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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2009-10-24柴爱新

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27期
关键词:岳麓书院书院体制

柴爱新

每个书院都需要有灵魂人物,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到长沙旅游,两个地方必须去,一是马王堆汉墓,另一个就是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976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每天,源源不断的旅游巴士,带来了游人的喧闹,扬声器中传出导游讲解历史的高亢声音,详解每一栋建筑的由来,每一处文字的深意。

从大门口,经过赫曦台、忠孝廉洁堂、御书楼,再到文庙。在文庙大堂的后门,有个一米多高的木栅栏,上有“游人止步”的牌子。推开栅栏,右面是明伦堂,二楼,几个学生在听一位老师讲文物鉴赏。

在分区之前,经常有游客在窗外听老师讲课,听到入神处,还会情不自禁地登堂入室。

岳麓书院既是文保单位,又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承担着教学功能,有历史学和哲学的硕士、博士点。

中国古代书院有几千所,遗留下来的书院上百所,岳麓书院是现存修复最好、实用功能最强的书院。

2009年5月下旬,本刊记者专访了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

岳麓书院模式

岳麓书院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教学研究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文物管理人员。

在岳麓书院大门南侧,有一个建筑正在施工,是修建中的“国家书院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教学机构、博物馆,都在同一地点,由同一批人管理运转。书院的老师称之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因此,在采访的几天里,朱汉民总是异常忙碌,行政、文物、科研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集于一身。

“文物部门一般由文化、园林、旅游部门管理,属于大学管理的还很少,我们的模式非常成功,很多书院(文物局下属)和大学都来参观。朱汉民对本刊记者说。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把它总结为“岳麓书院模式”。游客进入岳麓书院要买30元门票,湖南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则凭工作证和学生证自由进出。而且,他们证件还可以免去进入岳麓山(公园)的15元门票。而其他学校则不能享有这—特权。

这是因为,历史上,岳麓山很大一部分是岳麓书院的学田(院产),从建院到解放后,历经千年承袭下来,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土改才被分割。每天下午5点后,这里的教师学生也必须像游客一样,全部退出院子,一律不能在里面食宿,大门紧闭,仅留保安人员。

这里的旅游收入归书院所有,书院日常运转,包括科研和文物保护的费用基本上是自己解决。

—般的历史学和哲学研究所都是“清水衙门”,但是岳麓书院经济殷实,这种“造血功能”让在书院工作的人员都颇为自豪。

“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书院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朱汉民说。

正在修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是岳麓书院主动向国务院提出的申请,2003年获批。

“一般带‘国字头的(博物馆),都在北京。我们能坚持下来,成为国内外的书院研究中心,很不容易。”朱汉民说。

把古代书院的传统和现代对接

岳麓书院现在硕士博士加起来有100多人,主要有中国思想学术、典章制度、儒佛道与文学艺术、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等几个研究方向。

书院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可以做兼职为游客做讲解工作。

采访中,有几个即将毕业的硕士生到朱汉民办公室,要求把哲学硕士学位改成教育学硕士,以更找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能在几千家古代书院中进入体制,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什么原因?

朱汉民:晚清中国文化在与西学的对抗中逐步败退,学习西学,怎么学?开始有些学堂,比如船政学堂。晚清就出现了两套教育制度,传统书院和现代学堂,但还是以传统为主。1901年光绪帝下了一道诏令,改书院建学堂。但是没有多久就夭折了,后来慈禧新政,在教育和工业方面甚至比光绪走得更过头一点,完全废除书院和科举,建学堂,实行西方的分科制度,分成文理工,延续到今天的就是当时的那套体制。

晚清改学制,很多书院都改成了学堂。现在的很多大学,追溯它的前身很多都跟书院有关系,四川大学是几所书院合并,浙江大学前身是求实书院,山西大学前身也是书院。当时的诏令是,县城的书院改成小学,府级书院改成中学,省级的书院改成大学,岳麓书院就是省城书院。

书院开始都是在山林里,读书人远离政治中心,清静,修身养性,最早的书院旁边都有道教的道观或佛教的寺庙,岳麓书院所在的岳麓山上就有湖南最早的寺庙和道观。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也都在山林里面,但岳麓书院不同的是,它在宋代是在山林里,到了清代成了省会所在地,所以改制的时候,直接改成了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在管理上相对湖南大学的其他学院,有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在学分设置和课程设置上。

朱汉民:没有,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属于体制内的教育,必须非常严格地按照学校的要求,设必修课、选修课,学生必须完成学分和论文。

书院是古代的教育组织,和现在体制内的教育组织差别非常大。比如古代书院多为私学,不分科,没有学历和学位之说,学生大多会去参加科举考试。我们做的就是把一个古代的书院纳入到现在的大学,作为一个院系。现在的岳麓书院教育主要是现代大学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岳麓书院还保留了多少传统书院的东西?

