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王明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由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他在七十年的人生旅程中，竟有三十年的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在他四次回国的经历中，有两次对于他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夺取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企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党，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派我们回来做领导工作

在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借张扬的个性和机警的行事，很快引起当时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关注。1927年1月，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指派来中国参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夫选为随身翻译回国，这是他出国两年后的第一次回国。中共五大结束后，王明经米夫推荐曾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过几个月时间，是年6月25日，他随米夫回到前苏联。而此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因拉狄克被解除校长职务而出现校长一职空缺。围绕递补校长一事，教务长阿古尔和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克夫都各有一帮支持者，形成所谓“党务派”和“教务派”。米夫早就垂涎校长一职，王明认为此时正是他向米夫邀功的机会。他向米夫献计，在二派相持的局面下，现在首先要把游移于两派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争取过来，然后再联合“党务派”，共同反对“教务派”。米夫依计而行果然见效，阿古尔受到撤职离校的处分，副校长米夫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校长，并很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米夫步步高升，自然忘不了王明的功劳，在他的“关照”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王明的权力之路并非没有障碍，要想达到权力之巅，还有许多障碍要排除。中共六大在前苏联召开期间，王明一手杜撰的“江浙同乡会冤案”，便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建党时期的老资格中共党员俞秀松等人因这次事件被打倒。紧接着，王明又把矛头指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时，瞿秋白没有同米夫、王明同流，因而受到他们的排挤。王明等人向共产国际告状，给瞿秋白戴上“调和路线”、“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从而使共产国际作出了撤去瞿秋白代表资格的决定。在清除了俞秀松、瞿秋白后，在王明面前已经没有阻碍他高升的障碍了，可以迈着大步，走向他早已设计好的权力之路。

1929年3月，王明第二次回国。行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妥善安排王明的工作。王明到达上海后，中央分派他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在任宣传干事时，王明常常于人丛中散发传单，背阴处张贴标语，即他的诗作中所写“手足机灵耳目聪”，“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飞”。时间长了，这种小敲小打的工作，已经使他腻烦，自负的王明认为自己的才华没能充分发挥。在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后，王明的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曾经不加掩饰地暴露给时任全总党团书记的罗章龙。他对罗章龙说：“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我们回来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王明还批评中国党一贯幼稚，不懂马列，并且要求罗章龙支持他上台，还威吓说，如果不支持，“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

后来，王明由“全总”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中宣部部长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兼任。此时，李立三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路线一出笼，就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王明对照共产国际的文件，认为李立三已经背离共产国际的精神，所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王明摆足理论家的派头，把一本本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井然有序地摆在讲台上，开始他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长篇讲演。这阵势是李立三从未见过的，让他十分恼火。李立三当场撤消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后又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共产国际得知此事后觉得李立三走得太远了，很快便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处理李立三的错误。时隔不久，共产国际又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给立三路线无限上纲为政治路线问题，而且严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是一个月后得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而在此之前，王明已通过由前苏联回上海的沈泽民那里得知了来信的内容。已经沉闷一段时日打算背起铺盖去苏区的王明，一下子被激活了，他以最快的速度给中央去信说，李立三的路线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并说三中全会对于李立三“没有充分地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等。他自诩为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央发难，很快就受到中央的批评。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知道有国际来信的情况下，不首先向中央汇报，“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在米夫扶植下进入中央

王明不但不理会中央的警告，反而变本加利地反对三中全会，攻击瞿秋白。他利用自己的强项，搬弄“主义”、“路线”的学院式的名词争论，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他的长篇大论《两条路线》。他在《两条路线》中，以较大的篇幅给瞿秋白上纲上线，说瞿秋白“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不允许的不诚恳态度”，三中全会是在“继续立三路线”，是“反国际路线”。一番狂轰滥炸后，他正式亮出自己的底牌，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瞿秋白的笔名）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应“由国际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由此可见，王明想掌控中共帅印、取代瞿秋白的心情，有多么急不可耐昭然若揭。

根据莫斯科的经验，王明十分清楚自己捍卫国际路线的斗争肯定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不出他所料，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到中国。米夫一下车就与王明秘谈，其倾向性已是不言自明。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指示，作出撤消对王明处分的决议，并指出处分王明等是一个错误，现在要“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王明的笔名）等四位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王明一下子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李立三和瞿秋白相继下马，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米夫来华前，中央正准备在近期召开紧急会议，以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米夫知道后盘算着：按照当前反立三路线为提拔干部的唯一标准，恐怕谁也没有何孟雄、罗章龙坚决，这是全党有目共睹的。况且，无论是资历、实绩和人气，他们在党内都是无人相比的，他们最有可能在紧急会议上被推选入中央决策高层，而王明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是米夫所不能容许的。于是，米夫有意树立王明为“反立三路线”的典型，而着力贬低何孟雄。这样一来，王明的面前就少了一个竞争者。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被米夫取消，代之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即便如此，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甚至连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也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他没有资格参加中央全会。米夫虽然说服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支持王明，但是谁又能保准会议上不出意外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米夫干脆让清一色的“王明派”15名普通党员列席四中全会。虽是列席会议，却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一样，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对持不同意见的正式委员，米夫则设法不让他们参加会议，以免另生枝节。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就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错误进行讨论。米夫对会议作了结论，除了批判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外，还批评了何孟雄和罗章龙。在此铺垫下，米夫特别赞扬王明等人“是坚决地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是应用在莫斯科所学的理论，“坚决去执行国际路线”。米夫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中共党内反立三路线的人很多，但那都是瞎反，唯有王明的反才是“站在国际路线上面”。随后，米夫终于抛出拟定好的选举名单，他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将王明等五人作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这份名单一公布，立即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支持罗章龙的韩连会提出政治局委员的另一份候选人名单，而史文彬也提出新的一份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可是这两份名单对原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有打倒一切的倾向，所以也很难为多数人接受。米夫认为机会来了，一再强调他的这个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按照国际的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最终这个名单以多数票通过。

