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玳玫

内容提要1924～11926年是创造社酝酿转换路向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创造社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出现海派变异迹象，呈现其为城市消费文化所规约的诸多特征。“海派变异”是中期创造社蜕变的一条潜线索，一直未被注意。文章通过若干历史个案剖析，追踪创造社海派变异的迹象，考察其成因，还原其在海派化与革命化之间奔突的历史情形，揭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各方力量无声博弈、互动共生的复杂景观。

引论

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将创造社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三个时期构成“创造十年”急剧陡转的三个漩涡，每个时期都有一轮新人物、一批新刊物和一种新格局。这种走马灯式的轮番转换，透出创造社群体十年历程的颠簸，及其不断转换路向的内在紧张。这个过程环环相扣，前期的在五四阵营中“异军苍头突起”和后期的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各有显赫之处，唯有中期比较暧昧。中期创造社人员复杂，性质含糊，前途迷茫。几位元老人物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因各种原因先后从核心位置上抽离出来，担纲人物的周全平不论于当时文坛抑或于日后的文学史均是一个不见经传。无足轻重的“小伙计”。这种情形加剧了创造社的摇摆性，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一、在受出版商盘剥的磨砺中，创造社学会了策略性地应对现实——成立出版部，“文人”与“商人”一肩挑，开始走上自办出版、发行的路。二、一群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的沪上闲杂青年，活跃于创造社的中心舞台上。他们办“城市鳏夫”杂志，以新流氓主义者自居，用泼皮的方式，发表他们城市流浪汉式的言论。这个群体的加入，使创造社的文化性质发生微妙变化。三、创造社本是一个集合了多种异质资源的群体，一直被抑制着的异质思想于此时期变得十分活跃，各方思路抵牾、较劲。集团内部出现裂痕，群体关系处于脆弱状态。

1921年落户上海时，创造社作为一个留日归国流浪汉群体，运作上投靠出版商，言论上标新立异，已经流露其与“五四”文化启蒙路线不甚协谐的异调。1924年下半年以后，面对生存困扰、事业前景渺茫的创造社开始在两种文化路线之间徘徊：一是作为有抱负的新文学群体，如何拓开新局面，重创辉煌；一是作为面对市场的文人集团，如何自谋生存。前者最终落实在1928年初的“革命文学”倡导上，后者则体现为一系列具体而琐碎的文化运作，包括成立出版部，经营出版，谋划卖文事宜；办刊物，策划刊物新路线，确立文学书写新样式一以期与社会、与市场达成新的认同关系。

推行后一种路线而暴露出来的问题，于1931年被鲁迅一语道破。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语出惊人地将创造社与老上海洋场才子吴友如、鸳鸯蝴蝶作家相提并论，称之为“新上海”。他列举创造社与出版商之间的利益纠纷之后说：“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其实早在一年前，鲁迅就指名道姓，称《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瞿秋白也同意鲁迅说法，称创造社是“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中了才子+流氓的毒”。沈从文发表于1931年1月10日《大公报》上的《论“海派”》，为生活于上海的非海派作家茅盾、叶绍钧、鲁迅等撇清，也没有提及创造社诸君的名字，可见其有所保留的态度——他们似乎都觉察到创造社群体带有某种海派文人习气的事实，何况还有张资平作为佐证。尽管郭沫若为此大喊冤枉，《创造十年》实际上是在回驳鲁迅的说法，创造社总摆脱不了与“海派”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扯。“海派”与其说是一个边缘清晰的文化派别，不如说是一种空气般似有若无的文化习气，后者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关于创造社的海派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未见有人作过深入追究。

1924～1926年是创造社转换路向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酝酿“革命转向”是一种显现象，一种不论于当时创造社还是于日后研究者都乐意张扬的现象；“海派变异”则是一种潜现象——缠绕着“革命转向”主线的另一条副线。如果说“革命转向”是创造社的自觉选择，“海派变异”则是其身处现代商业城市环境、身不由己被挤兑的一种结果。本文拟通过若干个案剖析，追踪1924～1926年创造社海派变异的迹象，考察其成因，还原其在海派化与革命化之间奔突的历史情形，揭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各方力量无声博弈、互动共生的复杂景观。

