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纯

一

1898年戊戌政变时梁启超流亡国外,主要是在日本,其次是在澳大利亚、檀香山、加拿大、欧美等地生活了十四年。我们这位凤毛麟角式的先贤只活了五十六岁,在国外生活占去了他一生四分之一的时光(二十六岁至四十岁岁)。从《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得知,1903年他曾访问美国十个月,这年的5月16日,美国的外交部长约翰海会见了梁启超,5月17日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也会见了他。从这些经历上看,梁启超在美国并非走马观花。十个月的调查研究,以及他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对当年的美国社会有了一定的真知和发言权。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有一篇“与梁任公先生谈话记”。梁启超天赋极高,自幼满腹珠玑,历来口若悬河。在上述谈话中,梁启超说到了美国人的生活,他认为其特色就是“匆忙”二字。如何匆忙呢?他说美国人“在父母的身体中匆匆忙忙地出世,出世后匆匆忙忙地长大,长大后匆匆忙忙地受教育,受教育后匆匆忙忙地找钱,找着钱后匆匆忙忙地享福,享福享够后匆匆忙忙地死,死了匆匆忙忙地下葬”。对梁启超这段风趣的描绘,我感到似曾相识。经查阅,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卷第四十有梁启超1923年初“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一篇,其中谈到美国人生活中的十二个“忙”,目的是以美国为参照系,论说中国人应当怎么样活着才正确。这篇告别辞内容十分深刻,至今读来仍有震聋发聩的作用。

1922至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现为南京大学)执教半年,临别前向学生们发表了“课毕告别辞”的演讲。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梁启超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择其最为紧要的问题说一说。梁启超开篇不久就说:“现在美国的多数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让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梁启超一连用了十二个“忙”字调侃当年美国人的生命全过程,他又轻蔑地说:“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地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哩?惟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梁启超说完了美国谈中国。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窳败就是腐败、粗劣、衰弱、空虚。所谓前二十年的教育应指1903至1923年的中国教育。那时的教育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学了一点德国、日本、美国教育的皮毛。看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旧教育虽有触动,科学和民主多存在于舆论层面,实际功效不大。梁启超把二十年来的教育,和现实的政治窳败视为因果关系,这是庸人无法理解的,只有鞭辟入里地观察和深刻的宏观把握,才可能产生如此精辟的见解。梁启超所说,无论是一百前的美国,还是八十多年前的中国,都使我感到触目惊心,使我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有着挥之不去的隐忧,因为教育不仅要培养出有文化、有专业技能、有谋生手段的人,更要造就出人格健全、精神健康的个人和群体,我们的国家才有可能得到健康的、持续的发展,才可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现行的教育制度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二

我是一个退休分子,这辈子基本过完了,然而我见到的少年、青年和中年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呢?只见他们大多数是匆匆忙忙地、急不可待地、非常吃力地甚至是怀着祈求心和恐惧感地上小学,上初中,考高中,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生,或眼巴巴地望出国、盼绿卡、想移民。如果成了海归派,就当白领,任教授,做博导,买房子,弄车子,数票子,还有到国外去可以多生个孩子再领回来……这就是人生,而且是最美好的人生追求——这些人都不失为好人,有的还是精英。另有一些品质恶劣的人,借学历之梯,尤其是借名牌大学毕业的金字招牌,拼命地追求升官发财和名扬天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实际奉行者大有人在。我想:在这快餐式的社会大潮中,是否隐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某种精神危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内在的精神支撑,一旦物质上、经济上、金融上出现了重大的危机时,我们中华民族会不会大乱或塌台?这就是我感到触目惊心的原因,这就是我的隐忧。在时不时袭来的苦闷中,我对收入不菲的儿子警告说:“请你和钱保持一定的距离!”

三

中国人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而梁启超对培根这句名言提出了挑战。他一辈子酷爱读书、研究学问、传播知识,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但他不是知识的盲目崇拜者,而是知识的主宰者。梁启超一再强调人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生活,这在本质上是把人和其他一切动物作出了根本性的区分。梁启超说:“近来国中青年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知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精神饥荒……精神生活完全,而后知识才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盖人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梁启超的这些话,猛一看实在不合现代潮流。细思之,斯言非但不谬,实在入骨三分。

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常常说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言下之意是说中国人处在“知识饥荒”的状态下,于是无数青少年惟一拼命达到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结果呢?考生和其父母不是精疲力竭,就是囊空如洗,债台高筑。高等教育事业是空前大发展了,但大学中的窳败也空前地产生了。大学,已有成为蔡元培先生所力戒的“职业养成所”或“官僚养成所”之虞。当今,学历嫁给金钱了,没有本科学历的人,你本领再大,也只能四处碰壁。更可悲的是,在大学毕业的莘莘学子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甚至更多的人毕业后学非所用,哪里钱多往哪里钻。近年来,钱多权大的“公务员”极为走俏,考公务员时“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绝不是形容词。这种现象的后面所隐藏的是不是精神危机?一方面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另一方面又在改革中铸造出手拿金饭碗的阶层。金钱和名利就是人生追求的全部。伫立窗前望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精神追求呢?没了,至少也是基本上淡化了。或者,各种庸俗的说教亵渎着高尚的精神追求,无数人有如小小的蜜蜂掉进了自己酿造的蜂蜜里,甜甜地享受着,挣扎着,粘粘地淹不死也飞不起来,就这样混一辈子。

