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评董健、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

2009-09-29马俊山

文学评论 2009年4期
关键词:民族化现代性话剧

马俊山

董健、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9月初版)是一部大书。它篇幅大,68万字;容量大,从1949写到2000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各种戏剧现象和历史过程,其内容之宏富、体系之完备远在现已出版的各种同类史著之上。特别是它以启蒙的眼光审视和评判中国当代戏剧,摆脱了土和洋、新与旧、政治跟艺术、精英与太众等二元对立观念的束缚,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也为如何科学地言说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应该说,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当代戏剧史的学术专著已经出版了不少。但真正能经受得住历史考验并传之久远者,鲜矣!原因何在?我认为,是作者的历史观造成的。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港澳甚至海外史学界,普遍流行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中共执政为界,将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划作现代和当代两大段落的历史观念。另外就是把台港澳同大陆分离,作为独立的历史单元进行研究。这种划分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当代的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差异显而易见,不容忽视。至于在这些人为地割裂和分离的历史表像之下,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文化的统一性问题,好像并不重要,甚至被刻意回避了。这是冷战时期政争与党争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影。

这种历史断裂和分离观念,对中国当代戏剧史研究的影响至深且巨。从正面看,中国当代戏剧的地域特性和短期风貌,在研究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从负面看,则是中国现当代戏剧历史的断裂,以及大陆与台港澳文化共同性的丧失。直到90年代后期“现代性”问题讨论时,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连续性,以及大陆与台港澳戏剧的共同性,才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在此之前有关中国当代戏剧的著述,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大陆戏剧史或权力话语的戏剧史。作者认为,“应该突破多年延续的大陆‘社会主义戏剧一元的狭隘思路,摒弃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考察与解释戏剧现象的思维模式,认真从民族、语言、文化的统一性着眼,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描述中国当代戏剧的历史”。

“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打破了中国当代戏剧史研究的原有格局。而中国大陆最早将“现代性”思想引入戏剧研究的正是本书的主编董健先生。由他和陈白尘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初版)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现代戏剧史。此书开宗明义,把启蒙现代性作为观察和解说中国现代戏剧的思想基点。作者认为:“启蒙理性与现代意识的强化,是中国戏剧脱离古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的基本标志。”“现代戏剧以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新思想,取代了旧戏中封建专制主义‘忠、孝、节、义的思想以及种种反科学、非理性的迷信观念。”新兴的话剧艺术,因为集中体现了启蒙现代性,理所当然也就成了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主角。而传统戏曲的承继与转型问题,因其尚在自然状态或者刚刚起步,书中虽然屡屡提及,但并未给以充分的关注。该书是中国大陆最早论说中国戏剧现代性问题的学术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同类著作引用率的最高纪录。

用现代性或启蒙理性来架构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戏剧史,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中国现代戏剧中,人性、个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性内容不仅显而易见,而且随处可见,其主流地位无可置疑。然而,要将其引入当代戏剧史并且作为历史叙事的出发点,却是一件颇具学术难度的事情。一是1949年以后,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有一个高度集权时期,此时的一切戏剧活动都是同质化的。二是80年代以来,大陆戏剧重建现代性的努力屡遭重挫,经常在政治干扰和商业诱惑的夹击中迷失方向,戏剧的现代性特征时隐时现,起伏不定,错综复杂。三是现代性论域向当代戏曲迁移会遇到许多美学难题。如果作者的学术视野仅仅局限在1949年以后,局限于中国大陆,立足当下或偏执一方,那么他是很难用启蒙现代性来统领和解释当代戏剧的。

历史是对过去的述说。过去的东西一旦成为过去,就日益分崩离析,碎片化了。历史的任务是把它们重新集合起来,形成一个生气灌注的有机体,因集合方式不同,历史便呈现出各种风貌来。启蒙现代性就是这部大书的历史集合方式。首先它是对中国当代戏剧史的精神定位,其次它也是作者评判各种艺术现象的基本准则。作者认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戏剧,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而分裂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部分,但仍然具有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统—性,那就是“走向现代”。两岸四地的戏剧,无论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如何,无论经历多少曲折和反复,但都以各自的方式维系。着五四以来中国戏剧的现代性特征。本书为读者绘画的就是这样一幅“戏剧启蒙理性的消解与重建,或者说戏剧现代性的残缺与修复”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性、地域性特征。而作者也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从“人的解放”这个尺度来述说和评价各种戏剧现象的。在作者看来,任何作家作品或艺术现象,无论其现实遭遇是一夜走红浪得虚名,还是达遭误解、打压、迫害,最终都得放在“人的解放”这架天平上称量一下,以其跟启蒙现代性的重建这条历史轴线的亲疏远近估定其价值。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尺度;许多过去难以说清楚的复杂历史现象,在本书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如对田汉、郭沫若、曹禺、老舍等老作家创作滑坡现象的解释,过去我们更多地归因于外在的社会诱惑和胁迫。而本书作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自我的迷失和主体精神的失落”。“作家的主体精神,既是反对一切蒙昧主义的清醒的理性批判精神,也是体察社会生活、关怀现实人生的浓厚人道精神,同时它还是尊重艺术、勇于创造、富有个性的审美精神。包括老合创作在内的当代话剧的众多失败之作,其失败的根源正在于这种作家主体精神的稀薄和失落”。自我和个性的沦丧,使他们疏离了“人的解放”这条历史主线,其剧作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而当他们贴近这条主线,也就是坚持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不为时势所动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有了传世的可能。如田汉的《关汉卿》、老舍的《茶馆》等等。

