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录　胡晓鹏

[摘要]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长期以来在社会界褒贬不一,一部分学者认为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始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以出卖农民兄弟的切身利益和生命来换取自己暂时苟安。但笔者个人认为梁山英雄接受朝廷所谓的“招安”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朝廷招安才符合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人物的身份和思想观念,同样,这也是宋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唯一的选择,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

[关键词]招安;水浒传;宋江

[中图分类号]1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8-0087-03

作为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广泛流传于民间,水浒英雄的名号真可谓是妇孺皆知,但是文学作品必竟不是历史史实的真实反映,《水浒传》是一部累积型作品,是作者在广泛涉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加工而成,同时渗入了作者本人的写作思想和观点。虽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虚构的成份,但细品《水浒传》我们不难发现,水浒英雄们的命运在武松投奔二龙山之前已作了安排,也就是说接受招安是他们共同命运的归宿。

一

“招安”是必然的结果,是以宋江为首的大部分水浒英雄对封建皇权的顶礼膜拜和向往,是封建社会时期作者与宋江等人的共同意识。关于《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不乏有农民意识的成份,同时也具有对皇权的尊崇和向往,这更是封建社会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忠孝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浓缩和升华,作为大孝子,必定忠于朝廷。宋江作为封建社会小知识分子的一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忠孝”思想贯穿于他们生命始终。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正是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是梁山英雄审时度势的结果。

宋江作为梁山英雄的领袖人物,忠君思想在他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从走上梁山到接受招安,这都是他不曾放弃的政治理想。首先,宋江反抗的目的就是接受朝廷的招安。在他怒杀颜婆惜之后避难之时,忠的观念就开始萌发,希望新皇帝莅位大赦天下,以便其能够获得合法的社会身份,从而谋取一官半职为朝廷效力。行者武松在投奔二龙山之前,曾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之后,便勾起宋江对前途的思考,反抗是替天行道,接受招安也是替天行道,所以反抗仅仅是目的和手段,招安是其共同的夙愿。不过在接受招安之前,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全忠仗义”、“臣辅国安民”。以反抗求招安被纳入宋江的忠君理念,这只能为水浒人物悲惨的命运留下隐患,这需要他们付出血的代价。鲁迅说得很好:“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其次,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其忠君思想的又一明证。宋江认为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一点更是作者的思想反映,在小说中这写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侫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2]因此,宋江每当俘获朝廷将领时,总是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宋江领导的农民义军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攻高唐,闹华州,攻打大名府,主要将矛头指向高知府、贺太守、梁中书这类贪官污吏,所以宋江认为反污官与忠君是统一的,相互并不矛盾,自己是帮助皇帝去奸除恶,进一步维修地主阶级统治的这台将要报废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加强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再次,宋江与高俅之间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制度制衡机制倾斜的反映,他们都在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国家权力失衡时,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必然要誓死维护自身的权益。宋江作为中下层地主和低层政府官员的一份子,必然站在本阶层的立场上并极力维护其利益。高俅宋江之间矛盾主要是“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之间的矛盾,他们围绕权力重新分配展开激烈斗争,但是皇帝永远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招安就是忠于皇帝。最后,宋江是一个实实在在投降主义的倡导者和发起者。早在宋江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极力规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鲁智深、杨志投降了”。[3]宋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江村,家有良田数顷,颇有积蓄,同时又在郓城做押司(文书工作),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假如我们站在封建社会阶级立场上对其家庭状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宋江本隶属于地主阶级的范畴。如果能够在仕途道路上一帆风顺,他决不会上梁山充当贼寇,但是,怒杀颜伯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履命都保不住,只好权借水泊梁山,暂时避难。为了等待招安,宋江也做出重大的让步和牺牲。因此,水浒英雄每次与官府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他不占州府,也不进一步扩大地盘,并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靠朝廷的后路。为了早日招安,宋江四处游说众豪杰,在一百零八将聚会时,宋江便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4]在菊花会上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早招安,心方足”,为了招安,他亲自出马,疏通皇帝的宠妓李师师,并派人向殿前大尉宿元景行贿,恳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

