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友先

[摘要]编辑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项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编辑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辑工作更加焕发青春活力，实现了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的“阶段性转移”。当前，编辑工作在数字出版技术的渗透和出版新格局的重构中产生了质的飞跃，应加快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整合，提高编辑队伍素质，为新闻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编辑工作60年质量数字出版编辑素质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老编辑工作者，回顾几十年来编辑工作的发展变化，我深深感到编辑工作应更好地与时俱进，适应新闻出版的新时代，为我国新闻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一、编辑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出版物内容质量的关键所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编辑出版始终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开展工作。并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编辑工作的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完善，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编辑传统一直在发扬光大。

建立编辑出版制度，提高出版物质量。开国之时。党和国家对新闻出版工作就高度重视，政务院下设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任命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1949年10月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朱德为大会题词：“加强领导。力求进步”，并出席开幕式讲了话，他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一条变成事实，团结一切愿意和可能为人民的出版事业服务的人共同工作。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提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则上应当逐步实现科学的分工。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总署用了很大力量来统一全国的出版事业，逐步做到了统一书籍编校制度、统一版本格式、统一书刊定价、统一书刊字体和版本记录、统一书刊稿酬、统一书刊进出口工作。对编辑工作也有高度的质量要求，这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看得出来。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胡愈之在出版总署召开的庆祝会上说，希望从今天起，出版界开辟一个新时代，以这次《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为标准，不断提高质量，做到十分认真严肃，没有任何错误。1952年9月8日，出版总署在《关于执行<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的指示》中要求，为保证国家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和技术质量，公营出版社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1)设立总编辑为首的编辑部并组成包括社外专家参加的编委会；(2)作出全年的选题、编辑、发稿、出书计划，并拟定每季每月的计划；(3)向著作人约稿应订立合同；(4)一切期刊、丛书的出版必须有编辑计划，并经出版行政机关审查批准；(5)每一书稿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以及编辑加工、设计、校对、印成后校读等基本程序；(6)编辑部对每一书稿都应负政治上与技术上的责任。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出版社对书稿应实行“三审制”。195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发出版总署党组的报告指出：各级党委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和指导出版社的工作。帮助其充实必要的编辑出版干部，督促其改进编审出版制度，注意调查国家和人民对各类出版物的需要状况，正确地制定选题计划和出版计划。批语还针对今后加强并有重点地发展国营出版业指出，书籍出版不仅要有较高的质量而且要有适当的数量。195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各地增办了许多报刊和出版社，应着重整顿巩固，提高质量，办得不合理的应加调整。无力办好或不需要的应收缩；销售出版物。决不许强迫摊派。

狠抓教材和儿童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课本供应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央和各地教育部门，凡有编辑课本任务的。都必须抓紧做好课本的编稿、审稿和定稿工作，使出版发行部门有5个月以上的印刷和发行时间。全部课本都要用洁白的纸张印刷。轻工业部必须在纸张供应的数量、质量、规格、时间等方面切实保证。在纸张供应发生困难时，一般出版物应当让路。1960年2月，文化部党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进一步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报告》，提出四点建议：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和编辑队伍；加强领导，制订规划，大力提高质量，适当发展数量；有计划地改善纸张质量，逐步做到少年儿童读物，首先是中小学教科书全部使用好纸；做好农村发行工作，城市增添少年儿童的阅读场所。3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述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有关中央部门加强领导。做好此项工作。1962年5月，周扬向中央书记处并周恩来写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对如何组织编选教材的工作提出下列意见：(1)必须坚持党内外新老专家合作的原则；(2)在编书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3)集体编书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度，以保证每本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全性。集体人数不能过多。一般三五人。至多十人、八人；凡集体编选的书都要有主编，对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主编有最后决定权；主编和所有写作的人都在书内列名，以尊重编选人的劳动，明确责任；(4)必须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组，分别领导各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5)需要统一计划和调动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报告》还汇报了各组组长名单：中文组冯至。历史组翦伯赞，哲学组艾思奇。经济组于光远，教育组陈元晖，政治教育组许立群。外语一组李棣华，外语二组季羡林。这个报告经中共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贯彻执行。