本书的启蒙现代性立场中隐含着一个“长时段”的方法论实践。“长时段”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经说过:“一种超越了短时段的审视能力乃是过去一百年历史写作的最有价值的成果(因为能这样做的人很少)”。只有“一些大思想家才能重新发现长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当代戏剧,无论社会背景、思想境界还是艺术风貌,都相去甚远。即使同一时代,话剧跟戏曲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这是我们写作断代史、分体史(专门史)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论说大都是以断代或分体为学术前提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一百年的中国戏剧,其实是一个连贯完整的历史过程,政治变迁、地域分割,可以影响它的生存方式与姿态风貌,却无法根本改变它的基本性质与流向。它深藏在各种历史现象的背

后,并把它们联结成一个整体;离开它的支撑,历史书写就会分崩离析,变成一堆碎片。所以,布罗代尔告诫我们:“不要仅仅从事短时段的思考并认为今天的头条新闻必然是我们时代的典型特征,还有许多在沉默中运动着的东西”、“短时段观察法是歪曲现实的哈哈镜,并且是无法预测的”。即使断代史或分体史,也应建立在长时段思考的基础之上,否则便无法揭示历史的真相。然而,长期以来,主要由于政治思想的限制,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的历史研究,普遍采用的正是这种短时段观察法,不是被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就是被限制在某些特定领域,反而看不清整个中国戏剧发展的大趋势了。本书的启蒙现代性立场,是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长时段”中提炼出来的。它超越了各种政治屏障和地域限制,重新把中国戏剧集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但是,在《中国当代戏剧史稿》里,“现代性”并非一个黑格尔式的历史预设,而是一些特定的文化要素或思想艺术品格。其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时有时无,或重或轻,需要仔细辨析。因而,在本书的实际操作中,“现代性”主要是通过剧目剖析,在细节和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在一个“穿鞋戴帽”,说大话成风的时代里,这种叙史方式显得格外亮丽。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中国现代戏剧的一对基本矛盾,既考验着一代代剧人,也考验着一代代学者。近百年来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比较著名的有“采用西法”(陈独秀)、“弃旧图新”(傅斯年)、“分道扬镳”(周作人)、“中西融合”(余上沅)、“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两条腿走路”(周恩来)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大概要数张庚于1939年提出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思想了。关于旧剧的现代化,张庚强调,一不能脱离进步的思想观念,二不能脱离旧剧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张庚说:“旧剧的现代化的中心,是去掉旧剧中根深蒂固的毒素,要完全保存了旧剧几千年来最优美的东西,同时要把旧剧中用成了滥调的手法,重新给与新的意义,成为活的。”实践证明,“旧剧现代化”是戏曲艺术改革创新,谋生存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张庚的观点是正确的。

而“话剧民族化”则是一个歧义横陈的话题。张庚认为“话剧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有人说话剧是舶来品,假使是说它是从西洋来的,自然是事实,但说它不能成为中国的东西,不能被中国民众所接受,那却是完全不对的,话剧将来能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之一,正和它已经在法国、英国,苏联成了它们国家的一种有特性的文化一样”。在中国“从它开始出现的一天起,一直是站在进步的、反帝反封建立场上的”。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话剧又被长期限制在都市里,“话剧的问题主要的既是不能深入民众,那么它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方向就是大众化。大众化这口号,在现阶段具体化起来,就是民族化”。“而话剧大众化在今天必须民族化,主要的是要它把过去的方向转变到接受中国旧剧和民间遗产这点上面来,而不仅仅是从描写都市生活,转变成描写农村这一个意义”。“话剧必须向一切民族传统的形式学习”。“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工作,是在地方化的具体形态之下来进行的”,“话剧方面的地方化就是采用方言演剧”。“我们要认清的是,地方化只是我们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中国民族的新戏剧”。

