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彬

内容提要抗美援朝文学作为战争文学，政治叙事与战争叙事是其表现主旨。然而这场战争曲域外性质，又为其提供了异域想象的空间。朝鲜叙事的异域想象，表现最多的是其歌舞，渗透着朝鲜民族痛苦中的欢乐与坚强；日常生活叙事在叙事者的“游客”心理和视野下获得了一种异质文化均域外风情；语言、肤色，种族、习俗、信仰等诸多不同的十六支外国军队，裹挟着异域文化的万种风情碰撞于一个特定时空，在血火的纷飞中展现出各自文化的特质。于是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我们窥见了潜藏或深或浅的域外叙事和文化碰撞的别样情趣，为金戈铁马的新中国战争文学注入了一抹奇异的域外风情色调。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地缘政治下的朝鲜半岛是个并不陌生的友睦邻邦，历史上一直有着友好的交往，晚近以来有着相似的国破家亡的民族命运。朝鲜在二战以来东西方冷战格局中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盟友，“苏联老大哥”与“朝鲜小兄弟”，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中苏友好”、“中朝友好”的意识形态座次排序。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几乎都会哼唱几首朝鲜歌曲，都耳熟能详于诸如金刚山、白头山、大同江、板门店、平壤之类的“三千里江山”。但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地理学意义上的朝鲜半岛却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国度，它与中国一江之隔，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鲜有人到过那里。因此，对于火朝参战的中国军人来说，除了肩负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军人职责的政治使命，他们又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走入他乡的外国人，以外国人初涉此地的新奇眼光打量这个与自己祖国不同的另一个国度，譬如《三千里江山》描写中国军人初次入朝经过鸭绿江桥时的兴奋而好奇的心情：“这座桥连接着中朝边境，谁都没有到那边走过。当行进的号令发起时，所有的人都急切地想过去看看，近在眼前的土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这是一种在政治话语之中急速跳动的颇有意味的游客情结，并始终贯穿在主体叙事的过程中。对于这些大多出生于农家、又出入于枪林弹雨的中国军人来说，今日满目疮痍的朝鲜是他们所熟悉的旧日中国的投影，他们不陌生于这里的战争场景，而让他们所好奇的是这里的异域风情。一个陌生国度即便身处灾难也仍然歌舞不息，以及语言、服装、饮食、风俗等皆为殊异的域外文化，这对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军人来说，实在是一种相当奇异的异域体验。所以，抗美援朝文学在政治叙事与战争叙事之外，自然又多了一层域外叙事或他乡叙事的特点，有关朝鲜的叙事也就顺势转化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异域想象和风情叙事。

一

朝鲜叙事的异域想象，表现最多的是其歌舞，渗透着这个民族痛苦中的欢乐与坚强。不管是婚丧嫁娶、快乐悲伤，祭天拜地、春播秋收，还是世风俚俗、迎来送往，歌舞都成为这个民族盼隋绪、性格、意志、信念的表达。《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夫馀人“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日‘迎鼓、溅貊人“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辰韩人“俗喜歌舞、饮酒、鼓瑟”；马韩人“常以五月田竟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加之”。《魏书·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人“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朝鲜民族的舞蹈或优美典雅、柔婉曼妙，或刚劲跌宕、活泼潇洒，反映了其委婉细腻、含蓄深沉、、明朗激昂的民族性格；朝鲜民歌如《桔梗谣》、《阿里朗》、《诺多尔江边*等，快乐的旋律里渗透着绵长的忧伤，压抑与痛苦、坚韧与顽强，倾诉着朝鲜民族代代传承的民族情绪。歌舞成为朝鲜民族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甚至是生存方式，更成为中国作家兴趣盎然的异域想象，朝鲜叙事的任何一部文本里，都离不开这样的歌舞叙事，我们因此看到——