重视历史典籍和《新华字典》等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的编辑为记载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出了不朽的努力，从流传下来的一部部典籍来看，都浸润了编辑的无比智慧。也就是说，无论时代风云怎么变幻。编辑记载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责任没有变，有时候编辑工作可能遇到挫折、受到影响，但编辑的优秀传统没有丢。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出版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出版管理机关基本瘫痪。许多出版工作者被下放劳动，书刊结构严重失衡。但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编辑工作也没有停止，不仅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各种专集、汇编本、单篇本，还编辑出版一些历史典

籍和群众急需的《新华字典》。

1958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标点出版“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研究，决定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史记》出版发行。到1966年，《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先后出版，其余各史也程度不同地做了点校或整理的必要准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理出版工作停顿。1971年5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亲自布置“二十四史”恢复整理出版工作，并传达毛泽东口头指示：不要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问题，应增加《清史稿》的整理。中华书局再次调集白寿彝、刘大年、翁独健、唐长孺、启功、周振甫等一批专家学者，参加“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到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出版。

1970年9月。科教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新华字典》修订小组”，周恩来在送审稿上亲自动手修改字典内容，还于1971年4月12日和6月24日两次接见了《新华字典》修订小组的代表，指示出版部门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以减少群众负担，并特别嘱咐对边远地区群众购买字典要尽可能提供方便，满足要求。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推动下，《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版)，终于在1971年6月正式出版，全国征订数高达8482万册。

二、编辑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加焕发青春活力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新生，也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生。1978年3月，经中央批准，动用国家储备纸紧急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并及时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渴望已久的各种图书。这对于缓解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书荒”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对突破“文化大革命”以来出书内容和出书方针上的禁锢、繁荣少儿读物起了重要的作用。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深受教益。在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历程中。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对于解放出版生产力，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出版事业新格局产生了深远作用。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出版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版工作的任务、性质和指导方针，对出版工作已经进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出版单位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此后，许多出版单位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强了内部经营管理，讲求成本核算，引进竞争激励机制，逐步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形成了新的工作机制和竞争实力。出版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一大批重要的出版物问世。从1989年至1993年，《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出版，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教材，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共发行2000多万册。成为新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图书。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也有大批精品与读者见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美术全集》、《机械工程手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

改革开放15年之后。新闻出版事业在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深入的改革，新闻出版体制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已基本上完成了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新闻出版业的实力大为增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出版业的大力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暴露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新闻出版单位增长过快、过猛。缺少合格的经营管理和编辑专业人员，致使书报刊出版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日益突出，等等。于是，从1994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开始提出了“阶段性转移”。即推动新闻出版业由数量增长阶段向优质高效阶段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思路，得到全国新闻出版界的普遍拥护和中央领导的支持。此后七八年，新闻出版署一直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实践证明了它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的政策精神，顺应我国新闻出版业繁荣发展的潮流。“阶段性转移”的关键是编辑出版优质的出版物，这实际上是对编辑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求。

开展图书质量检查。努力提高图书编辑质量。图书出版以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中心，真正达到优质高效。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图书质量大检查。通过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质量。图书质量大检查时刻都没有放松。从1993年10月到1994年1月，对在京的20家出版社的23种图书编校质量进行检查，结果除3种图书是合格品外，其余20种均为不合格品，占被检查图书的87％。1994年3--4月，对9家出版社的9种大型古籍今译图书进行检查，结果是均为不合格品，实在令人震惊。之后，对新闻出版署16家直属出版社出版的32种图书质量进行检查，结果是22种为不合格品，占被查图书总数的69％。1995年4月11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进行全国图书质量大检查的通知》。这次图书质量检查的重点是图书的编校质量。在这次检查工作的普查阶段，共检查出版社520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92.7％，普查1407种图书的整体合格率为59.35％。在抽查阶段。新闻出版署共检查了5个省、自治区的10家出版社和北京地区的25家中央部门和单位出版社的35种图书。整体合格率为20％。检查结果说明，图书编校质量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新闻出版署要求必须加强综合治理。