张庚的“话剧民族化”思想,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市民是不是“民众”;市民比农民先进还是落后;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什么;话剧的民族性与民族化的关系:民族化是否会改变话剧文化的先进性,戏曲化、民间化、地方化是权宜之计,还是发展方向;话剧民族性的构建是否还有其它道路可走,等等。我认为,张庚意识到话剧的民族性跟民族化不是同一个问题,这是很可贵的。细考二者的关系并非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指出,民族性即话剧的主体品性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而民族化则意味着用中国文化去改造话剧,使之具有本土特性。近代中国文化中既有进步的因素,也有保守反动的东西,用什么去消化外来的话剧艺术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张庚主张用旧剧和民间遗产来消化新兴的话剧艺术,以农民文化来改造市民文化,最后达到“创造中国民族的新戏剧”的目的。延安时期和1949年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条以戏曲改造话剧的民族化道路,非但无法创造“民族的新戏剧”,而且为封建思想复辟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化”口号,最后都变成了拒斥先进文化的挡箭牌。

所以,我们必须在启蒙现代性的视域中,重新审视民族化问题。其实,话剧从其进人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民族化、中国化了。话剧的题材、语言、观众、作者都是中国的,这不是民族化又是什么呢?话剧创作必须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但一经跟中国本土生活及观众相遇,自然会融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洪流(它本身就是这个洪流的一部分),并最终汇入人的解放这个世界潮流。从学理上说,“话剧民族化”是个十足的假命题,既不存在,也无法证明。就实践而言,“话剧民族化”又成了一个文化陷阱。中国当代戏剧中的许多反现代活动。都是在“民族化”旗帜的引诱和掩护下进行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只讲现代性,不提民族化,而且旗帜鲜明地批判文化民族主义,原因概在于此。如果我们把“民族化”问题搁置起来,你就会发现,这部大书的所有内容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寻找和构建中国当代戏剧的民族品格。该书有力地证明了当代戏剧的民族性跟现代性是无法分离的,任何脱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化都会导致话剧文化先进性的丧失。

在我看来,本书的最大思想收获是理顺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上下位关系,实现了从民族性到现代性的思想跃迁。在这个升华与飞跃过程中,戏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正是在这方面,该书表现出极高的审美眼光和学术造诣。也许书中的有些内容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但我坚信有关戏曲的内容不会这样。不仅因为它融合着作者精细而又独到的审美体验,而且对象本身有着丰厚的历史内涵和巨大的文化张力,为作者展开批判性思考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前提。可以说,当代戏曲论说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全书的学术合理性。令人欣慰的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不少是与戏曲有关的。如第一章对《白蛇传》、《谢瑶环》、《十五贯》、《李慧娘》、《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等剧作的精当分析,第二章对《红灯记》等“样板戏”思想艺术张力的深入阐释,第三章对《徐九经升官记》、《曹操与杨修》、《骆驼样子》、《董生与李氏》等剧目及其演出的介绍和品评,都能紧扣戏曲的艺术特性论说当代戏剧的现代性构建,从创作实践透视现代戏曲的发展路向,将思想与体验熔于一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既能给人以思想启迪,又可予人以审美愉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另外,本书突破了过去常见的文学史式的写法,对戏剧之为戏剧的舞台特性予以充分关注,全面展现了中国当代戏剧的艺术风貌。例如,关于朱世慧扮演的徐九经,作者写道:“他把历来用于‘养精益神,使人不倦的丑角表演提升到塑造人物的高度,既演出了主人公外表的卑谦‘油滑,又演出了他骨子里的刚正不阿,既演出了他性格化的谐谑自嘲,又演出了他深心的焦灼悲苦。为了塑造人物,朱世慧并没有采取一般丑角荒腔走板的唱法,而是调动自身‘麒派老生的功底,字正腔圆地把流派唱腔用于丑角的唱段,‘当官难,难当官……那段近四十句的[四平调],他唱得激情澎湃,铿锵跌宕,把戏剧的情节高潮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剧场的表演之中。朱世慧对京剧‘生丑表演艺术是探索有功的。”这个交织着美与丑,悲与喜的艺术形象,“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审美资源,并且超越古典的审美形态而获得了现代性”。这样贴切的艺术剖析,书中比比皆是。《中国当代戏剧史稿》呈现给读者的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是剧本,而是一个立体、鲜活、完整的戏剧世界。这样写不仅需要广博的学识,更需要敏锐的艺术感悟力。而后者正是当下许多文学史、艺术史所缺乏的。

总而言之,该书不仅创新了思想,创新了体系,而且为当代戏剧史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风范。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当代戏剧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进入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其影响将会逐渐显现出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保生

猜你喜欢

民族化现代性话剧
江文也钢琴音乐民族化的创作实践研究
浅谈文学性在话剧中的重要性
谈李少君诗歌的“另类现代性”
再见啦,秋天!
重构现代性
过去的理想
中国当代动画电影的民族化与国际化
服饰元素在油画创作中民族化意义的研究
从艺术要素看样板戏
话剧《惊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