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他梦寐以求的，而更令他惊喜的是，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短的时间内，王明由一名普通的中共党员，象坐直升飞机似的，三步三层天，终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米夫扶植王明夺得帅印，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沾沾自喜地写道：“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王明）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开始了。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与党的其他领导人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和陈原道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坐镇莫斯科，遥控临时中央局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不折不扣地套用苏俄斗争方式，盲目地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实行“左”倾冒险的“进攻路线”。这种斗争方式于敌人毫发无损，相反却暴露了自己，从而诱发敌人更加疯狂的破坏和镇压。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时隔两个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并叛变。顾、向二人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致命的破坏，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王明此时也成惊弓之鸟，恰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调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临行前，王明对中央进行了人事安排，他提议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务，博古负总责。王明将权力交由博古，是实现他遥控中共的关键一步。就是这样，他还有所担忧，一再嘱咐博古，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必须请示共产国际，不可擅自行动。

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931年11月10日，王明便来到共产国际机关报到。不久，他先后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作为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之一，王明不仅可以“责不旁贷”地指导中国革命，而且可以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领导。这让王明感到十分惬意。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共产国际改变了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方式，不再向中国派代表，而是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瞿秋白曾是首届代表团负责人，其任务是协调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所起的是沟通信息的作用。王明就不一样了，以他为首的代表团俨然是中共中央之上的中央，常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指示，他这样做显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默许，可见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确认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关系。王明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或以王明、康生指示信的方式，给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发号施令，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指示几乎惟命是从，并将发来的指示，稍加改动后，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基层党组织。

王明遥控中共中央的政治基础，来源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支持。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前苏联的外交政策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共产国际在经历实际斗争的挫折后，开始检讨政治策略中的“左“倾错误，逐步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王明也感觉到这些变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一些错误。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冒险主义推到极致。王明看到六届五中的政治决议后，于8月3日，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写出指示信，一改以往所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的口号，严厉批评六届五中全会的“左“倾错误，提出在“反日反蒋”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统治阶级内的反日反蒋的派别。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共产国际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正式提出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王明是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当他作为主席团成员，由大会将他的名字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国际共运的重量级人物一并公布时，会场内爆发出“暴风雨般掌声”。王明在会上出尽了风头，大会拿出一天多的时间，专门安排他作长篇讲话。他还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梦想成泡影

随着战事的深入，前苏联已在西面战线与纳粹德国进行了生死较量，而东面战线就全赖中国人的支撑。斯大林小心翼翼地维护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是把东面战线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当毛泽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时，斯大林担忧起来，惟恐这样会得罪蒋介石，使他的战略设想不能实现。而沿袭贯有的思维，斯大林认为共产国际必须派一个人到中国去，以使局面得到控制。斯大林认为王明才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前苏联的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到达延安不过十天，王明便催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会上，王明作主题报告，可传达的却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谈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他批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这些意见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毛泽东等对此作了辩白和解释，但是由于王明背靠共产国际这棵大树，与会的人员无一人发表相左的意见。几十年后，彭德怀在回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还为自己“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内疚。耿直刚强的彭德怀尚且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可见当时的情势如何偏激。

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在处理恢复与陈独秀等合作抗日的问题，王明知道后，以为是一次攻击毛泽东的极好机会。他晚年曾在回忆中写道：“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托陈集团”是当时大得吓人的帽子，正是这顶大帽子，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治局委员都三缄其口，再也不谈与陈独秀等人的合作问题了。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拿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名单排序上作了手脚。他把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的名字，由前面降至第七名，这种做法在会上引起短时的骚动。据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会议最终决定增补王明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王明由此产生错觉，把毛泽东、张闻天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做法，理解为他们缺乏一定的领导能力，从而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促使他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到武汉后，以长江局凌架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汇报。他在共产国际的六年，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向国内发指示，这种目无组织原则的做法，回到国后仍然没有改变。他经常以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讲话、宣言和文章。他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中共中央已经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外，又提出新的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蒋介石欣赏王明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提法，更看重王明的国际背景，在与王明的接触和会谈中，对所谈问题很满意，所以多次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王明竟真的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附和国民党的“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提出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建议王明不要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后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是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就回来”。王明到武汉后，并没有把中央的意见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很不情愿地由武汉回到延安。他对此也不讳言，承认就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来自中国的直接而又生动、真实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从而消除了很多的误解和成见。七八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筹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王稼祥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可王明依然是居高临下，竟给中央去电，让中央领导来武汉召开会议。中央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王稼祥给王明明确复电：“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王明这才赶紧打点行装回到延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至关重要，他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并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还说，季米特洛夫亲口对他和任弼时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王明一直梦想“重演”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幕，再次夺得执掌中共的“帅印”，没想到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当头棒喝，彻底粉碎了他的“黄粱美梦”。一向反应机敏的王明，立即见风使舵，改变态度，对六届六中全会的各项决议表示同意、赞同，甚至一反常态，对毛泽东也表示出谦恭的态度，提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王明也因此失去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盘。

六届六中全会后至全国解放，王明一直在党内担任一定的职务，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50年10月25日，他因病去前苏联治疗。1953年12月9日，他病情好转后回到北京，这是他第四次回国。1956年1月30日，王明再次因病赴前苏联治病，直至1974年在前苏联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