四

梁启超并非主张不食人间烟火者,他说:“物质生活仅为辅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如吃珍珠,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舌头)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这真是伤心而悟道之言!咱们中国是一个“吃”的国度,每年公款吃喝花掉的钱几近天文数字,“吃”字无所不在,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盛宴”、“大餐”、“套餐”、“饕餮”之声不绝于耳,连骂人都是:“你算干什么吃的!”嘲笑他人时则说:“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一碟菜啦!”一切都与吃挂钩。各国都有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阴谋家、野心家,咱们中国自然也都有,但还独一无二地多出了一个“美食家”!本来,古籍中“民以食为天”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君以民为天”,但我们却没人知道那前一句,没人不知道那后一句,而前一句恰恰是一个精神世界的问题。

梁启超所说的“精神饥荒”是什么?他在同一篇演讲中,两次强调了“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在这个命题中,“自由”是核心问题。到底什么是自由呢?长期以来我总是影影绰绰地感到,这个被无数睿智的先哲所阐释、被无数激情的诗人所讴歌的理念,像云霭中时隐时现、永不消失而又永不现身的佛影,让你忘不掉它,又得不到它。何以如此?想来想去,必然会想到“自由”与传统教条和政治压力这两个捞什子的密切相关。

中国的传统教条和政治压力达两千多年之久,其恶果就是造成人的脑袋瓜子除了牢记统治者允许的教条之外,不准独立思考,也不会独立思考,甚至不愿独立思考。离经叛道本来是历史前进的推进器,却被错解为大逆不道的罪行。梁启超深深地懂得中国人的这种积重难返的毛病,1900年农历四月一日他在给康有为的一封长信中说,要使中国人“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由此可见,梁启超这位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位深刻的思想革命家,他以毕生的精力和约两千万字的著作,探索着,说教着,呐喊着,呼啸着,意在唤起中国人精神的觉醒。但是,习惯势力太强大了,以至自由精神和我们代代隔海相望,直到今天。

五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与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仍需自问一句: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我们整天、整月、整年、整辈子在忙什么?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以接受、必须接受的答案——我们需要从金钱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自我解放,需要自由!我作为一个多遭白眼的老朽呼唤自由,这大概是我惟一还有点可爱的地方。

所谓自由,无非是行为自由和精神自由这两大类。关于行为自由,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上述信中说:“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人人自由四字。”他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人人都自由了,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梁启超这个“人人自由才有自由”的命题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怎样做到人人自由?一个人妨碍了你的自由,可以讲理、反抗、斗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强制人们失去应有的自由,就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改造那个社会制度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被资本主义推翻,就到底,就是为了争得自由。

当代中国人获得行动自由了吗?我看目前的状况是从行为自由的底线起步,处在进步的过程之中。比如打破城乡的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自由进城打工,并朝着可以上城市户口、参加城市社保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一大进步。但是,勿庸讳言,我们还有许多行动不自由的地方,比如在官本位的淫威面前你有行动自由吗?上面信誓旦旦地号召反腐败,其实反腐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明明人人知道张三是贪官,晓得李四是污吏,如果上面不动,你奈何得了他或她?捉不到狐狸反惹一身骚是常有的事;带病提拔,也绝非个案……所以目前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人人自由的社会,要走的路还远着呢。

至于精神自由或思想自由,大多是默默地进行的。我在想什么,心中爱什么,恨什么,追求什么,只要不说出来,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了,秦始皇也管不了一个腹诽的叫花子。这叫秘密的自由或自由的秘密。古今中外的一切革命都是从秘密状态开始的。比如在“文革”中,政治压力把行为自由剥夺得精光,对于某些当权者导演的丑恶至极的种种行为,你没有行动的自由去改变它,但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看不见、逮不着,你在嘴上山呼万岁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也就没有现实的危险性。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精神自由的关键在于启蒙,因为两千多年的思想禁锢,造成了生理上的退化——相当多的人长就了一身喜欢下跪的贱骨头。你说:“站起来吧!”他说:“我跪惯了。”更有甚者,如鲁迅所说:第一个站起来的猴子被他的同类咬死了。梁启超在其名著《新民说》中,把“论自由”专列为一章,他说:“……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不足畏也。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梁启超说到了要害上,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自己是自己心灵的奴才!他断言:“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梁启超面对着那些大学生,他提出了做到精神自由有四个要点:一是“勿为古人之奴隶”,就是不能食古不化;二是“勿为世俗之奴隶”,就是不要赶时髦,要有“狂澜滔滔,一柱屹立”的气魄;三是“勿为境遇之奴隶也”,就是“可争可取不可降”;四是“勿为情欲之奴隶也”,就是对人的七情六欲要有节制的毅力。这是八十多年前梁启超奏出的自由之曲。依我之见,先贤言之有理,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对一切事物都抱有审视的态度。笔者不主张怀疑一切,但主张审视古今中外的一切。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圣人。在任何人、任何理论、任何事物面前都不迷信,不跪拜,不盲从,不趋时,不跟风,不巴结,不讨好,不吹捧,不肉麻,不自卑——能做到这些,你就进入了精神自由的大门。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杜牧赠给友人张祜一首七律——

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