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化“国学意识”

2009-10-23王岗邱丕相包磊

体育学刊 2009年9期

王　岗　邱丕相　包　磊

摘要:从国学教育的视角来研究国学意识对重构中国武术教育新体系的必要性。国学教育越来越受到文化界、教育界人士重视,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和身份象征的中国武术却出现了自身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局面。通过对武术教育发展观念变迁的梳理,对当下武术教育与民族文化教育关系的剖析,以及对摆脱体育运动的思维定势,强化国学意识的阐释,得出武术教育在国学空间里会吮吸到更多的营养,走进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文化的、身体的、艺术的多元空间。

关键词:武术;武术教育;体育观念;民族文化;国学意识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9-0001-06

The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ust be intensified for

rebuilding the scholastic Wushu education system

WANG Gang1,QIU Pi-xiang2,BAO Lei1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2.Wushu Depart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building a new Chinese Wushu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it i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to catch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ommunities, but Chinese Wushu as a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n indication of status is in a regretful situation of the missing of its own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By collating the change of concep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the authors dissected relations between Wushu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explained how to get rid of fixed psychological tendency toward the thinking about sport and how to intensify the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cluded that Wushu education will absorb more nutrition in the spa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nter into a cultural, bodily and artistic multi-dimensional space that completely belongs to itself.

Key words: Wushu;Wushu education;sport conceptions;national culture;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武术从乡野僻壤走进了学校,拉开了现代武术教育的帷幕。经过一百年的风雨路途,武术教育已是旧貌换新颜,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武术教育,都在一种体育的模式下进行,套用体育学的理论来分析武术,用体育课的概念来进行武术教学。很多武术界专家、学者为这样的发展势头感到担忧。因为武术的真实面目被体育运动曲解了,曾经博大精深、富有历史内涵的武术现在却被单一化、统一化。在国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国学教育越来越受到文化界、教育界人士重视的文化环境中,曾经为华夏文明的璀璨光辉抹上重重一笔的中国武术,却越来越失去传统文化的光泽。武术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和身份象征。单纯框架在体育的视野下开展,无疑是对传统的漠视和戕害。由此,对现行的武术教育进行反思,摆脱长期以来对武术的狭隘认识,站在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强化武术教育服务于国学教育的观念显得尤为必要。

1武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观念

武术教育决定着中国武术的发展方向,更是中国武术传承的一根标杆。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制度僵化、生产力落后,内忧外患的国家,用任何一个悲凉的词语来形容都不为过。“落后导致愚昧,愚昧加重腐朽”也许是最好的诠释。摆脱落后,抵抗侵略,也因此成为全社会的主要任务。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武术,更是首当其冲,甚至一度成为救国救民的主要方式。

以西北军总代表身份出任“中央国术馆”馆长的张之江,就曾经“提出‘武术救国的口号,他在《国术家要术学并重》的讲演中说,‘我们现在要以国术来强种,要以国术来救国。在《同胞们速练国术备赴国难》的文章中也说,‘国难危急,兴亡有责,凡我同胞,分当救国,任侠尚武,发挥国宝,拳勇技击。”[2]181这是一个军人在战乱年代对武术的理解和对以武救国的寄托,这种思维方式下的武术教育也必然是一种速成化的技术教育。例如,“我们看到民国时期出版的武术书中,常有以口令形式编排的教学内容,使人看后产生怀疑:那是国术吗?是内行所为吗?而已故形意拳传人李仲轩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缘由:那是国难当头时,国术界的热血男儿为早日培养出杀敌之军而作的努力!”[2]序一

在抵御外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着“东亚病夫”这一耻辱称谓。当西方的军操、体操伴随着坚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国时,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同西方体育相摩擦、碰撞,即“土洋体育之争”。“土洋体育之争”焦点在于两者对健身价值的评判是否科学上,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以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行将中国纳入其‘中心-边缘的格局之中。因而这种交往深深烙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3]。西方体育在这种前提和基础下,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对于注重整体效应的传统文化来讲,也就无法与注重分析的自然科学对话。“东亚病夫”是西方体育强势发声的有力佐证。中国武术在抗争之后只有无奈地接受,中国武术只能以西方健身价值来改变自我,也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后一百年的武术教育观念。

