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至29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院所的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烟花三月的扬州，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扬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回顾与展望：共和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暨2009年《文学评论》编委会会议，共同回顾共和国60年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嬗变，检视和反思60年来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共同展望新世纪文学的未来走向。

一、回顾与反思：60年文学研究的多角度描述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杨义教授在开幕式的主题发言中对60年的学术史作了一个宏观的回顾，指出前30年主要是建立国家的学术体制，探索学术发展方向，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后30年则是改革开放的30年，学术研究在规模、形态、广度和深度上都已经超越以往的学术，在成绩上呈现出了改革开放时代思想文化应有的辉煌。后30年的成绩和经验主要有三条，就是增强和提高了一代学人的文化自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巨大精神空间，风雨人生磨练出了一批观察者和思想者。在总结60年学术史得失的基础上，杨义教授指出：今天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提升学理、激励创新的学术体制，那么，学术文化盛世的出现令人期待。张炯研究员认为，60年文学研究可谓是道路曲折、成就辉煌。60年文学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在文学文本、选本上的出版以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今后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更好基础。特别是后30年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的设置，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形成了一支宏大的文学研究队伍和学术互补、学术争鸣的局面。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指出，罗兰·巴特在中国文学界的30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9年，罗兰·巴特作为方法论革新者引进到中国的学术界，第二阶段是1989～1999年，罗兰·巴特作为具有批判性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第三阶段是1999～2009年，罗兰·巴特作为大众文化偶像和合法阐释者的形象出现。这三个阶段的罗兰·巴特形象分别可以看作图像巴特、情感巴特、时尚巴特。罗兰·巴特形象在这30年中的变化是契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可以看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淡出。扬州大学佴荣本教授检视了17年的文学史研究、“文革”十年的文学史研究和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不同特点，总结了60年文学史编写的得失，描述了它们的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湖南师范大学谭桂林教授指出，60年文学史编写的变迁表现为：政治定位向文化定位转变、集体书写向个人书写转变、教材性编写向学术型发展、总史向分体史转变等变化。湖南师范大学的赵炎秋教授指出以1976年为界，60年的中国文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文论中绝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阶段则走上相对主义道路。这二者对于中国文论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中国文论应走多元主义道路。扬州大学古风教授梳理了60年文学观念的演变，并由此分析了这一演变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提出了“文学家族学”研究方向的新论，并分析了其内涵及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目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二、文学理论：由政治话语到西方话语再到中国话语

杜科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教授认为，60年的学术史文艺学可分为学术政治文艺学、政治文艺学、政党文艺学。前30年，在指导思想上是列宁政党政治和毛泽东权力政治主宰l后30年是多元化倾向。深圳大学庄锡华教授则从20世纪战争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学术政治化的背景、特点和动因。吴子林副研究员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迷误》的论文中指出，“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是在“两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文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畸形产物，作为“样板戏”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的理论总结，“根本任务”、“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负载了极左的政治理念，使文艺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而丧失了自身的力量和尊严。高建平研究员指出“形象思维”的概念本身来自于西方，其走向衰退，一是源于艺术不再被看成是一种认识论，第二是80年代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盛行科学主义的潮流，第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文艺理论界经历了一个从受苏联理论影响到逐渐被西方的，特别是一些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批评方法转化的过程。扬州大学陈军副教授着眼于文学理论的教材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分类术语问题设置大致经历了“苏化——本土化——西化”的发展历程，大抵对应于“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至今”三个时段，通过对文学分类术语问题现状的检视，陈军认为，必须加强文学分类研究，重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科学统筹好外来与本土、宏观创构与细节考量等关系。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指出，中国文论近百年来的西化历程，其本质是对西方科学观念的持续盲从，因而有必要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并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辽宁大学高楠教授认为，时下正是中国文论的系统化建构时期，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中，在“西论中化”中以“化”为核心，在“西论中化”中进行文艺学学科的主体建构。周宪教授则认为理论是一个合力场，由众多人一起构成。“西论中化”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西论使用得好也可以，而不在于运用西论形式本身，否则就会剥夺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机会和权利。许明研究员认为当前我们的文论存在的问题是自身对本土创作作品本身的疏远，只是在理论中兜圈子；“西论中化”的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经验具体化，打破远离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存状态。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认为，“西论中化”就是对中国自身创作经验的解读、提升和归纳。吴子林副研究员认为“西论中化”的问题其实是个理论有效性、原创性的问题。学者应将中西学识生命化和内在化，形成自身的学术素养；没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是不可能很好做到“西论中化”的。