朱汉民: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教室仍然是古代教学用的明伦堂;其次,老师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传统国学;其三,我们在教学形式上也努力继承古代书院传统,如师生相互讨论,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讲学。

现在为什么会兴起书院的热潮,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存在某些缺陷,学校是人成长的重要地方,而现代教育是很工具性的,是商品社会生产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这样不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书院注重“人的教育,求知只是+完整的“人”的组成部分。

我们就是把古代书院的传统和现代对接,把古老的学院变成现代大学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是一种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转变。

原来李铁映来视察的时候说:“你们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保留传统书院的特点。”但是在教育体系内,现代教育对大学的管理体制我们不可能摆脱。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摆脱,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吗?

朱汉民:(向湖南大学)提过,但是行不通。比如,要求研究生必须要发表几篇论文,才能参加答辩,我们认为没必要。这种困境,钱穆当年办书院的时候也面临,想自由,就别拿文凭,想拿文凭就得适应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只能做很小的事情,很难培养人才,更难出现大师大家。

不跟体制合作,还有经费问题。古代书院经济独立,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还有助学金,现在大学的拨款是按照学

生的人头,如果我们跳出体制,上面拨款的没有,下面交学费的也没有,钱从哪里来?

没有体制了,教授也留不住。这个体系像一个网,是很难摆脱的,这个困境不是我们自己的困境,而是书院面对整个体制的困境。

《瞭望东方周刊》:胡适很怀念书院自由的传统和独立的精神,现在很难坚持吧?

朱汉民:当然。胡适讲的是自由议政,我们至少能在学术上做到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

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械在院内同台会讲,论辩“中和”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影响盛况空前。而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院因人重,人因院名,书院因之成为“朱张过化之地”,而获后世学者敬慕。

朱张会讲,开创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体现了书院“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特色,使书院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具备了强劲的动力。岳麓书院在此会讲之后,逐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重镇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从1999年开始,在当年朱张会讲能地方,岳麓书院效仿当年的讲学形式,包建了“千年讲坛”。知名人士纷纷在此亮相:余秋雨、金庸、樊纲、张朝阳、傅聪、星云大师……一直延续到今天。

讲座向社会开放,听众除了湖大学生,也有各学校老师学生、文化爱好者、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

每有名人来讲座,都盛况空前,听众的热衷,让朱汉民甚至用“防不胜防”来形容。听讲免费,讲坛前面的院子只能容纳四五百人,书院里的学生要听,湖南大学的学生要照顾。如果讲经济,企业家会过来;讲政治历史,很多官员要来。

《瞭望东方周刊》:当年朱张会讲,使书院名声大噪,每个书院都需要有灵魂人物,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朱汉民:你问的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时代确实是缺乏大师的,现在既没有民国初年,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更比不上以前能创立学说的朱熹等人,这是时代造成的。

民国为什么有大师呢?那时候他们有很好的国学积累,后来又到西方学习,两种文化都很深厚,这个时代如果成为大师,必须中西兼容,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国学根基深厚的人很少了,如果有,起码再过几十年,懂西学的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去的,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文学艺术领域,都没有普遍认同大师。星云大师,很多人都认可(佛学大师),也有人说不是,南怀瑾也有很多人说不是(大师)。现在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不是压力很大?

朱汉民:不能因为没有大师就不讲学了,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不能等着大师出来才讲学。没有这个逻辑。先是思想活跃起来,才有碰撞积累。我们尽量从国内外请一些学术地位比较高的人,虽然没有大师,但是有些体制内的老教授,这些老师都带硕士博士,学问做得不错,而且在国内比较有声望的,也会邀请。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传道济民,通晓时务物理,这种思想培养出了很多人才。

朱汉民:过去的书院往往会形成学派,宋代的时候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合为一体,而且结合一直非常稳定。既推崇理学,又注重实践,强调经世济用,这种学风沉淀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最突出,既有个人修养,又能经世治国。他们崇尚军事,往往文人也能带兵打仗。追求政治功利,与个人修养是两个方面,而湖湘学派就能把他们凝结在一起。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办学传统现在还能坚持做到吗?

朱汉民: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理想,我们正在一步步学,一下子做到很难。现在与当时的教育体制不同,他们的教育在科举制度之外,所以有非常自觉的意识。现代教育有强制性,达到某个要求才能毕业,发专业的证书,为了找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还能培养出以前那样的人才吗?朱汉民:现在教育发生了转型,是不是能培养出书院历史上出现过的那样的人才,我们不敢说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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