武术经历了价值的重心转移后,就迅速融入了体育的领域,西方的体育方法和理论也进入了武术教育。“一些武术家参照西方兵操和徒手体操教练法,将一些传统武术动作编成按口令进行教练的脚本。马良于1911年编订的《中华新武术》就是这样做的”[4]。而这种方式也迎合了学校课程设置的要求,先由学校运动会中的武术比赛和表演逐渐在体育课中开设武术课。至此,武术教育完全以体育形态进入了学校。无论是马良借鉴西式体操改进的新武术还是中央国术馆以及地方国术馆系统的武术,都“不难看出它们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仿照痕迹,即借用奥运模式,进行适当的自我改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武术的奥林匹克化,或曰奥林匹克化的中国武术”[1]182-183。

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体育发展沿用了前苏联体育的发展模式,在全面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我们的体育事业近乎全面地实施了与世界体育的接轨。在将体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文化形态来发展时,西方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在我国的体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为国争光的体育发展目标,促使了西方体育占据体育事业的主导地位”[5]35。在这种规则的钳制下,武术也演化出了新形态——竞技武术。

竞技武术作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所着重打造的特色品牌,从推广层面上看,让世界迅速了解了中国武术。在“走出去”的理念指引下,武术教育也摆脱不掉普及、推广,为竞技武术培养后备人才的路径。“1961年,教育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1956年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作了修订,武术被列入《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小学从三年级起为武术基本功、基本动作、组合动作,武术操,初级拳;中学为初级二路、青年拳、青年拳对练等”[6]。“我们的武术教学就是采用‘基本功——基本动作——套路这样一个教学模式,整个模式和专业少体校没有多少区别,要求很高,学好很难。教学内容以竞技武术为主”[7]131。武术教育也完全抛弃了它的传承人,一对一的模式被学校集体教学模式所取代。无论是竞技武术,还是在学校普及的初级武术,都是站在体育运动的立场上。如果同体操教材和体操教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太多的相同之处,武术教育在模仿体操的过程中逐渐趋于简单、工整和统一。

这种大江南北的统一化、单一化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武术走进体育,武术教育进入学校伊始,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武术教学模式,现代武术出现的动机是建立在打破传统武术神秘壁垒的基础之上的,它倡导一种简单的运动来满足提高国民的体质,所以,就为大众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学习途径。但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的现代武术,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把武术作为体育运动。随着历史的烟云飘过,唯一留下来的只是一堆可以相互拆解、相互拼凑的肢体符号。我们把这些符号象征性地烙上了“中国”二字,“体操可以从小练,练拳必须等待15岁时骨骼基本长成后才可以练,当然把武术当体操练的除外,那是没得真正传授,光比划胳膊腿”[2]84。也许李仲轩老人的这句话能让世人明白:武术不是外在的肢体符号,而是文化符号、民族符号。

从开展武术教育伊始,我们似乎为武术的发展道路划好了路线图。当中国人迫切需要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时,具有典型身体文化特色的武术就顺理成章走入了体育的范畴。当体育成为展现国力强盛的文明工具时,更是把武术进入奥运会成为终极目标。虽然武术没有成为奥运项目,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曾经为中国武术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着如何使武术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最大范围的普及武术,为武术进入奥运会打下群众基础成为武术教育的核心理念。

就在竞技理念一统天下的同时,武术教育的民族性、传统性的特殊意义受到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的重视。“1953年朱德同志对武术工作所做的指示‘要珍惜祖国几千年的传统”[8];“1980年2月26日,国家体委负责人荣高棠针对当时的武术境况语重心长地坦言,‘现在是一家独霸,走的舞台化,不是搞武术,而是把武术给毁了。”[9]“1987年4月,在全国武术遗传挖掘、整理的一次座谈会上,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同志说,我们目前开展着四五十个体育项目的活动,其中包括武术,可以这样统计体育项目的数字,但这并不标志着武术位置是1/40或1/50。可不可以说它在体育中应占一半的位置。”[10]“2004年中宣部与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中,提到在体育课中要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的内容。”这似乎有些矛盾,即竞技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时受到关注,但二者的比重以及具体操作却大相径庭,表现为竞技意识极端化与民族意识的边缘化。二者的关系引发了中国武术在自我与他者、自我的传统延续的观念上的冲突。

2当前的武术教育背离民族文化教育

“今天,武术作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将努力挖掘武术的多元价值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将不断致力于它与世界文化的交融”[11]。中国武术迎来了必须面对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而国际化和本土化更是左右着武术教育的发展。近一个世纪,武术教育观念的变迁,表明中国武术“不仅面临着自我的传统与当下问题,同时还面临着自我与他者这一东方与西方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这两个问题往往内在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追求现代性时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3]。这同时也是武术教育必须解决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相统一的问题。

