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勇

摘要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探索应选择整合而非分散的方式来进行，要通过紧紧围绕信息资源配置这一中心点，沿着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两条主线展开。推进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探索能促进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交叉与融合，同时也能促进图书馆学或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有为”而“无位”困境问题之解决。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文献经济学图书情报学

尽管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在信息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并获得相应的发言权和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身份与地位，然而，依然存在着以下两大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图书情报学界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攻方向问题，即图书情报学界应该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或者说通过哪个切入点去推进信息经济学探索，以便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身的学科优势的问题；其次，图书情报学界应该选择整合的方式，还是分散的方式去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来深入探究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所应采取的具体研究方式和所具有的研究意义。

1如何推进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1，1应选择整合而非分散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在推进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是应该采用“整合”的方式来进行(即将图书情报学当作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统一地进行该领域背景之下的信息经济学探索)，还是应该采用“分散”的方式来进行(即将图书情报学拆分成若干个子学科，在此基础上分别在每一个子学科领域中进行各自的信息经济学探索)?这取决于对图书情报学领域研究现状的深刻洞悉。

图书情报学(LIS)领域一直以来存在着应该是被拆分成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和情报学(infor-marion scienee)两门学科并行发展，还是将以上两门并行学科合二为一、合流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发展的这一“分野”与“融合”问题之争。与早期所呈现出来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门学科的并行分立发展状况相伴随，理论界相应地出现了图书馆经济学(economics of libraries)、文献经济学(eco— nomics of documentation)和情报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等分支研究领域，这些分支领域一方面既是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例如，图书馆经济学、文献经济学是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而情报经济学是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整个信息经济学学科群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认识的逐渐深入，国内图书情报学界逐渐认识到LIS是一个不能被人为强行拆分开来的有机整体，由LIS拆分而来的作为分立形式而存在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者内在地要走向融合，例如，通过对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者在宏观上趋于同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又如。经过逻辑演绎与定性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两者的学科宗旨与任务相同，一直是以“姊妹学科”的形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虽然目前两者处于趋同化发展状态之中，真正地融为一体，还有待时日，但是两者在未来发展中可能会走向融合；情报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学裂变的结果，情报学分离出来之后，“图书馆学VS情报学”的争论最终以图书馆学情报学合流的方式结束。再如，用定量数学模型专门地对“图书情报一体化”发展予以理论上的证明，以此来解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最终必然融合(合流)的科学性。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当前国内理论界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及其发展演化轨迹形成了如下观点看法：图书馆学(Library Sei—ence)发展为“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后来又进一步演变为“图书馆与情报研究”(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在进入2l世纪以后，对于本专业领域而言，则又在美国出现了iSchool的浪潮；图书情报学(台湾地区学者常使用“图书资讯学”)具有学科独立性，它是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图书情报学教育应在独立的院(系、所)进行等等，这些观点强调了由图书馆学发展而来的图书情报学研究相对于早前的图书馆、情报学分立并存状态而言的整合特性和作为不被分割开来的一个整体而存在着的特点，随后的“图书馆与情报研究”、iSchool浪潮均是图书情报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运动而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当前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还呈现缺乏规划、支离破碎的特点，曾有专家专门针对这一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建设至今仍是“缺乏规划，过一年算一年”、“两大‘基金每年公布的选题指南，在图书、情报和档案这个一级学科中拼凑出来的选题多；整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零敲碎打的现象严重，甚至是盲目跟风；对本学科的核心内容、发展方向和前沿领域，也是众说纷纭，若明若暗”，这样下去，本学科要健康、快速地发展是很难的，呼唤本学科研究要“面向现代社会的需要，站在前沿，纵览全局，找准问题，扎扎实实地研究。这才是学科振兴之道”。在这种背景下，将原有分散的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文献经济学研究在当前予以一种整合，以便通盘地进行独立的图书情报学(LIS)视野下的信息经济学探索已显得很有现实意义，这一举动既顺应了图书情报学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并演化发展着的这一学科领域的内在要求，也是科学地从事图书情报学的整体规划、谋划并推进图书情报学的全局性发展的必然组成部分，是振兴本学科的必经之道。

1.2

紧紧围绕信息资源配置这一中心点，沿着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两条主线展开。

图书情报学中的情报学，即图书馆背景下的信息科学，其研究宗旨已经在曾担任美国情报学会主席的Borko所给予的经典定义中得以明确清晰地阐明，即“情报学(注：中国港台地区将其翻译为‘资讯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信息的特性和行为，调查支配信息流的力量，以及开发加工信息以达到最佳存取和利用的工具。它涉及到与信息的产生、收集、组织、存储、检索、解释、传播、转换和利用有关的知识体系”，该定义中信息的产生到利用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之为“信息资源管理”，它是对图书馆管理、文献管理和档案管理等的一种抽象和总的概括，正因为如此，国内有专家极力主张要将图书、情报和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自然而然也就构成了图书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经济学维度研究的图书情报学分支领域，对于该分支领域，国内图书情报学界曾使用过“图书馆经济学”、“情报经济学”和“文献经济学”这般分立形式的概念来表达，也曾使用“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信息服务与管理的经济研究”之类体现出

