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4日至16日，“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的演变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圆满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各地十余所学术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言文字学三大学科近百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羊城，共襄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生态与古代文学的演变”、“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嬗变”、“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的转型、发展”、“中国新文化传统与学术思潮”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等论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柯汉琳教授在发言中对会议主题作了宏观的理论阐述，并从生态及生态学的概念人手，探究了文化生态对文学的影响制约作用，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母题，价值取向、情感特征、存在形态、表现方式和方法、审美风格及其演变发展都直接由民族的文化生态所决定，中西文学概莫能外。中国古代文化生态系统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内部演变(佛学进入中国之后被中国化，特别受到道家文化的渗透和改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裂变和转换。近代特别是现代以后，西方文化的撞击和渗透打破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生态结构，中国内部的语言变革(白话文运动)引起中国话语系统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等，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新的文化生态催生了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的诞生。最后，柯汉琳教授提出我们现在应建设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系统，一种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融合的具有民族性、现代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今天的中国文学应该置于这种新质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创造和发展。

多元化及动态平衡问题是与会学者探讨文化生态时最受关注的话题。中山大学黄修己教授阐述了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嬗变之间的关系，从语境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角度详细描述了三十年来中国文化生态是如何从河东转到河西的，剖析了中国思想文化现象中回避现实政治问题，总是退至文化层面上来的奇怪现象。他指出，文化思想从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研究员详细阐述了全球化、普世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关系，指出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会被一体化，地方性与全球性是一起出场的，提出要放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开启思考中国当代文论的新问题，指出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学的理念，也是文化地方性与全球性接触的立足点。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详细勾勒了20世纪时代风气的变化对文学的影响，认为其中蕴涵着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的变化轨迹。五四文学其实是一种青春文学，表现出一种少年情怀(这可能还要追溯到晚清)。有了西方的参照，中国的知识界感到自己走到了尽头，看到了西方是什么样子的，重又有了奋斗前进的目标，憧憬的对象，开始了新的生命时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自然是一个青年、少年，这直接影响到五四一代创造了一代青春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青春的反叛差不多是约隔十年便会出现一次，更新换代非常快。改革开放三十年，五四时期的那种焦虑感消失了，80年代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同堂的时代。1989年后，整个青春文学被压倒，进入名副其实的中年时期。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崛起的时候都已经进入40岁了，而他们之后的作家再也成不了文坛的关注点。最后，陈思和教授指出从五四到今天，最近的二十年才是最好的二十年。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渐渐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正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文学评论》王保生研究员指出，文学文化生态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家的创作心态又决定了文学创作的发展。研究文化生态与作家心态的联系，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对生活、人生的道路没有自己的看法，这样中国作家不能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好作品。《文学评论》编辑王秀臣指出，文化生态是个很现代的词，内容却并非现代才有，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已存在。文化生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文学的动态发展正好相互衔接。从长时间范围看，文化生态一定会达到动态的平衡，但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遽然实现平衡。华南师范大学陈少华教授认为，什么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的格局怎么样，是非常态的生态还是常态的生态?常态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有病霉的感觉?非常态的生成与常态又有怎样的互动?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思考探索的重要课题。金岱教授从文化生态与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回顾了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剖析了80年代的后政治批评、90年代的“饭碗”批评和世纪之交的文化批评，指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文化批评乃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十分重要的进路之一，亦是当代文化生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吴敏教授指出从20世纪的政治一元化到20世纪末的娱乐一元化或者可以说是游戏一元化，这个转折带来大解放，带来了文化的生机。姚玳玫教授以1924～1926年创造社的海派变异为例，详细分析了城市消费文化所规约的诸多特征，还原其海派化与革命化之间奔突的历史情形，从多元化的角度揭示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各方力量无声博弈、互动共生的复杂景观。杨挺教授认为，关于一元与多元的问题，一方面，一元化势力不能忽视，也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它是最强大的势力。不能忽视它对年轻一代有较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年轻人的观点比我们更保守或更僵化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多元化不可阻挡，如中国作家协会地位和权威的衰落，如对铁凝当选持无所谓态度等等。

