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

三月十三日，我应邀去哈尔滨为自己的新书《命运》做签售。第二天一早，按惯例，我从所住的宾馆打电话给妻子，询问她的起居情况，觉出妻子的语气中突显平日里少有的一种沮丧和不安，忙追问她有什么不适。近年来，她的心脑血管方面常常会出现一些让人担忧的症状。但她矢口否认。十五日晚我赶回北京，一推门，吓我一大跳，她的右半边脸上布满了紫色的淤血痕，鼻尖和唇角处也有几处伤痕，眼泡肿了，好像被人殴打过似的。因为住得远，平时很少回家来的小儿子和他的女友这时也在她身旁。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是出了什么大事的。扔下行李追问，才知道我走的那天，她上小区附近散步，突发一过性神志不清，昏倒在地，脸部严重受挫。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半边脸满是血，便挣扎着坐起，看到路边正好有几辆“黑车”，便请求其中一位黑车司机将她送回小区。没想到那个黑车司机不管她脸上是怎样的还在流着血，眼睛已经肿得完全睁不开了，却只是冲她摇头摆手，不肯送她，嘴里还嘟囔着：“送了你，你再诈我一把，说是我把你撞倒的，咋办?”无奈，她只有再去求另一位黑车司机。那个司机要年轻一些，城府似乎没那么深，犹豫一阵后，走过来忐忑地问她：“大妈，你可不能讹我……你保证不讹我，我就送你……，我妻子一再给他做了保证，年轻人这才半信半疑地把我妻子扶上车送回了小区。

我想不到我只是离开家两天功夫，妻子竟然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更没想到眼见得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倒地受伤，当今社会竟然有人会拒绝施以援手。以前经常看到报纸上报导这一类事例，甚至还报导过有人落水，周边的人只是围观而不肯施救。有人落水，船主划船过来先要讲定报酬然后才肯去救人的荒唐事。也看到过这样的报导：老人跌倒在地，司机来扶，老人却赖那司机撞倒了他，反要他赔偿；官司打到法院，因为那个司机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自己撞的，反被判了败诉。我知道这些都是真事，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在我妻子身上。

我能责怪那个不肯施以援手的黑车司机吗?我能责怪那些曾经诬赖过司机师傅而致使后来的司机师傅再不敢去做好事的老人?我能责怪那个只知按条文办事而判了司机败诉，让天下所有做过好事的司机都寒了心的法官吗?我想我可以去责怪，但又不该只是去责怪他们……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现实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从来就反对这个说法。其实以我的经验，只能说现实存在的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即便“事出有因”，我们也不能就认可了这种已成当今社会生活的“常态”为合理。

三十年来，我们的确富强了。我们所有的工作报告还在继续追求这种富和强。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报告里能不能给一点同样必要的篇幅来说说我们中国人精神品质上的变异呢?要不要警醒国人，精神的蜕变和滑坡将会和物质的贫困一样，让中国人生活得不像一个真正的人。无数商场里发生无数的欺诈事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用“高度同情范美忠那样真实的怯懦自私”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望失落和苍白，一大批青年文学爱好者和某些媒体人用追捧炒作郭敬明那样不知错的剽窃者，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和变异。当经济稍有困难时，就有那样的经济学家跳出来主张撤消保障职工权益的劳动法，确保老板们的“经营积极性”，以刺激经济增长。屡屡发生的学术走私和做假。在某个特大城市中，某些中年妇女眼见别的女人抱着婴儿上公交车都不愿意让坐……等等等等，“嗜痂成癖”正在一部分人中成为一种通用生活方式，扭曲着我们的心灵。这难道不都是些“不争的事实”?!

如果认为我说的这档子事只是个个例，完全没有代表性，认为我说的这些话，只是气话，只是出于个人恩怨，个人得失，我将无言以对。如果说，因了国人在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中这样突发性或举国性的大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就觉得中国人现如今在精神层面上一切都“高枕无忧”了，我倒真的觉得必须要更加一重地忧心忡忡了。

一个社会如果让愿意救人的人感到顾虑重重，不敢去救人，不想去救人，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执掌社会行政管理大权的人真该想想，是否还有些事我们真的还没有做得非常到位?!!一手硬一手软，精神滑坡信念缺位的现象是否已经到了比较(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怎能对这样的人文信号置若罔闻

前些日子，一家著名的省级电视台举办了一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晚会。晚会照例办得隆重而华丽。在这台晚会上，他们请出了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来对已经过去的三十年发表感言。其中被邀来代表当代青年作家说话的是一位被法院判定抄袭而始终不肯认错的“著名青年作家”。事隔不久，又听说这个从不认为抄袭剽窃是什么毛病的年轻人，又被一家著名的文艺出版社任命为他们一个部门的“副总编辑”。我愕然。重视青年作家，好。提拔青年作家担当重任，更好。但是，中国只有他这一个青年作家了吗?不是呀。八零后的青年作家中，只有他一个人的作品卖得好，拥有众多的“粉丝”了?也不是呀。这十八亩地里并非只有这一棵苗呀!为什么偏偏要拉他来做中国青年作家的代表，并且任命他当什么“副总编”?

文学艺术素来以从事创造性劳动获取人们的尊重。在文学艺术领域，抄袭剽窃历来被人视作最可耻最卑鄙的行为。放纵了抄袭和剽窃，就会彻底毁了以独创性为其命脉的文学创作事业。所以，即便在“最腐朽最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也是瞧不起抄袭剽窃行为的，也绝对不会把一个抄袭剽窃有瘾的人当作他们文学的代表人物来吹捧和“宠爱”。你翻开两千年的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看到过有谁把一个抄袭剽窃上瘾的人拉上台来当个玩意儿的?没有。没有人会这么干。但这样的事偏偏在中国发生了。堂而皇之的。甚至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让他来做中国青年作家的代表，任命他为一个大出版社某一部门的副总编，让他来领导和管理文学创作和出版事宜。这是在污辱谁?污辱年轻一代的文学人，还是在污辱整个年青一代?还是在污辱嘲笑我们的出版事业和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究竟是在开谁的玩笑?

这个年轻人的书的确卖得好，他的确能为一些单位吸引来众多的眼球，并挣来大钱。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向整个社会发出这样的信号：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认钱而不认别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要市场份额，不要道德规范。在当代的中国，年轻人只要能挣来大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即便去偷去盗，即便被法院判了，也可以置之不理，照样可以“扬眉吐气”，照样会得到这个社会支持和重用……如果这家电视台和这家出版社的做法在今日中国能得到认可，那么那些往牛奶里加三聚氰氨的人又有什么错呢?那些和黑心矿主勾结在一起谋财害命的官僚又有什么不对呢?不都是为了挣钱，为了占领市场吗?支持抄袭剽窃者的人和那些跟黑心矿主黑心奶商沆瀣一气坑害百姓的官僚惟一不同的只是，勾结黑矿主黑奶商所造成的后果都是有形的：一个个被他们害死的婴儿和矿工都是血淋淋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