“信息经济学”蕴涵的提法来进行集中式的统一表达，不论表达的形式如何变化，均体现出了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探索的主攻方向和这一探索在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所处的具体位置。

当前，一方面是图书情报学界已经认识到：图书情报学的教学应该坚持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而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界，也已经意识到了信息资源与信息经济学之间、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很早就提出了信息资源的配置是信息经济学的一项主要内容、信息经济学要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信息经济学与信息资源管理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信息资源的管理问题，这是它们相互交叉联系的部分，但它们又有明显的区别，信息资源管理学属管理学科，信息经济学则属经济学科等见解。在上述背景之下，可以说，经济学维度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或者说统一的图书情报学视野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就是以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有效管理为基本目标，围绕着信息资源，从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切人点出发，来对原有的情报经济学、图书馆经济学、文献经济学研究进行重新审视与解读，在对上述已有分散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将已有探索在体系结构和研究内容上重构并更进一步拓展为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简称为“信息资源经济学”)和信息资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简称为“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两方面。要指出的是，“信息资源的经济学”和“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新概念或者说新的理论框架的提出，绝不只是对已有分散研究的一种整合与重构，而是从信息资源及其管理的角度赋予了已有探索以新的内涵，并为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的发展空间，这是“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信息服务与管理的经济研究”之类早前的集中式表达所不及的，这类提法所具有的内涵远远不及此处这两个新概念丰富。

总之，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图书情报学视野下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新的架构内容，围绕着信息资源配置而彼此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从整体上全面考察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经济活动现象的总体经济学研究，在既构成了作为整体而存在着的图书情报学的重要分支研究领域，又构成了基于学科交叉之上的信息经济学学科群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作为两条研究主线分别代表着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探索的两大伸展方向。

(1)信息资源经济学：图书情报学视野下的信息经济学分支领域(一)

依据信息资源的狭义与广义之分，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分别有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所理解的信息资源经济学和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其研究范围均要涵盖各自狭义理解意义上的有关对应研究，本文这里均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理解。

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它也会是有限稀缺的，信息资源经济学探讨的就是如何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最大限度和最佳程度地满足社会对信息资源的动态性需求，以解决信息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社会信息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信息资源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研究信息资源的“配置技术”，以解决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为目的。基于这一认识，有研究者就将信息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全面归纳为：现有信息资源的分布、定价、丰度评估与比较问题、运用市场及政策手段有效配置信息资源的方法及原理研究、信息资源开发的成本与收益分析问题、信息资源管理当中的投入产出分析及效益评价问题、信息资源及其开发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分析、信息资源开发产业的发展问题，以及信息资源的污染及其控制(或者说经济学角度的污染治理)等问题。此外，进入数字时代，网络化、数字化信息资源的经济学问题也已成为信息资源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例如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搜集、存储和传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将信息资源经济学研究更进一步划分为应用和理论两个研究层面，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作这样区分，并不等于说，理论经济学层面的研究不讲应用，应用经济学层面的研究没有理论。事实上，两个层面的研究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联，彼此相互转化，只是这一划分表明了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各自审视的角度和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而已。

应用经济学研究层面的信息资源经济学研究往往通过运用诸如成本收益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帕累托最优分析法之类技术方法，从纯粹的信息资源的“配置技术”角度出发，来致力于解决信息资源配置和共享当中的具体现实问题，从而提升具体的信息资源管理过程的经济效益(例如，现实中的图书馆的运作效益)，这方面研究以通常所说的信息机构的经济学研究为典型代表。信息机构经济学是广义信息资源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图书情报学界对于该领域问题探讨得较多，所作的研究以国外的《信息经济学：信息职业的经济学与成本收益分析指南》一书为典型的代表性论著，该书介绍了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图书馆管理者应决定实现什么样的服务与资源，及其选择的合理性；利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和成本收益分析来提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合理的平衡。此书已被翻译进国内，译者在序言中表达了翻译理由——这就是一本图书情报学视野下的信息经济学著作：“我一直渴望为我的学生找一本合适的信息经济学教材……”，但一直未果，后偶遇此书英文版，“我一口气读完竟爱不释手。这正是我长期求索的教材!我即用此书作为基本教材讲授信息经济学，同学们一致认为这本教材内容特别充实，且特别适合于他们学习。于是我便产生了翻译此书的念头”。此外，美国《图书馆趋势》杂志在2003年以“图书馆经济学”为主题所刊登的11篇有关各类型图书馆的具体经济管理问题的专题论文也是当前信息机构的经济学研究的典型代表。