加强出版物审读工作。在全国建成审读网络。图书质量问题，主要体现在内容质量上。为此。努力抓好导向，加强审读，多出内容健康向上的好书，是图书编辑出版的根本目标。图书出版管理确立了主要从审读人手抓质量的原则。建立健全审读制度，加强审读工作，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并尽可能及早发现问题，将其扼制在萌芽状态。1994年4月。新闻出版署召开全国图书审读工作会议。建立了全国图书审读网。2000年进一步采取措施。健全有关制度，调整和充实了审读队伍。

1998年，是加强期刊审读、加强期刊出版管理力度最大的一年。当年期刊审读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提高审读的综合分析能力。二是根据期刊出版的新情况，把市场调查与对有关期刊进行重点审读结合起来。抓“大”管“小”。建章立制。切实解决期刊出版的倾向性问题。

完善管理制度。建立质量保障体系。1997年新闻出版署出台了两项重要管理措施。一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经过两年多的调研、起草和讨论、征求意见，《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于1997年6月27日批准实施。

《体系》前后共修改十余稿，这是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一次全方位、系统地对有关保障图书质量的法规、规定、制度、办法等进行清理、归纳，使之更趋规范化、科学化和系统化。《体系》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提高图书出版整体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长期繁荣、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实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根据《出版管理条例》中“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的要求以及授权新闻出版署具体解释的情况，《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下达实施。这个制度的出台，有效地扼制了滥出重大选题的现象，规范了出版秩序。

评选和表彰优秀出版单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导作用。1994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表彰了30家优秀出版社，推广他们的经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1993年开始评选的国家图书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图书奖。有400家出版社申报1 105种图书参评，评选结果有135种图书获奖。这些书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与此相衔接的不同类别图书专项评奖也在进行，如少儿读物评奖、科技图书评奖。“五个一工程”中的图书评奖，首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以及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评比工作等也受到极大的重视。1996年举办了“中国出版成就展”和“中国少儿出版物成就展”两次大型展览。以此总结出版成就。影响和促进“阶段性转移”的深入开展。

催化编辑体制改革。促进编辑队伍建设。保障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关键在编辑。“阶段性转移”的实施，对出版社的编辑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得各社不得不重视出版物的编校质量，面对严峻现实对编辑人员进行调整。一些缺乏知识功底、靠买卖书号而混日子的编辑无法再操作下去。各项出版法规的出台实施，促进了编辑机制的改革，编辑的岗位被大致划分成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两类。有的社瞄准了市场，成立了策划部。不称职的编辑或改换部门，或调离岗位，整体来说编辑队伍的素质提高了，新的编辑理念树立起来了。

三、编辑工作在数字出版技术的渗透和出版新格局的重构中产生质的飞跃，应加快编辑知识、能力等的整合，为新闻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一个重大的出版变革就是数字出版技术的兴起，这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我国古代曾经历了两次大的出版革命。第一次是汉代发明的造纸术。这是出版介质材料的伟大革命。纸张简便易携。很快取代了竹木简牍、石碑等记载和传播文化的介质。第二次是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是在发明纸的基础上一次复制方法的伟大革命，有了印刷术之后。才使得文化作品大批量地复制传播。现在的数字出版结束了活字印刷作为主要复制手段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也结束了纸张作为主要出版载体的历史。1975年，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对国家正要开展的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发生了兴趣，大胆选择技术上的跨越，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数字出版包括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和新兴的数字出版媒体两方面。事实上，在今天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出版已不复存在，即使纸质出版物。其编辑出版流程也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第三次出版革命已经进入了新闻出版领域的各个角落。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出版业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产品丰富、产业发展、实力增强。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4月初制定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重构出版新格局五大任务：一是全面完成所有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转制任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形成一套有效率、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微观运行机制；二是以市场为手段。以资本为纽带。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培育一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三是深化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改革，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真正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单位为主体的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四是进一步加快出版传播渠道建设，规范出版产品物流基地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五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调控有力、监管到位、依法行政、服务人民的宏观管理体制。对中国出版业来说。重构新格局必将带来新的前景，实现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有了新的动力。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将得到有力保障，中央确定的“一个体制两个格局三个体系”已基本形成。这也给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出版科技的发展和出版新格局的重构促使编辑工作产生质的飞跃。由于要求很高。编辑工作必须加快转型，以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出版新时代。笔者认为可以从知识、能力、技术、信息、意识、心理等几个层面提出编辑“整合”的基本要求，以作为提高编辑队伍素质、适应转型要求的参考。

