书稿，实际发稿量在100万字左右。按照正常工作流程，拿到书稿，先通读一遍，明确全部内容，再编辑加工。再看一次一校样。这样100万字的书稿，实际的工作量是300万字左右。这样的工作量，是比较适中的。从业人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精心编辑稿件，同时可以参加有关社会活动，搞调查研究，策划选题，协助出版物的营销。同时二审、三审也可以从容不迫地尽他们应尽的审稿责任。也就是说，给严格执行对保证出版物质量行之有效的“三审三校制”创造了条件。近些年来，实际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在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总数没有大的增加、每个出版社责任编辑数量增加有限的状况下，全国出书总数，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到10万种，猛增到现在的近30万种。责任编辑一年用的书号远远超出5种，多到20-30种，工作量多达1 000万～2000万字!如此大的工作量。按照“三审三校”制的要求来运作。编辑校对人员不吃饭、不睡觉也难以完成。对每个出版从业人员来说，时间是恒定的，精力是有限的，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势必只能以牺牲工作质量为代价。忙得焦头烂额的不仅仅是责任编校人员。面对如此大的工作量，二审、三审除了签字画押，还能做什么呢?在一些出版单位，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三审三校制”已经名存而实亡了。

有的出版社组织“外编”、“外校”来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外编外校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奔着钱来的。他们不是单位的员工，对单位没有任何责任。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不在少数，其编校质量可想而知。

文化界、学术界存在的不正之风、学术腐败，更是雪上加霜。一个“教授”一年能“编写”出几本书，一个“学术带头人”几年编出几套丛书，书稿质量原本就不理想，出版社加工、提升书稿质量就更加困难了。

针对上述疾患。出版主管部门应当求良方、下猛药予以救治。

第一，调整出版专业分工，由出版单位和出版管理部门共同确定出版范围。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结果。社会越是现代化。社会分工必然越精细。出版产业当然不能背离这个规律。在专业分工明确的情况下，生产经营走专业化道路，才能显示特色，做出品牌，取得良好的效益。

我国出版机构设置专业分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除了少数边远省份，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一个人民社、一个科技社、一个教育社、一个少儿社、一个古籍社、一个美术社……平心而论，在各社专业分工范围内，产品市场有大有小，利润空间有厚有薄。这就给部分从业人员带来心理上的不平衡：你的效益好，并非你有能耐，而是你的那块田地是“风水宝地”：我的状况不佳，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的“土地太贫瘠”。总以为别人家锅里的饭好吃。想方设法把勺子往别人锅里伸，这就是一些出版社频打“擦边球”的深层次的缘由。

现在出版单位改制转企，在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独立的法人后，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应当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出版主管部门不应当干预得过于具体。实际上，这是出版社市场选择的一次重大而深刻的重新洗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抉择的过程。有的出版单位选择对头。举措得当，将因此壮大、发展起来，而有的则将被淘汰出局。出版单位“难生”、“难死”。或“只生不死”的格局将被打破。

重新确定市场定位。就像一桩婚姻，不是强制性的包办，而是由政府牵线和出版社自己“相亲”两方面结合而确定的。有了这样的定位，各出版单位没有必要再左顾右盼，“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而是坚定信心。目不斜视，一心一意耕种好自己那份地，生产民众“信得过”的产品。

第二，优化结构，控制品种数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出版单位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要解决发展方式的问题。物质生产部门有个发展方式的问题，文化生产部门也有个发展方式的问题。不能一味地把产品数量的增长看成是“发展”，不能把发行码洋、尤其不能把造货码洋的增长当成是“发展”了；不能把品种增加、广种薄收当成是“繁荣”了。优化结构、控制品种数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应是出版界的努力方向。

所谓优化结构，优化出版物产品结构是重要一环。这里有两个层面的产品结构需要调整。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发达国家的出版物中，大众类读物、专业类读物、教育类读物。三大类品种的比例结构是1：1：1。而发展中国家，三类品种的比例很不均衡。大众类读物、专业类读物比例很小，而教育类读物的比例(主要是中小学教材、教辅)大约占到出版物总量的80％～90％。越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后者的比例越大。我国的情况稍许好一些，教育类读物占出版物总量的比例大约在60％-80％，发行码洋、尤其是利润所占比例可能更高一些。这说明，我国出版业依靠中小学教材、教辅支撑的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变。在继续做好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的同时，出版主管部门的注意力，出版单位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大众类读物和专业类读物的品种和市场的开拓上。所谓创新、特色、品牌，主要是对大众类读物和专业类读物而言的。世界知名的出版集团，如贝塔斯曼集团、施普林格集团、维亚康姆集团、讲谈社等，都是以大众读物、专业类读物闯天下的。这就是所谓核心竞争能力的集中体现。很可惜，我国大部分出版单位在这两方面出版工作上，调查研究不到位，选题策划不到位，市场营销不到位，创新的努力不到位。没有叫得响的大品牌，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只能在国内市场转悠，甚至只能在本地区运作。其次，从微观层面上讲，各出版社内部，各类出版物的比例结构应当科学、合理。尽量扩大走市场这个渠道的大众类读物和专业类读物的比例，凭真本事赢得两个效益。有了科学、合理的出版物结构。出版从业人员就有可能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市场调研和选题策划上，下功夫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转变“广种薄收”的困难局面。品种数量控制住了，编校质量的提高就有了可能。换一个角度来表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靠“精耕细作”。数量与质量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一个必须遵循的规律。否则必将受到惩罚。

第三，针对突出问题，认真抓好当前几项工作。

(1)各出版单位对新招聘的年轻编辑和校对人员，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训、考核，合格者方能上岗。对原有的编校人员也应结合实际。进行培训、考核，建立终生学习制度。

(2)凡超出出版分工范围的出版物，在上报选题时，应同时上报具备该选题相对应资质的责任编辑、责任校对人员简况。不合要求的，不予放行。

(3)责任编辑不可以担任自己所编稿件的责任校对。也就是说，对同一部稿件来说，责任编辑与责任校对。必须分开。

(4)凡使用外编、外校的出版单位，领导班子应有专人分管这方面工作。认真对外编外校进行培训、考核，通过择优汰劣的方法，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政治、业务素质。有责任心的合格的社外编辑、社外校对人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