理论经济学研究层面的信息资源经济学研究则是对其应用经济学层面的研究成果进行高度抽象地概括、提炼和归纳，并运用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来加以反映和描述。从(西方)经济学当中的福利经济学角度进行有关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配置)的基础理论研究是该研究层面的信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这方面的探索所涉及到的主题内容包括：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信息资源配置的概念、条件、内涵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予以理论分析和界定的基础之上，构建出信息资源配置研究的总体性理论框架、信息资源有效配置理论视角下的信息生产、信息市场以及信息产业等问题研究、网络信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理论、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在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的适用性问题、信息资源共享及其配置效率的理论分析、信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模式、用于评判配置效度的信息资源配置效度评价体系研究，此外，该层次研究还包括信息资源市场化理论研究、信息资源产业理论研究，等等。

(2)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图书情报学视野下的信息经济学分支领域(二)

广义上的经济学也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如果要对两者作严格区分的话，那么通常所说的经济学

是关于稀缺资源约束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的学问，它研究的是有关稀缺资源的“配置技术”问题，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来实现从人与物(或稀缺资源)的关系调整中获得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而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调整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学问，它研究的是有关人的“激励技术”问题，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来实现从人与人的关系调整中获得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因此，信息资源经济学与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尽管都研究信息资源的配置过程，但前者主要是从“配置技术”的角度来研究信息资源配置如何满足市场需求；而后者关注的是信息资源配置领域中人的“激励技术”，即研究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利益关系或权利关系，以及这种利益关系(生产关系)与信息资源的生产和利用之间的统一与协调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在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所涉及的除信息资源之外，还必然会涉及到信息资源的所有人之间所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往往体现为对于特定权利(即信息资源运用的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分配。而这种权利关系的特征及其合理与否，又会反过来影响到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使得对于存在于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上述权利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很有必要。当各种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在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大显身手的时候，这就使得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图书情报学界在进行本领域的信息经济学探索的过程中已经正式提出了“信息资源经济学(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的概念，如文献，又如我国图书情报学界所编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就有“信息资源经济学”这一专门章节，而“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正式提出也就是对已有“信息资源经济学”概念所作出的呼应和带有补充性质的完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一，在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早已存在着“信息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研究范式——信息经济学研究可以归纳为：主流信息经济学、信息部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信息社会学、信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信息经济思想这六大理论研究范式，其中的“信息政治经济学”是指从组织结构、产权结构、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角度人手分析经济的信息化的各种理论。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其实早就有专家通过运用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公共图书馆发展问题。依据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所公布的信息化指数(NIQ)构成方案(该方案将信息化分解为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发展政策六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本文所提出的“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这一新概念实质上就是已有的“信息政治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领域，具体地说就是信息政治经济学当中围绕信息资源这一中心点所形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前面所提到的运用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公共图书馆发展问题实际上就属于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

其二，图书情报学界其实早已开始从事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只是所作的有关研究较为分散，还没有正式汇聚在“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这一面公开的旗帜，或者说这一明确的概念和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罢了，有该领域研究之“实”却无该领域研究之“名”，或者说正式的名份。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所进行的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分散在以下主题领域：①信息资源的贫富分化和由此而来的信息扶贫或知识援助问题；②诸如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均衡、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图书馆信息共享利益平衡或者说图书馆版权利益平衡问题、完善公共借阅权制度以促进信息资源共享、版权保护与图书馆的合理使用、版权在图书馆中的限制与反限制、图书馆在版权平衡中的利益角色。之类的信息利益平衡问题；③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④从法律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类的角度去从事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⑤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出现的信息市场失灵现象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所应采取的对策研究：⑥政策法规要素在信息资源配置中的实施机制及其经济效率问题；⑦对图书馆现状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或者说信息政治经济学分析、从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来分析图书馆发展问题；⑧信息资源的公共性与私有化之争，以及通过促进信息资源公共获取，来抵制当公共信息资源异化成为私人化的物品之后所导致的“信息寻租”问题研究；⑨信息资源共享领域当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之争，等等。总之，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深入分析并努力解决信息资源管理实践当中的信息利益冲突的经世致用之学，其研究围绕着在解决信息资源的生产与利用这一矛盾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问题而展开。要强调的是，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信息法学、信息领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但不能将彼此混为一谈。