南京师范大学王晖教授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的文学批评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以作协文联系统批评者为主体的“专业批评”、以高校教师和社科院系统学者为主体的“学院的批评”、以报刊记者为主体的“媒体批评”、以网络民众为主体的“网络的批评”。文学批评伦理的建立应当强调以文本为批评中心，充分表达出批评者的艺术感受力、艺术辨别力和艺术想象力，展现出批评者的学术气质、创新气质、思辨气质。山东大学陈炎教授指出，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文学艺术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终极关怀”的文化使命。

三、古代文学：深入原典，寻求创新

西北大学张弘教授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曾有过三种倾向；一是注重文学作品的鉴赏，二是注重文献、史料的整理三是偏重理论层面的建构。其实三种能力都很重要，需要融会贯通。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要注重分析史料背后的思想，

打通文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界限。中国社科院张国星研究员则认为过去60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理论的创新源自对原典的熟读，所以现在的研究生教育一定要注重原典解读，引导他们去寻找文学生成的那个“场”。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教授提出了从文献到文心的研究方法，认为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首先要注重原典，注重文献的考辨，然后进而探究文献背后的思想，这样文学研究就能与时代发生互动。扬州大学董国炎教授提出了古代文学研究与学科梯次结构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虽然古代文学历史悠久，但古代文学学科却是与现代大学教育同步的新兴学科，所以学科结构需要健全，既需要金字塔塔尖部分的高端研究，也需要塔基部分的普及工作，学科结构应有包容性。北京师范大学李青春教授在论文中归结了古代文学学科分别以“追问真相”和“意义建构”为指归的两大基本研究路向及其包含的若干具体类型，并对它们一一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扬州大学柳宏教授认为前30年研究政治干扰过多，后30年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现在我们应总结、深化已有的学术成果，同时要健全自己的知识结构，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以把今后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曲阜师范大学马士远教授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不应急于出成果，而应培养严谨的学风，从小问题做起，小切口，深挖掘。《社会科学战线》的王卓研究员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应倡导求真务实、下死功夫的学风，古代文学应成为表率，营造出真正的学术文化。中国社科院胡明研究员认为，如何在当下的学术体制下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转型与创新，是一个根本性课题。史料整理与理论阐释应并重，这样才能得到新的、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

四、现当代文学：解放思想，扩大视野。深化学科建设

社科院杨匡汉研究员认为现在的当代文学一是缺席对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二是缺席港澳文学研究，三是缺席当代文学向伟大传统敬畏的作品，四是缺席和西方的对话·当代文学研究要深入必须确立新的研究维度和深度，认真、客观地总结60年的经验教训，加强专题性研究，加强文献的研究整理，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学科建设。张中良研究员则以当代文学史教材为例，分析当代文学研究的不足，指出我们对60年的文学研究肯定成绩多，反省问题少。扬州大学徐德明教授认为，今天的学者应摈除投机，静下心来，求真务实，潜心学术，则学术研究必会去除许多虚玄，研究视野和思想空间也必会随之扩大。

谭桂林教授提出，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必须破除发展模式上的直线式进化、文学观念上的西方化主导、文学作品鉴赏上的个体细读感悟的缺失等非中国性问题的表现，从以下方面来建构中国性的现代文学史：话语模式的中国性、研究方法的中国性、对象研究上突破京沪地区为主、载体要多元性，特别应注意区别“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两个不同的概念。扬州大学的黄善明副教授认为，作为当前一切“重写”与“重评”的主导原则及其操作方法，结构观念的“开放性”、情节手法的“本体路线”与话语方式的“兼容”原则是今天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真正起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关纪新研究员考察了中原主流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认为两个研究领域相互隔膜，基本上不相往来，交流异常匮乏。主流文学研究界对民族文学的盲视一方面忽略了文学多样性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容易滑落一元化的陷阱，可能将一己民族价值观当作惟一合理诉求。无意间诱发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利益的因素。所以应打破中国文学“两分天下”的局限，倡导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在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论纲》为副标题的论文中以“颂歌”和“战歌”的和鸣，主动性配合、消极性配合、反动性配合、抵抗配合等四种“配合”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模态的描述，试图逼近“十七年文学”的内核和本质。 《文学评论》副主编党圣元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学术研讨会涉及问题广泛，讨论热烈，争论非常激烈，从不同角度、不同问题、不同领域，围绕经验和反思提出了针对性非常强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十分重视的问题。他认为，观察、评价、回顾、总结和反思60年文学研究，应回到历史语境中去，并抱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在日常的研究思考中，要更多树立如会议体现的反思清理意识。

2009年《文学评论》编委会同期举行。编委会对《文学评论》编辑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孙永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