二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民族矛盾上升为所有社会矛盾的第一位,以民族社稷为重更能体现宋江等人的英雄大义的男儿本色,接受招安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在当时情况下,皇帝代表朝廷,代表江山社稷,之外还具有民族旗帜的意义。因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不能反皇帝,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在宋代的故事中很难发现反对皇帝的内容,元、明以后的小说戏曲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皇帝,指向宋朝皇帝的也极其罕见,就是因为北宋末年民族矛盾特别突出,皇帝是民众心目中名正言顺的一面旗帜,而且在宋王朝宋徽宗、宗钦宗两位皇帝被俘虏,并且客死他乡,他们悲惨的命运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这不仅仅是皇帝的悲哀,而且也是主流民族莫大的耻辱。我们从流传千年的岳飞名词《满江红》就可以体会到,岳飞很沉痛地喊出“靖康耻,犹末雪,臣子恨,何时灭”喊出了民族的仇恨。更何况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同样受到非主流民族的统治,因此他们在加工整理,重新创作《水浒传》时,首先,要体现主流民族的民族意识,其次,就是要极力淡化皇帝在失国丧土方面的责任,从而把责任转加在贪官污吏们的头上,宋江反污官,不反皇帝正是作者思想的反映。

马克思历史辩正唯物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应该把它提高到历史范围去考察。《水浒传》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浅意识的反映,回归历史有利于我们更清晰更准确地认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众所周知,《水浒传》成书于、明代,是一部典型的累积型作品,而其中水浒故事孕育了南宋以至元代,这一时期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时代,而民族矛盾已经更加突出,并成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政治上昏庸无能,封建制度日趋腐朽,广大人民遭受着地主日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通览《宋史徽宗纪》我们可以发现宋徽宗本是一个狎近奸谀的皇帝,他与蔡京、高俅等人“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5]在皇帝周围形成了以蔡京、赵戬等为首一个极端腐朽的集团,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例如他们在苏杭专设苏杭造作局,每天役使几千名天下名匠为皇室及高官造作牙、角、金、织、纺之类的奢侈品。据史料记载,蔡京每当生日,全国各地官府都要贡献“大宗礼物——生辰纲”,他家做一碗汤要杀鹑数百只,一餐蟹黄馒头就要花钱一千三百多贯,真可谓是:“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在这种状况下,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潮云涌,此起彼伏,宋江起义也就爆发于此时。据历史记载他们曾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可见战斗之强,宋江起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而然地成为广大人民某种思想愿望的寄托,宋江便成为广大民众反对贪官污吏的典型和代表。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民族矛盾也空前尖锐起来,从后晋高祖石敬瑭向契丹贵族割让燕云十六州开始,广大中原人民就深感丧权辱国之耻。四十年后,宋太宗前后两次攻辽企图收回燕云十六州,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统治集团每况愈下,宋江起义不久,北宋就被女真族所灭。金国统治残暴,他们洗劫京城,同时把宋徽宗、宋钦宗和数十万人民掳掠而去,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成为金国的统治区域,广大中原人民此后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蹂躏和压迫。北方人民年年希望王师北定中原,南方人民月月希望北定中原。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希望变成了失望,王师不但没有北定中原,而且南宋又被蒙古骑兵所灭。从此以后汉民族又被野蛮的非主流的蒙古贵族压迫了一个多世纪。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实行极端的民族岐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将全国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这无疑更进一步加深了广大汉族人民心灵创伤。所以宋元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岐视,激起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怀,广大人民深受异族的蹂躏,内遭贪官污吏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最后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宋江等人虽然聚众起义,但他们仍深明大义,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当辽国的侵略威胁到整个宋王朝正常的社会秩序时,抵御外侵便成为全国民众共同的要求和夙愿。宋江招安正是顺历史潮流,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更进一步反映出宋江作为中小地主的代表有责任、有义务来维护宋王朝的统治,这表现了宋江等深明大义以民族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明朝著名的评论家李卓吾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盖身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下,驯致夷狄处下,中原处上……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是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6]