2.1体育的武术与武术体育化的论辩

在与西方体育相碰撞、相模仿的过程中,竞技体育意识一直主导着武术以及武术教育,而竞技意识是武术与西方体育即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相冲突的焦点,也是武术的国际化、世界化无法避免的观念。体育的武术与武术体育化正是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相互交织所表现出的特征,是竞技意识所占比例多少的鲜明例证。体育的武术是秉承传统武术为体,同时又借鉴西方体育而产生的新个体。它是武术的一个分支,与传统武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而武术的体育化则是完全按照西方体育的模版来改造中国武术,把对西方体育的模仿看作是对传统武术的创新,以求代表中国武术。武术的体育化是对传统武术的漠视和否定,而两者交织所出现的问题就是体育的武术慢慢地向武术体育化道路的延伸。

体育的武术是武术作为一个系统所体现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在认同传统武术这一共性的前提下,由于对传统武术理解视角上的差异而形成的各种武术形态。如文化的武术、艺术的武术、伦理的武术等等。体育的武术是从体育文化的视角对传统武术的解读,它的“重心仍在我们民族的本土,或者是在保持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核不变的前提下的武术世界传播。它远离了西方竞技体育的程式,具有一种说服力、感召力、渗透力和有别于西方竞技体育程式的方式、方法和手段”[5]184。是以传统武术为根,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与当前的简化套路、国际套路有本质的区别,是对传统武术精华的凝炼和发扬。“它与安全的生活、快乐的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中最重要的生活样式。学武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可以防身自卫,还可以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和延年益寿”[5]172。

从自我传统延续的角度来看,体育的武术是遵从传统武术的文化共性的前提下,对武术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展示。它“将内容复杂、体系庞大、风格各异的传统武术精炼化与整合化,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规范性体育运动项目,把武术从神秘中释放出来,融进世界体育文化之中,全面认识武术的价值,体验武术的功用”[12]。它把武术从乡野带向社会,把一种草根文化推入培养精英的校园,在这样的过程中摒弃了传统武术中阻碍自身发展的因素,保留着作为民间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底蕴和身体文化特色。诸如“在全国范围内,留下了沙国政、何福生的八卦和形意,留下了陈盛浦的鞭杆、成传锐的枪术、肖应鹏的猴棍等;传播开了蔡龙云的华拳、张文广的查拳、马明达的通臂和翻子、绍善康的醉拳、陈小旺的陈式太极拳、杨振铎的杨式太极、于海的螳螂拳、于承惠的双手剑等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武术风格和流派”[5]185。

武术因拥有了沙国政、何福生、陈盛浦这些大师而值得骄傲欣喜的。但当我们开始用影像、书面教材等手段来记录这些大师时,却又不知不觉中把这些大师渐渐淡忘。因为影像、书本可以把他们的形体记住,却无法保存他们的神采,更忽视了口传身授的过程。拥有了速成教材,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大师放入了历史。当我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些教材作为唯一的传播途径时,从教师到学生都只是学到了大师们的形。我们忽视了大师们发明和创造的根本所在,更改了他们发明和创造的规则,也根本没有走入他们创造和发明的境界中去。哲学要义没有了,道德教化没有了,传统审美没有了……只留下了羞涩的名称和外壳。武术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走进了另一种层面,即武术的体育化和运动化。

如果说“武术教育是‘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王筱麟语),那么武术的体育化是人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武术体育化是“使历来追求主体目标和本质目标统一的中国武术在渐渐淡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多元的传统武术已经远离我们且越走越远。武术发展向单一的方向发展,最终将导致武术国际化进程中的完全被西方体育文化消融、代替”[12]。武术的体育化是一个过程,经过了“化”的演变,发生了质的飞跃。

“我们始终认为只有将武术的传统‘化尽了,武术才可能发展和获得新生,才可能重新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本应是发展武术的一件幸事,但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个‘化的过程中,没有给传统武术一点点主动权,而只是将武术本身看作是一个静态的物,而不是具有抗争的,具有魅力的、个性的、特色的文化”[13]。武术的体育化是体育的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对话过程中,自我价值重心边缘化的结果;也是武术国际化道路中,尊“他者”而轻“自我”的不自信心态的突出表现。正是由于西方体育的绝对话语权和霸主地位,主宰了一大批武术的从业人员。武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显著的怪物:用西方的体育文化来品评中国武术。