劳动时要唱歌：“朝鲜的妇女和老人们春耕，田野里到处有歌声。山坡下，朝鲜的年轻姑娘们的歌声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在下午的明朗的阳光里，她们坐在刚砍伐来的松枝上歌唱；围成一圈，手里编织着东西，唱了一个又一个，不断地扬起笑声，而且不时地丢下手里的织物，跳起舞来”。即便战火肆虐、敌机轰炸，劳动场景依然歌舞相伴，“你时常可以看见一伙一伙的妇女，有的背上背着小孩，拉犁的拉犁，撒种的撒种，后边的妇女站成一溜，背着手，哼着歌，踏着像舞蹈的步子，用两脚培着土”。战争环境下的坚韧抵抗，就是朴素的劳动和执着的生存愿望。

婚丧时要唱歌：邻家的姑娘要出嫁了，姐妹们“帮她赶做嫁妆，捶着洁白的麻布，唱着歌--，老太太也唱了一支旧歌，悲怆而激昂，声调非常圆润，年轻人都静下来了。在摇晃的灯光下，老太太盘着膝，手里抚弄着一根草，望着地上唱着，唱到高昂的时候她就一下子挺直了腰，眼睛里闪耀着光芒”。悲怆激昂的曲调沉淀着这个民族经历的无尽沧桑、绵远悠长。“朝鲜妇女死了多少亲人，从来不哭一声，她们反倒把头拾得更高，脚步也更坚定，照样地唱歌跳舞。一柳老大娘的外孙女今年十八岁，几个月前跟着母亲来看外婆，在路上母亲给敌人炮火打死了。她亲手埋了母亲，一个人走到外婆家，就跟着外婆一块儿生活，白天在外面种菜，晚上在家里纺线。正巧姑娘顶着水罐从院子里出来，高高兴兴地唱着朝鲜歌”。仇恨埋在心里，歌声化解伤痛，这就是朝鲜民族的坚强。

战斗时要唱歌，逆境中的歌声，是对战友的鼓舞，对胜利的期望，“在篝火旁边，在老百姓的草房里面，不能大声，就小声唱着歌，唱着古老的朝鲜歌、自由的朝鲜歌……那歌声说明我们的人没有屈服，我们的人一定会回来”，歌声是投向敌人的匕首，狱中女游击队员的“歌声变成了那个美国老特务的烦恼，她的歌声一响，他就坐卧不宁”。歌声也是战斗的内容，淡定而从容，“由于对敌人的仇恨，伏在土坎上，手榴弹就掷出去了，然后就又来唱歌、舞蹈，做着自己的一份日常工作。人民的生活是不可征服的”。歌声与战斗与生活与苦难如影随形相生相伴，犹如生命的呼吸弥漫于朝鲜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

孩子们爱歌唱。在朝鲜半岛的任何地方，哪里有人家、有孩子，哪里就有他们的歌声和舞蹈。只要有人提议“唱个朝鲜歌吧”，马上就有一群孩子闹喳喳地争相响应，不请自便地“唱起《拖拉机》，举起双手，边唱边转着身子跳起朝鲜舞来”。村子里来了客人，“孩子们总要围上来，闹成一片。爱唱歌的小姑娘们就会走到门口，掀开雨布，一个个地伸进头来，笑着互相推挤，然后就一起进来了。在点着一根中国蜡烛的朝鲜小屋子里，孩子们成群地唱着一个又一个的歌，歌声和甜蜜的笑脸就像花环似地围绕着我们”。即使在敌人的飞机刚刚掠过，孩子们的歌声就立刻飞扬开来：

成群的女孩子跑出村庄，在积雪中跑过了照满月光的小路，唱着朝鲜的名歌《洛东江之歌》；歌声特别嘹亮而整齐，充满了对于朝鲜土地的爱情和令人惊奇的新鲜力量。孩子们歌唱着一直冲上山坡，敌机的疯狂的扫射声立刻显得孤单而渺小了。我一直没能想清楚：是孩子们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怒，才唱起来的呢，