复旦大学黄霖教授从大环境和小环境两个角度考察了民初上海的文化生态与小说的新变，认为正是在商业繁荣、新闻出版事业发达及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等诸多因素构成的文化生态中，小说家们更弦易辙，降下了小说为政治服务的大旗，强调了小说的娱乐消闲作用，完成了小说从强调政治效果到注重艺术兴味的一次转型，使一时的小说创作呈现了难得的多元的、平民的、自由的与趋新的色彩。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以诗歌是否需要押韵这个问题出发，考察了世界各国诗歌押韵情况，指出汉语写的诗歌应该押韵，不是汉语写的则不一定，提出我们应该学习祖先辉煌的成就，广收博览，扩大视野，以更好地了解汉语。华南师大陈建森教授从话语语义、功能及其言说方式的角度，解析元杂剧诸“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及其组合关系，提出了“剧场交流语境”理论，详细描述了元杂剧审美生成的途径。文化资源的利用与整合问题首先由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提出，他指出在网络时代电子资源泛滥的文化生态背景下，数字材料对古代文学研究所起的双重影响。华南师大左鹏军教授剖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缺失，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部分即最初二十年经常处于被淡化、忽略甚至缺席的境地，这显然背离文学史事实的情形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严重影响该领域及相关领域进展的理论观念和研究实践上的普遍性缺失。王益鸣教授通过中日学术研究路径的比较，提出必须要在充分把握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认知结构，扩展视野，加强与国际学者的交流，在最大程度上获取有效的外部文化资源，将本土与外来文化资源有机

地整合起来。

关于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发展的消长变迁之间的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明研究员从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变迁、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社会身份、生存面貌、自我身份确认等方面对近百年的文化生态和文学发展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认为，即使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应该关注当下的文化生态，而不应该只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只有这样，研究的视野才能日益开阔，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更能显示出其现代的价值。暨南大学邓乔彬教授选择了唐五代到北宋时期词的发展演变为考察对象，结合宫廷文化环境的变化、燕乐的兴盛、进士文化、开放化而多元化的社会风气等方面对词的兴起与发展作了一种文化层面上的阐述。指出了唐宋文化生态的改变(主要是土大夫心理、文化趋势的发展、改变)乃是宋初词坛沉寂的根本原因。

关于如何开展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演变发展的研究问题，与会专家在相关的研究方法上做了一些探讨。浙江大学廖可斌教授认为，将西方相关理论学说引入文化领域的研究是可行的，如果研究得好，将会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以历史上对明代万历年间的误解为例子，论证学术研究要用一种整体的眼光去观照研究对象，文化生态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所在。华南师大戴伟华教授提出，文化生态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而在对这个大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其实可以将研究的视域扩大到时间和空间的交叉考察上，力求做得更细密些，以达到宏观建构和微观论述的统一。在“文化生态与文学演变发展”这一个宏大的学术命题下，“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将会有助于增强研究的学术密度与重量。

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围绕着文字学与文化生态、文字学与文学史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首都师大黄天树教授针对“六书”说这一汉字结构系统理论的利弊，建议建立一个层级更高的汉字结构新框架，即“二书”说。“二书”说以字形结构中是否含有声符(或“表声成分”)作为分类的标准，把汉字分“有声符字”和“无声符字”两大类型。认为这样既能囊括所有汉字的各种结构类型，又凸显声符在记录汉语中的重要作用。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阐述了文字学和文学史考证的关系，并以废名的佚文的考证做了举例说明。上海师大潘悟云教授阐述了语言学与文学的关系，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真”，文学研究的是“美”，而修辞研究的是“善”。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语言学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文学最重要的文化生态就是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的多元化同文化的多元化紧密相联。华中师大储泽祥教授阐述了语言与文化生态的关系，认为语言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的确很紧密，语言的多元化同文化的多元化紧密相联，并对语言多元化正在逐渐消失这一现状表示担忧。

此外，华南师大周国光教授阐述了“能愿动词+VP”结构的定性问题，指出能愿动词也叫助动词，就是一般说的“能、会、可以、应该、敢”等这些词，后面一般带动词成分，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这个一直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周国光教授从平行性、表达分布、骈和结构和语义格分析等角度对“能愿动词+VP”结构的定性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把“能愿动词+VP”结构定性为状中结构是更为合理的选择。钟明立教授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对汉字例外音变作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汉字例外音变指汉字发展历史中所发生的与汉字主流音不同的零碎的、少数的变化。邵慧君教授阐述了她关于广东语言数据库建设及南方语言研究的一些设想，指出广东是个方言宝地，有三大方言。广东方言研究的基础还不错，但赶不上现在形势的需要，建立粤方言语音数据库对后人的研究是有益的。沈建民教授描述了异读这一表意文字特有的现象。异读现象广泛存在于古今汉语中，与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语法学有关系，与当前的文字规范以及计算机应用也有密切关系，所以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张桂光教授介绍了由他主持的《商周金文摹释总集》编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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