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而又缺少了自身的文化自觉,中国武术走入了一个“文化模仿”的误区。“竞技武术就是借用了武术的基本动作而融入了竞技体育的游戏规则,传统武术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神韵意境必然会随着过分地强调评判的客观性而随之消亡。抽去了武术的文化内涵,而崇拜其没有文化内涵支持的外壳,这无异于是舍本逐末”[5]194。在竞技武术把武术竞技化的同时,当前的武术教育更是把武术以体育化、运动化的方式最广泛地普及开来。

在自我传统的合理延伸和自我与他者的合理对话的二元关系中,体育的武术与武术的体育化二者更多地体现出自我与他者方面,中国武术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的自觉与模仿。它告示着我们,武术教育必须把武术的主体性放在首位。“他者”的冲击影响了自我的定位,同时也影响了自我的有序传承。

2.2开设武术课与武术传承

从1916年起,历史把中国武术推进了拥有最集中、最稳定受众人群的学校。作为民族元素,武术教育本应是众多传统文化形态争相模仿的榜样,但武术教育没有完成其担负的民族文化教育使命,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青少年学生‘喜欢武术,却不喜欢武术课,学校武术课究竟应当教什么”[1]126的疑问就是最好的回答。中国武术是传统的,但没有人从传统出发去认识中国武术,理解中国武术。

历届的体育部门领导人对武术教育都给以很高的关注,无论从弘扬民族文化的立场还是建构文化认同的角度,开展武术课是必须的。但是开设武术课只能说是为武术教育打下基础,是国家宏观战略上的举措。武术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即“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必须由武术工作者加以落实。弘扬民族武术是宏观把握,是武术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展民族文化教育则是从细微入手,是对宏观指导思想的具体展开。只有两者联系起来,才能使武术教育得到合理有序的传播。但现阶段的武术教育表现为:宏观思想的丰富与现实操作的苍白。“正如刘三元先生所云:‘弘扬民族文化的误区,最核心、最根本的在于我们不是缺少优秀传统文化,而是缺少优秀文化的教育”。[7]129武术教育也是如此,我们不缺少武术课,但我们缺少一种把武术教育作为民族文化教育来开展的观念。

3摆脱体育运动的思维定势,在武术教育中强化国学意识

中国武术不能被教育冷落,也更不能跟西方体育运动走在一起。学习中国武术不能局限于身体锻炼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获得身体锻炼的同时,体验到民族精神的延续。从中国武术中得到激励和美的享受,陶冶情操,才是对中国武术的最大继承。从中国武术中获得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才是武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强化国学意识,就是使中国武术能够以民族文化的身份和高度在教育中立足;强化国学意识,就是让曾经迷失了自我的体育化、运动化的武术回归到文化的、身体的、艺术的武术多元框架中;强化国学意识,是让武术这一活态文化把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传播给下一代,真正把武术作为整个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和身份标识。

3.1强化国学意识,维系民族文化教育

“传统武术不是简单的肢体运动,她凝聚着人类的智慧,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被证明了的极具科学理念的通俗文化,它不但包含着身体锻炼、攻防技击的原始功效,而且包含着我们的先辈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自觉承担的情感责任,是我们民族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的提升。……忽视了基础的传递,就意味着对中华武术的否定、背叛,也意味着对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否定和背叛”[14]。关注武术教育的国家民族意义、武术教育的传承模式是我们合理传承武术的关键。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文件指出:“对于许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该民族的基本识别标志,是维系摄取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因为它们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和特有的思维方式。所以,武术教育的民族化使命是无形的,它的传承者和受传者在潜移默化中缔造了自己的拳种的文化标志,无数拳种汇合成的中华武术在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后逐渐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标志。诸如形意拳尊崇岳飞,不是简单的尊崇,是在尊崇一种精神,在培养延续者“精忠报国”的精神;长拳者尊崇戚继光,创造“长拳三十二式”、“军事武技”等,都是在一种强烈的民族抗击倭寇的社会背景下创造的,它的内涵是一种民族安全、保卫国土完整的爱国精神。

武术教育通过传承拳种的精神来实现习武者对“国家”的抱负,同时也是后人同遥远的祖先沟通的渠道。通过它,后人“可以看到遥远的祖先的身影,了解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情感和智慧,能够辨认出他们走过来的一步一步地脚印”[15]。武术教育是维系中国武术的链条,也饱含着整个民族血脉和情感。武术教育的民族性是中国武术的本性使然,是国家民族的大义所需。