还是她们对于战火纷飞的生活已经习惯，彻底地蔑视着敌人?但这一点是显然的：这个英雄民族的性格就能在孩子们的歌声中显露出来。

一个苦难而忧郁的民族，却用快乐的歌声来释放自己，表达坚强和对侵略者仇恨的抵抗。中国作家的朝鲜叙事，把朝鲜妇孺的歌唱与对敌人的仇恨紧密联系，“在我碰到的很多朝鲜妇女，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当她们叙述着自己亲人惨死的情景时，竟像讲着古老的故事一样，没有眼泪，也没有叹息；但在她们那愤怒的眼光里，我却可以看出这样的决心：‘这笔血债一定要欠债者用血来还!当她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屋毁于敌机之下时，她们没有绝望，没有嚎哭，反而挺起不屈服的胸膛，把眼泪变成坚决的誓言‘强盗们，你们毁吧，你们毁了我的房子，却毁不了我顽强的意志，我将永远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安排我的生活，而决不是按照你的!”仇恨化作的力量，坚韧不绝，是朝鲜民族历经灾难，仍然坚定持守的信念，歌声的后面，蕴含着民族因恨而生的期望。

歌声与仇恨，看似矛盾，却是朝鲜民族性格的组合。朝鲜民族信奉“恨”的哲学，这在世界各民族中可能是不多见的。不过这个“恨”不是仇恨的恨，而是怨恨的恨。对于自己所受过的不公平待遇，对于自己所受过的不幸命运，只要一天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昭雪，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心的道歉，便将永远地心怀怨恨而纠缠不解。这种“恨”的哲学的形成，与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因其弱小而屡遭侵略有关，却很少因为强盛去侵略别人，它也确实没有强盛过。从地理上看，它夹在强大的大陆王朝和不断滋扰它的日本岛国之间，它的农耕文明和深受中国儒教文化的影响，又使它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一直采取守势的孤绝状态，因而被西方世界称为“隐士之国”。这样的历史长期积淀下来，怨恨一直得不到发散，便自然形成了“恨”的哲学。比如他们对于1910～1945年日本的殖民统治，对于四百年前的壬辰战争(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对于二千多年间来自大陆王朝的“侵略”，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频频提起。一部朝鲜半岛的历史，常被说成是饱受强邻侵略的历史，以及充满这种苦难和不幸的历史。这种对于强邻的永不停息的怨恨，通过教育和民族意识灌输，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形成其“恨”的哲学，和以此为基准的民族性格。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分析“恨”的哲学对其民族生活和性格形成的意义和作用；

照我看来，朝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恨”的文化。我国人民是忧患和苦难的人民……，“恨”是人民群众的遭受了挫折的希望，“恨”是正在待机实现人民遭受过挫折的梦想。诚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一直生活在“恨”之中。但是，或许正因为我们心怀家国“恨”，反而一贯能够安慰与激励自己，因而一直能够为了未来而生活。我们的人民就像田闻的野草，在被践踏之后又恢复生机，受强风袭击而不折不挠。我们确实是一个坚忍不拔曲民族。我们具有无与伦比的韧性。

朝鲜二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特征，他们内心里决不向邪恶的势力屈服，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放弃希望。对根本无法抗拒的命运，他们暂时退让，但是他们始终抱有希望并等待着，在等待期间又不放过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忍受着巨大困难，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这就是“睫”的本质。

“恨”的哲学就其本质是一种弱者的哲学，持有这种哲学的个人或民族，会通过把怨恨集聚起来，求得一种抵抗强者的勇气，一种保存自我的力量。朝鲜民族将这种“恨”的积怨化为民族自存的内在力量和坚韧品格，而任何积怨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予以释放以达到内外的平衡，歌舞正是朝鲜民族释放压力表达情绪的重要手段。因此，朝鲜民族的能歌善舞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歌舞问题，其间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民族情绪代代传承的释放途径，是以歌舞为其特点的民族性格的外化表征。