三

宋江坚持接受朝廷招安不仅符合宋江其本人的人物性格,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小说的人物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演变,人物性格也往往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在故事的结局或故事的某一个段落,人物性格必须要符合性格逻辑。从《水浒传》来看,宋江从来就没有反皇帝的思想意识,更何况宋江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攻读经史,熟悉律道,他希望通过科举或通过做官,慢慢升上去,但是朝廷昏暗,官场腐败才使他有才无门,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后来宋江在江州的时候,酒后吐真言,表达了许多文人墨客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也反映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位生活在元末明初有才华的文人在社会中没有出路的心声。首先,宋江之父宋太公的影响使其接受招安的原因之一。宋太公对梁山草寇并无好感,对犯上作乱的事深恶而痛绝之,为了阻止宋江落草作出犯上的事,他竟谎称自己去世了,以骗孝子宋江回家,宋江在父亲影响下,再加之自己也是衙门里的官吏,他越加信奉忠孝,曾几次拒绝落草,甚至以死相拒,《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首次出场时,作者就介绍他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四海之心机,可见宋江从心底里就有一种忠君的思想。不久宋江因怒杀颜婆惜而逃往清风寨,遇到武松又说:“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日后青史留得一个好名”(三十二回),村梦见九天玄女娘娘被授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第四十二回),对此,宋江先是“拜受”,又是“再拜祗受”。毫无疑问这就成为宋江的主导思想。通过岳飞的《满江红》我们可以发现,在两宋民族矛盾空间激化的时期,忠君、保家、卫国贯穿于全国人民生活和发展的始终。忠君就是要忠心耿耿地捍卫赵家的统治权威,反对推翻宋王朝统治;保家就是维护赵家这个大家庭,其次维护自己的小家;卫国就是要反对任何异族对宋王朝侵略。在宋江心中这三者是完全统一的,这也是他接受招安的思想渊源。为实现这个伟大的政治抱负,宋江可谓是煞费苦心。例如,徐宁被赚上山,宋江就说:“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五十六回),每当别的朝廷将领接二连三上梁山时,他几乎都是这样。此外,他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突出了“忠”,这忠就是要忠于朝廷,争取朝廷招安,使梁山头领和梁山上上下下变为名正言顺的政府军,能够保家卫国。这两个字的改变充分体现宋江的人生哲学,从思想境界上来说大大提高了,层次也提高了,但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为以后宋江等人招安埋下了伏笔。其次,腐败的宋王朝改变对梁山义军的政策,也是宋江等人接受招安的原因之一。北宋统治集团为了抵抗辽兵,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需要接受宋江的“招安”。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们派遣童贯、高俅先后进攻梁山均遭大败,而同时辽军又不断大举进攻,势不可挡。腐朽的北宋王朝在这种形势下,才被迫接受宋江的“招安”。这一点第八十二回描写得具体,当天子驾坐文德殿,听取童贯汇报败绩后怒骂道:“汝之不才好信之臣,政不奏寡人,以致坏了国家大事。你去岁统兵征战梁山泊,如何只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辟易,只骑而还,遂令王师败绩。次后高俅那厮,废了州郡多少钱粮,陷害了多少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人不忍诛之,以礼放还,大辱君命,岂不为天下笑!”寡人闻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疾贤妒能之臣,雍蔽不使上情下达,何异城狐社鼠也![7]这一方面反映了童贯、高俅等败绩累累,同时说明国家政治腐败,宋徽宗用人不善,闭目塞听,不问政事。当辽兵大举侵犯,威胁宋王朝统治时,又无力抵抗,无力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梁山义军对宋王朝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统治者担心自己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而宋江等人又有被朝廷招安的夙愿,朝廷可以利用宋江义军来抵御外来侵掠,解除后患。

因此,我们通过《水浒传》可以发现,忠君思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多种因素促使招安成为可能,同样也使招安成为必然的悲剧。宋江的忠君思想成为水浒英雄走上不归路的根本原因,宋江的悲剧从侧面揭露了宋王朝统治的腐败无能,最终导致北宋被异族所灭。

参考文献

1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4:681

3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4:249

4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4:560

5 马成生.水浒通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27

6 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1996:3～4

7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湖南:岳麓出版社,1996: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