一、落脚上海：选择及起点

与“五四”新文学社团的大本营多数设立于北京不同，1921年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等，把创造社的落脚点放在上海。这一选择饶有趣味，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这个外来群体试图以另类方式进入“五四”新文化阵营，以此回避对已成格局的新文学正统性的追随。而这一选择，使它日后在谋求身份合法性方面备受磨难，二、选择上海，意味着创造社将自己放在一个商业城市环境之中，于其中拓展文学事业，它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极度张扬自我、主张艺术至上的“五四”文学群体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赤裸裸地面对市场，在实现文学抱负与平衡利益交易的夹缠中艰难地拓展同人事业。

新文学社团的落脚点选择北京既是一种思想姿态呈现，更是一种文化策略选择。以文学研究会为例，尽管作为会刊的《小说月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资印行，发起人中几位实际办事者：沈雁冰、郑振铎等当时也供职于上海，但筹备、发起、成立大会的地点，依然选择北京。北京不论作为封建帝国的文化古都或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地带，都具有正宗、正统的身份意味——立足京城，君临天下，登高一呼，万众景从，一切名正而言顺。当时尚在日本为学业、事业和温饱焦心积虑的郭沫若等，却似乎对北京有一种抵制情绪。如果说1921年6月郭等在郁达夫寓所商议办刊物事宜，无意间促成创造社的成立，那么，回国后郭将创造社的落脚点定在上海，则是有意之举。1921年4月郭沫若首次回上海，虽然四处碰壁，觉得落入泰东图书局的“骗局”，赌气返回福冈，他还是耿耿于怀“要在上海办一份纯文艺杂志”回日本几天后，他在京都张风举家与沈尹默有一段对话，表明他的选择。沈当时是jB大教授、著名“五四”白话诗人、一位年近五十的长者。郭以请教的口吻，谈起想在上海办一份纯文艺杂志之事，沈的反应是：“上海滩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沈的说法令郭惊异且反感：“我不知道为甚么在上海滩上便不可以谈文艺。文艺究竟是该在甚么地方谈?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合北京而外没有甚么地方说得上的，这一层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种反抗心理。”

沈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大学教授的文艺，讲研究要唐钞宋刻，讲写作要古月荒城。这自然是以北京为宜，

上海滩上是说不上的。这儿有一阶段不同的阶级意识，就如贵族们之鄙视资产家一样，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视“上海滩上的诗人”。这种思想，明白地说，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穴，蟠居在这座古城里的正人君子或准正人君子，要想超越这种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郭对以北京为堡垒的文化格局持抗拒态度。而问题的反面可能是，郭对商业都会上海有某种亲近感?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某种抗拒心理，抑或包含更为复杂的文化认同内容——宁做“上海滩上的诗人”，不做“北京城的文士”?天性叛逆的青年郭沫若的精神气质与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有更多暗合之处?当时创造社这群留日学生，多数尚未完成学业，既没经济积蓄，也没社会地位，要在已成格局的五四新文坛“杀开一条血路”，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不走正路一如文学研究会那样，设点北京，援引文化名人(拉周作人等作为发起人)，以获得正当性身份；偏走斜道一落脚上海，背靠出版商，以与泰东图书局(以下简称泰东)合作为契机，迈开事业的第一步。这一选择的含义决不是“叛逆”两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也许正是创造社与商业城市生活方式的某种“投缘”?