二

域外叙事的他乡风情，多从对朝鲜百姓的日常生活叙事人手，对朝鲜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服饰、生活习惯、风土民俗、情感表达，包括与中国军人因语言障碍而形成的别样趣味等，在叙事者的“游客”心理和视野下获得了一种异质文化域外风情的图景。“头戴乌纱帽的朝鲜老人”，“白衣白裙的阿妈妮”，尤其是青年妇女“衣裙是那样的洁白，胸前结着两根飘带”，翩跹的裙裾，妙曼的身姿，“从胸至脚的白色长裙在微风里飘摆”，与汉民族妇女的服饰风格差异很大，这些充满着异域文化风隋的女性形象，在几乎所有的抗美援朝文学作品中都得到了诗意化的浓墨重彩描画：

吉普车在山沟里的小公路上颠簸着，师长惊奇而快活地看着两边的景色。……山坡上的小房子、赤脚的儿童、穿着红裙子的妇女在他们面前闪过去了，…… 小孩子们追着吉普车叫喊、奔跑，顶着瓦罐的妇女们迎着车子站下来，略略地转过身来，于是那些明亮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就迅速地从车边闪过，……吉普车在冲过这些水流的时候，溅起水花，仿佛长了两只明亮的翅膀似的。一个头上扎着紫色的绸结的姑娘撩起了她的黑裙子，跳到路边上，但水花仍然向她喷来，她

发出喊叫和笑声，赤着脚一直往山坡上跑去了。朝鲜妇女家里家外繁重的劳动，承担了在传统的中国北方农村本该由男人承担的重体力劳动，比如田间地头、挑水劈柴、修桥铺路等，而大多中国女人只是涮锅洗碗、带孩子、纺绩缝补等家务劳动。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反映大跃进时代，北方农村改造妇女根深蒂固不下地干农活的习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但在朝鲜，这些重体力劳动几乎都由女人承担(还有部分老人)，这固然与战争时期朝鲜男性普遍从军、女人成为生产主力有关，但也是朝鲜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洼地上的战役》描写中国军人王应洪住进朝鲜老乡家，按照部队的惯例和中国农村小伙子的劳动习惯，每天为这个只有母女的家庭劈柴担水、打扫院子。也许是这家的少女金圣姬少见本地男人干家务的风俗，她对这个训练认真、干活勤快、憨厚腼腆的中国小伙产生了爱慕之情和“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想象”——“一个男子汉不应该挑水的，将来，她烧火，担着水，他在院子里这里那里收拾一下，然后他们一块儿到田里去劳动，——这就是家庭了”。这对于汉民族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来说，无疑是朝鲜叙事中具有异域色彩的别样景象。

而且，妇女们顶着水罐汲水，背着背夹打柴，手持春杵做打糕，她们的日常生活，和这富有朝鲜民族特色的辛苦劳作紧密联系，成为朝鲜叙事中散见于文本各处的稳定意象：

天一亮她就起来了。出去背永，在厨房里忙着，做了简单的饭菜摆在她的儿子面前。然后她就喂牛、扫院子。……她头上顶着几十斤萝卜在大雪中出去，又顶着几十斤粮食在大雪中回来。她背着背夹上山找柴。她推磨子碾着去年留下的小麦。她和邻人们一道到两里外去填补被炸毁的公路。她有一架收拾得很干净的缝纫机，在一盏挂在柱子上的豆油灯光下面，她替她的儿子赶缝着这样那样的东西，一直到深夜。”

朝鲜风情的域外叙事，对中国军人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习惯有较多反映，“学朝鲜话，帮老百姓做活，脱下粗