武术教育追求的是一种“教化”。“它重在对人、对生命、对自然宇宙的理解和体悟,重在对人的心灵德性、人格身躯的涵养和化通”[16]。通过武术教育,使习练者通过自我身体的历练,与自身的文化相结合达到“除拳术器械之外,以修德养性为唯一之目的。至于养成勇敢奋斗团结御辱之精神;培养雄伟侠烈之风气;发扬民族固有之技能;创造新中华民族;皆自修德养性之中相演而生”[17]。相对于武术教育中的民族价值,注重“教化”是个体价值的体现。这两种价值取向构成了武术的核心价值,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抱负,既有国家民族的大义,又有自我个人的小我。

3.2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国学意识,社会呼唤国学教育

研究国学,学习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百年之后对传统的理性认识,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需要。文化认同使我们找回了久违的文化自信心,民族文化自信无疑是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立足点。

京剧进入课堂的尝试既反映出当前传统文化的热度,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和追求。教育是文化普及和传播最重要的载体,武术作为传统文化形态,最早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是令人自豪的,但相对今天的京剧进入学校课堂,我们又为当前的武术教育感到些许的悲哀。尽管武术教育的历史很长,但武术教育的价值却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的挖掘。武术具有体育的功能,但却不是本质功能。武术教育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体育的价值所左右,面对西方体育,尤其是东方邻国跆拳道、空手道的冲击,武术教育缺少了一种文化自信,导致过度模仿、以他者为镜。

建立武术教育的民族文化自信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推崇的今天,中国武术也应该站在国学教育下,借“国学热”的东风更进一步,追求更高的人文价值体现。

3.3强化国学意识是武术教育必须具备的民族使命感

各种西方文化形态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但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冲击,由此被冠以“强势文化”。但当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时,世界开始普遍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人更是迫切需要传统文化来维系民族情感,长期处于“弱势”的传统文化开始拥有了话语权。传统文化为社会提供了独特的心灵妙药,为社会提供了人文精神的营养,以其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而立足。武术教育也同样只有强化国学意识,注重培养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武术才有其存在价值。

武术教育“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它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统一起来”[18]。如果说,国学教育更多的是无形的精神陶冶,那么,武术教育则是用有形的身体实现国学教育的追求。

武术教育在育人的同时,又体现着习练者的精神境界。武术冠军不是武术九段,而是对武术习练者的最好的评判。武术冠军已经深悟到了身体技术的精华,他自身也许还有很多个人修养的弊端,还谈不上有很高的境界。但是对于像武术大师那样“真正领会和把握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人,他一定能够巧妙地运用艺术的手法去经营布置好各种自然、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之达到某种合理的最佳的和谐与协调状态。艺术修养对于人生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19]。艺术修养与人性修养是息息相关的。武术教育对人性修养的培养是对当前学校武术教育问题最好的反思,是为学校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必将为社会公民教育提供新的素材。

强化国学意识,是武术走上民族文化特色之路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强化国学意识,才能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拥有一份自信和平静,才能在咄咄逼人的异域武技面前,找到自己合理的落脚点,才能在国家民族需要时胜任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

从农耕文明发端的中国武术在封建王朝千余年的风雨路途中,纵然遭受外族侵略,仍能保存一个完好的主体让后人一睹芳泽。但近一百年来,中国武术遭受了“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武术教育更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尽头的不归路。中国武术的文化母体——传统文化决定着中国武术的发展,武术教育是这一母体文化的方向标。当武术教育传承有序时,传统文化非常自信得能够同化任何前来侵略的异族文化;而当武术教育陷入失语时,传统文化更是被打入黑暗的角落。强化国学意识,是我们面对他者的文化自觉。

“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标志着华夏民族重新树立了文化的自信心。武术教育在彷徨的迷途中,寻找到了呐喊的光明。脱离体育运动单一功能的禁锢,时刻树立强化国学意识的观念,才能完美地展现传统文化的风貌。百年的体育路程,武术教育似乎淡忘了回家的路,但是只要我们摆脱西方体育观念,强化国学意识,驶向国学、传统文化的航标,民族的记忆、民族的情感终究会慢慢爬上中国武术的心头。

强化国学意识,突破了传承一个运动项目的狭隘,实现了由“1/50向50%”的飞跃,在面对跆拳道、空手道时,我们多了一份自信,少了一些忐忑。拥有民族文化话语权的中国武术,必将以其典型的文化特征为中华民族创造新的精神文明做出贡献。因为武术教育在国学空间里会吸吮到更多精髓,走进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文化的、身体的、艺术的多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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