上述早已存在的信息资源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呈分散状态，图书情报学界急需对此加以整合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而且由于该领域超越现实问题分析之上的基础理论研究还较为薄弱、对此还亟待予以强化充实。当前这两方面工作已经初步集中体现在近期所出版的“十一五”重点图书《信息资源配置与共享》之中——其内容涵盖信息资源配置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下的信息资源配置、信息资源配置的制度框架、信息资源的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信息资源产权与信息资源的产权配置、知识产权制度与信息资源配置、包括博弈模型在内的各类信息资源配置模型、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等，可以说该书已经阶段性地实现了本文所倡导的图书情报学视野下的信息经济学探索之集大成。图书情报学界要在该书所取得的积极探索基础上，围绕着信息资源配置这一中心点，沿着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两条主线继续前进，以确立起图书情报学在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群体中的合理位置和应有话语权。

2推进图书情报学中的信息经济学探索之意义所在

2，1促进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交叉与融合

图书情报学具有强烈的学科交叉属性。图书情报学走向多学科融合，在研究内容等方面不断开拓和创新，既增强了自身的生命力，也有力地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因此，积极推进图书情报学中的信息经济学探索，在促进基于交叉之上的整个信息经济学学科群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图书情报学自身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使得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情报学部分呈现出了强烈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或者说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而对图书情报学教育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2促进图书馆学或图书情报学所面临的“有为”而“无位”困境问题之解决

“图书馆学出现了两种不好的研究倾向。其中一种姑且称之为理想主义，或者叫幻想主义，主要表现为纯思辨和经院式的研究，选题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在各种概念、范畴与体系之间游离，只有想象和

推理，没有实证和个案分析，并由此‘创造出一大堆分支学科和名词术语，凭空勾画了一副图书馆学欣欣向荣的盛景。但图书馆学并不是机构学，庸俗不等于实用，理想更不是理论。无论是庸俗的泛化，还是非理性的扩张，都偏离了图书馆学研究本来的轨道，这只会让他们研究的图书馆学看上去缺乏内涵”。正是在上述不良研究倾向的支配下，国内图书情报(LIS)学界曾创造出了很多新的名词术语、也构造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复合学科”和“复合概念”断然无法通行于世，充其量只是少数人以此孤芳自赏，结果往往在不长时间里便自生自灭，在本学科领域经受不住时间的检验，更不用说被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承认和接受了，因而从根本上无助于提高图书情报学理论本身的阐释力、对实践的指导效力以及对外的学科影响力，这一点已经在引起过轰动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有过淋漓尽致地描述。

任何科学的形成都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明确的研究对象；二是清晰的科学概念；三是足以阐明研究对象的内部规律；四是严密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学或图书情报学要围绕本学科内在的“质”，按照上述条件要求去科学化地推进自身学科理论建设，使得学科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构建既具有对实践极佳的解释力和有效的指导效力，也能够被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承认，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从而防止本学科领域独处一隅而沦为“信息孤岛”。事实上，本学科领域目前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恰恰就是“有为”而“无位”。以原先提出来的情报经济学、图书馆经济学、文献经济学为例，尽管客观上存在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一“实”，但与此相对应的情报经济学、图书馆经济学、文献经济学等概念及其理论这一“名”，却至今没有能很好地被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所接纳，社会认可和接受度低，因而处落一隅，呈现出边缘化的现实状况。这一状况阻碍了本学科与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不利于本学科领域地位的提升和影响的扩大，使得本学科虽“有为”但“无位”!在这种情况之下，信息资源经济学和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正式提出，形象地讲等于是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与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图书情报学研究能够更好地纳人主流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而不至于成为一座“信息孤岛”。信息资源经济学和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起原先提出的情报经济学、图书馆经济学、文献经济学，能让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所接受，从而促使彼此的交流互动，其原因在于：第一，到目前为止，图书情报学界对于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的更名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情报和图书馆的概念界定也是争论不休，甚至本学科所理解的“情报”同社会大众所理解的“情报”还有所差距，此“情报”(即LIS中i11fomation)非彼“情报”(即inteuigence)。而“信息资源”概念，一来涵盖了情报、图书馆、文献这些本学科的专有术语，是后者的上位概念；二来相比较而言已经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就是在政府正式文件中也是频繁地作为情报、图书馆、文献的上位概念而被使用。这也就是图书情报学界为了避免元概念的界定不清、绕开对于“情报”、“图书馆”之类元概念的争论不休、让自己能够更便捷更好地被社会公众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所接纳，因而极力要求以“信息资源管理”来作为本领域一级学科名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信息资源经济学和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作为图书情报学的分支领域，两者的提出顺应了以“信息资源管理”作为图书情报学、档案学等的上位学科名称的这一必然趋势。第二，“信息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其理论也是被普遍接受的一套理论，本文新提出的“信息资源政治经济学”概念则从属于“信息政治经济学”这一已被公认的学术话语，并在其中寻找到了一个合理位置，从而使得本学科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纳入了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