笨的大头鞋走进屋子，盘腿坐在炕上，开始和老大娘们用谁也听不懂的夹着几个刚学来的朝鲜字的奇特的语言谈话，面孔涨得通红，做着手势，哈哈大笑”。对朝鲜民族进门脱鞋、睡地板、缝袜套、祭奠亲人、乌鸦叫凶等风土民俗也有零星的表现。有些习俗与中国很相似，如“乌鸦叫凶”在中国民间是很流行的动物禁忌，俗信认为乌鸦是凶鸟，遇之不祥；如当头鸣叫，更是灾祸发生的预兆，“乌鸦头上过，无灾必有祸”、“老鸦叫，祸事到”等谚语，朝鲜民间也有这样的俗信禁忌。如朝鲜作家李北鸣的《恶魔》反映朝鲜战争期间，朝鲜老人朴佥知一大早就听见乌鸦在房檐上聒噪，吓得急忙挥手驱赶，心里忐忑不安，担心参加人民军的儿子的安全。可报凶的乌鸦，还是把凶信带给了老人，他的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三口都被复辟回乡的还乡团地主杀害。另外，朝鲜民俗祭奠亡亲的方式与中国民俗相近“廊上靠壁放一张供桌，桌上立着一个人的牌位、用布条盖住，牌位前有时候供桌鲜花，有时候供桌水果或者食物”。“清明节到山坡上用一杯酒和一个苹果去敬祖先”等。对这些相似性民俗的描写，隐匿着创作者对本土文化的亲切认同，一种重回故里的感情期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流变体系中的“根脉”意识，从对他乡异域风情的叙事中又重回中国文化本身。

中国军队将爱民传统发扬到了异国他乡，与朝鲜老百姓相处融洽，亲如一家，“好像整个北朝鲜都是我的家，在任何地方我都受到亲切的招待，阿妈妮比得过我的母亲，孩子们叫我‘叔叔，年轻人称我为‘同志，中年妇女好像都是我的嫂子”。可是，语言的障碍让他们平添了几多在异国生活的不便，也增添了不少域外的趣味：“自从到了朝鲜，+我们简直像哑巴一样。可是不管遇见那个朝鲜人，言语虽然不通，他们总是用热情的眼睛望着我们。只要一有能翻译的人在旁边，彼此就要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了”。朝鲜老百姓喜爱这些朴实的中国小伙，有想招为女婿的，代女儿摸清“敌情”，却无法用语言沟通，满腹的着急与欢喜，”只能“对他笑着，抚摸着他的头，说了很多他听不懂的朝鲜话”。于是打哑语和肢体动作成为中朝军民交流的有趣途径：“一位老太太把我们的战士带到菜窖旁，拿出很多白菜和萝卜，拍拍肚子，摸摸嘴，要战士们拿去吃，战士们笑着摇摇手谢绝了，她又把战士们带到稻堆旁照样地比划着，战士们还是谢绝了；最后她回到屋子里拿出一把烟叶来，战士们还是婉谢了”。“朝鲜老大娘把我拦住，她竖起两根指头凑到嘴边上咝了—声，又伸出手说什么”，原来是为在她家养伤的中国战士讨烟抽。朝鲜百姓生活贫困，却合其所有将粮食借给中国伤员，中国军人不肯收，老大爷急得直跳脚，“他用手拍一拍肚子，又比划着打枪的姿势，然后他伸出一个小拇指头，气愤愤地切齿地说：‘米国沙拉米!(美国人!)”。有趣的是，语言的隔阂是双向的，中国军人不懂朝语，朝鲜百姓不懂汉语，他们是彼此的语言哑巴；但朝鲜百姓不这么看，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善意地把这些不会说朝语的中国军人看成是“哑巴军”，朝鲜军人朴石东“忽然笑了笑说：‘你知道，朝鲜老百姓都叫你们是哑叭军呢。这个名词丝毫没有轻蔑的意思，倒有点不分彼此的亲呢意味”。在这里我们看到，域外叙事的中国视角和朝鲜视角，彼此互为他乡，都是对方眼中的异域文化载体，向对方展示着自身的文化特性和异域风情，尤其是朝鲜百姓不停地夸赞从来没见过这么“仁义”和“守纪律”的军队，站在他们角度言，这些“外国人”与他们的习惯认知大为不同。

三

战争期间，在朝鲜这片狭窄的土地上，云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6支外国军队，不同的文化、语言、种族、肤色、信仰、习俗等因缘于战争而发生碰撞，在战争叙事申又多了一重文化叙事的成分，形成一道文化纷呈的“万国”风景线：