知识层面的整合。知识是编辑工作的基础。古代和近现代编辑大多是集学者、作者、记者、编辑于一身的文化综合专家。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愈发显示其独立存在的特性。每一种传播方式都造就了一种新的媒体。每一种新媒体又造就了一种新类型的编辑。但无论何种媒体编辑，都是对人类知识信息进行选择、优化和加工，在这个层面上都具有同一性。媒体的融通与交互成为必然，多媒体复合型的编辑成为编辑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渊博的学识是编辑工作的基础。纵观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凡是杰出的编辑，如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恽逸群、胡乔木、邓拓，等等，个个都既是政治家又是有丰厚学养、才华横溢的文化人。编辑工作是一门渗透力特别强的专业。各种学科、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它的触角无所不及。编辑必须具备尽可能广博的知识，涉猎的知识越博越好。在这个数字出版的新时代，编辑原有较为单一的知识结构亟须整合。

能力层面的整合。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编辑需要有驾驭市场的能力。策划能力是出版业市场化的必然要求，策划能力的强调和策划编辑的出现对出版社现行的内部体制将产生重要的作用。编辑、出版、发行是传统的出版组织机构，体现着出版社基本的运作模式。策划编辑把出版的各个环节内在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编、印、发完全纳入了策划人的运作体系，成为实现策划意图的工具。它植根于编辑，但事实上从业能力要远远高出一般的编辑，它扩大了编辑工作的视野和职能，突出了编辑工作在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地位，使编辑工作成为充满活力的体系。因此，编辑原有的以文字加工为主的能力结构需要整合。

技术层面的整合。数字出版时代，编辑最关键的是掌握先进的出版技术。编辑要在市场经济运作和高新技术发展的条件下成长。必须掌握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无论是利用网络及时了解信息策划选题，还是利用终端对书稿进行审读加工，或是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多媒体的组合，都已成为做好编辑工作的一项新的基本功。作为新时代的编辑，能否熟练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是编辑能否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作为的基本阶梯。我们只有实现技术层面的整合，精通高新技术手段并运用于编辑工作中，才能赶上信息时代的步伐。

信息层面的整合。编辑工作是对知识信息的处理和选择，也可以称为把关。在信息爆炸时代，更要求编辑人员敏锐地透过纷繁复杂的信息表面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本质的东西，对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在此基础上对产品进行建构和优化，从而给文化传播带来生机。面对一个没有疆域的巨大的信息海洋，网络时代的编辑主体必须负责任地对信息进行整合、建构，为各层次的受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开拓信息传播的绿色空间。实现信息的有机平衡，达到质与量的和谐统一。

意识层面的整合。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必须具有市场竞争意识。编辑所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市场。编辑在文化市场中的功利性竞争表现为尽最大可能推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并从中得到物质回报。这需要与中国编辑的传统美德意识相整合。在市场经济中，编辑仍然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与市场竞争意识相结合，就使得编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驾驭文化市场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编辑的传统美德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与市场意识应当是统一和谐的。应当成为新的更高层次的组合。

心理层面的整合。数字出版时代。快捷方便，但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和麻烦，给编辑增加心理负担，这就要求编辑进行心理层面的整合，顶住各种压力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编辑选择稿件处理信息的过程是一个寻觅科学真理的过程，各种不同理论、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交又碰撞、相互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时编辑要站在科学公正的立场上看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编辑以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派间的理论争鸣，为争鸣者提供均等的机会和条件。能否排除干扰，坚持科学态度，用科学的方法从事编辑活动，往往是对编辑心理素质的考验。

新中国的编辑工作已经走过光辉的60年。如今，数字出版浪潮汹涌澎湃，出版新格局的重构迫在眉睫，作为编辑只有自强不息，重塑自我，努力适应新闻出版的新时代。才能够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作出历史性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