土耳其军队受命去堵截一个战役缺口，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战场情报，出发几小时后就“大获全胜”而归，据称“与蜂拥而至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浴血奋战”后守住了阵地，并抓获了“几百名俘虏”。美军喜出望外，立即派情报官和翻译前去审问俘虏，没问几句就明白了，土耳其人打垮的是一群溃败下来的南朝鲜部队，他们逃到土耳其军的阵地，由于语言不通，被这些既不懂朝语又不懂英语的土耳其人当作“中国士兵”而打死在阵地上。

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想象；尤其是对“隐士之国”朝鲜的神秘吸引，东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错位认知，给酷烈的战争带来了几缕别样的风趣。一个小小的铜碗反复折射着这种文化的差异：朝鲜民族用餐喜欢使用铜碗西方人认为朝鲜遍地黄金，朝鲜铜碗一定也是金子做的，于是。

中国士兵在云山战役中被俘的美军士兵的行囊中，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几只朝鲜铜碗。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美军士兵听说，东方人使用的碗都是黄金制作的，所以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收集着朝鲜铜碗。中国士兵看见被俘的土耳其士兵和他们在第一次战役中看见的一些美国兵一样，人人屁股上都挂着一只甚至几只朝鲜铜碗，这些碗在他们走起来的时候丁当乱响。中国的翻译人员跟他们解释说这不是金的，但土耳其士兵就是不信，无论如何也不扔。

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异域视角的多棱性与丰富性，朝鲜铜碗在不同文化视角的打亮中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层面；中国军看美军(土耳其军)——贪婪无知，美军(土耳其军)看朝鲜——遍地黄金；中国军看朝鲜一风俗殊异(汉民族喜用陶瓷制品用餐)。三重异域视角，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棱镜关系，互为照见彼此的文化价值和认知判断。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对美军及联合国军的肤色与种族的描写，并不是简单地指向其本体差异，而是有着严格的阶级分析思路和意识形态寓意：打击重点敌人、分化次从敌人，谁是最主要的敌人，谁就是最丑恶的敌人。对美军及其联合国其他成员军的形象描写，存在着一个阶级分层和种族差异的级差对待：对美国士兵进行鬼化(主要是白人士兵)；对美国军官不仅鬼化，还要极度丑化；对美军以外的其他联合国军的描写较少，比较模糊，要有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手段，反映他们受美军压迫的阶级关系、受白人美军歧视的种族矛盾。很少从文化的视角去表现不同国家、民族、种族、肤色的军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差异和与之产生的碰撞。90年代以后对敌手描写摈弃了阶级分析思路，从文化的视角向我们拓展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异域世界。《远东：朝鲜战争》中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细节，描写志愿军的某尖刃班正在偷袭敌军高地，

当他们摸到前沿的时候，看见坑道里、工事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30多个睡袋，只露出个脑袋的敌人正在大睡。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班长一挥手，士兵们扑上去，可是，这些中国士兵都惊呆了：睡袋中露出的脑袋个个是黑糊糊的!

中国士兵没有见过黑人，大多为农民出身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颜色的入。

“鬼!有鬼!。”不知谁喊了一声。

中国人是信鬼神的。

尖刀班的中国士兵掉头往回跑。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无数次地让他的对手惊惧而敬畏——“非常坚决，异常顽强?是美军战史对中国军队的评价。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中国军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为新生共和国打出了国威、军威和军人的尊严，让世界瞩目一个新生政权的卫国雄姿。他们有面对强敌的勇敢，但在面对文化差异和他们所不了解的世界的时候，中国文化对鬼神的笃信使他们将从来没有见过的黑人，当作令人害怕的鬼魅幽灵而很可爱地“失却”了英雄本色，他们的“掉头往回跑”，是异质文化碰撞中所呈现出的非常有趣的一幕。

在一个国家内，军队作为集团性的整体，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相对独立的部分，成为一种亚文化。但军队只能是一个具体国家的军队，一个具体民族的军队。尽管同作为“军队”所承担的最根本的使命是一致的，但只要进入它的内部，其结构形式、组织运作、文化精神等等方面，则是不可能相同的。同是队列，中国军队不同于美利坚军队，法国军队不同于南非军队。这种文化差异，朝鲜战争期间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将军在他的《朝鲜战争》中有精彩的描述：“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的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用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要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地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地瘦，相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以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军队，也有许多他们始终不解的东方“神秘文化”含蕴其间、令人生畏：美军的惯例是不在夜间进攻，但云山战役中的这个夜晚，对美国兵来讲，却比进攻还可怕，美军战史这样描绘道：“整整一夜，高地的四周响起的军号、喇叭、哨子声此起彼伏，中国的少数侦察兵在这个营的四周转来转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吹奏不合时宜的乐器。第一次与中国军队对阵的官兵，在不了解实情的状态下，整夜不得安宁。被弄得神经过敏。这是一种原始的，但却是极有效的神经战。因此，美军给这个高地取名为‘喇叭高地。多年之后，一位美国老兵回忆云山战役时，感慨万千地说：“天啦，那是个中国式的葬礼!。”朝鲜战争在进行残酷杀戮的同时，也裹挟着异域文化的万种风情碰撞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十七个国家的军人，语言、肤色、种族、习俗、信仰的诸多不同，血腥于战争屠戮于战争也因缘于战争，在血火的纷飞中碰撞出各自文化的特质与魅力。

这种异域风情的魅力，也表现在对朝鲜人民军女性军人的着装、神态、肢体语言的描写上。朝鲜人民军激战正酣，女战士“小皮靴、黑裙子、肩章、头发梳得很光，卷起来的，走在战壕里，敌人用机枪扫射了，她们就唱歌了，看那些人民军”中国间俚语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以此戏说异性间互相吸引产生的心理效应和实际效果。战火纷飞的哉场，着装美丽的朝鲜女军人为正在苦战的男军人唱歌，并向他们投去“看”的眼波，这个“看”的眼神后面有着多么丰富和风情的意味，这个“被看”的感觉一定别有滋味在心头。在作为叙述者的志愿军师长眼里，“我们看见一个姑娘，背着个小皮包，穿着那半高跟的靴子，走下坡去了，一派炮弹打过来，她卧倒了，又站起来了!我说，这个有点危险啦!……在前线的战壕里，出现这样的妇女，整整齐齐，还化了妆的，你看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一个大的道理!……一种年轻的精神”!而与此相衬的是另一个场景：一场中朝军队同台演出的联欢会，彭德怀、金日成等中朝高级官员也入座观看，只见北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女演员“穿着毛呢的军服，腰扎武装带，脚上是高统皮靴，这样的装束穿在女孩子身上真是好看”。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的演员们却没有演出礼服，上舞台穿的就是他们平时的棉布军装，因为入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是在部队当兵就是深入前沿慰问，多数人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女孩子们的手也是黑糊糊的。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为此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们对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说：“我们发起个募捐，凑点钱给文工团的同志也做上一套阔一点的衣服穿，咱也体面体面!”要知道，战火中的朝鲜，物质生活极其匮乏，一切用度因陋就简，更何况“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我们的文工团员穿着平时的旧军装上台演出，本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如果不是与北朝鲜女军人形成寒伧与华丽的强烈对比(她们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演出中，始终打扮得异常精神异常漂亮异常美丽)，中国的高级将领们谁也不会感到这样的着装有什么不妥和脸上有挂不住的难堪。北朝鲜女军人的着装，至少从外表上看与中国军队艰苦朴素的一贯作风有着很大的不同，其间蕴含的是文化与理念的差异，这里面既有叙事者所理解的“年轻的精神”，也有叙事者所不熟悉的异域文化的新奇体验，也许这其中所蕴含的意味还远不止于这些。

作为战争文学，尤其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塑型，抗美援朝文学的政治叙事与战争叙事是其表现主旨。但这场战争的域外性质，又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异域想象的另一种空间，于是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我们窥见了潜藏或深或浅的域外叙事、文化碰撞的别样风情，为新中国的战争文学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魅力和异域想象的体验，这也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文学带给我们的一份意外收获。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