1923年郭又面临一次去向的选择。此时创造社的局面已经打开，与泰东合作，总有委屈之感，完全有条件另攀高枝。况且郭已经完成其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的学业，此次选择将决定终生。但郭仍婉拒张凤举要他到北大任教的建议：“张凤举那时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写过一信给我，劝我到北京，说是周作人先生也有这个意思。他说北大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劝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计较。”也许是文化气味不相投，郭仍固执地认为“北京我却是没意思去。”其实此时创造社三巨头郭、成、郁，毕业的毕业，失业的失业，聚首于上海民厚南里寓所，前途渺茫。郭说：“可怜的那几个封建余孽!他们竟想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不过那时候已经不止是伯夷、叔齐，而是加上仲雍了。”与“北京”及相关的大学失之交臂，他们只有成为自由撰稿人，在“笼城”背水一战了。

一方面，拒绝进入“五四”新文化中心堡垒，对中心等级制的逃避，他们宁愿另辟空间，借助商业城市规则，与“中心”相对峙，平等竞争。但另一方面，将自己交给市场，他们会备受资本主义贫富等级制的折磨。这种折磨如一面双刃剑——既滋长着他们的反抗情绪和阶级意识，又诱导着他们对自身处境作适应性认同。前者使他们天然地倾向“革命”，后者则让他们置身于市场环境、染上某种“海派”习气而浑然不觉。郭有一段话，表明他在接受市场诱导过程中内心深处的挣扎及最后的释然。1924年在《资本论》翻译计划失败之后，他开始“过着卖文生活”。事后他有些心虚地说：一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否，文章能够卖钱，而且愈能够卖，卖的钱能够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荣耀。他为卖文寻找理由，其实是在说服自己：“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我自已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就是在这个时候……”依照这种逻辑，写文章就不可能只是为了“表现自我”。在五四新文学群体中，创造社是较早坦然地接受“卖文”观念的一群。

这一起步注定了创造社日后不得不在与出版商、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商业规则打交道中求生存的命运。落脚上海滩是创造社自我演绎的起点，这个环境会赋予后者特定的文化逻辑，规定其发展的大致路向。尽管这个群体始终怀有“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事业志向和文化使命感，到底，强大的环境规约某种程度上会使这种志向变质。

二、成立出版部：利益觉醒及重新洗牌

落脚上海，已规定了创造社日后发展的大致路向。依靠泰东而生存，创造社是弱势一方；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创造社经济上受泰东盘剥的事实。而实际上，1921至1924年中段，创造社与出版商之间维持着一种互利的平衡关系。泰东是个小书局，运作上不规范，以人情代替规则，在报酬、版税等问题上抹稀泥，说是“马虎”，实是盘剥。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与《小说月报》不得不受商务印书馆的“掣肘”不同，《创造》诸刊更像名实相符的同人刊物，出版方不干涉《创造》的编辑事务，只负责刊物的印刷和发行。没有资金积蓄又想率性放言的创造社，正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这一点郭沫若看得最清楚：“我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说了不少的硬话，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设想：能在商务出版!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正该应该感谢泰东。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应的。然而梦一醒来，暂时不想那样去表现，不想那样去创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东便只留下了苛刻。”出版商的苛刻一如既往，问题出在创造社的反目。到了1924年中段，创造社已从“迷梦”中醒来，不再为“表现自我”而任人盘剥了。鲁迅说：“创造社员在凯歌声中，终于觉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们的出版者的商品，种种努力，在老板看来。就等于眼镜铺大玻璃窗里纸人的啖眼，不过是‘以广招徕。”正因此，利益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痛感才格外突出，羽毛已丰的创造社才决意与泰东闹翻，要求重新洗牌。

与泰东打交道对于创造社来说是一种磨练——在受盘剥的同时，也学会对付盘剥。郭沫若称创造社的造反是“奴隶对于奴隶主的革命”，郁达夫称他们是处处“受人继母式的虐待”。一旦在利益分配问题上觉醒，一旦计较起文字的经济价值来，创造社对付现实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他们原本不计报酬的“五四”书生气息也悄然失落。卖文成为他们理直气壮的一种生存行为。

1924年中叶；对于创造社来说是一个转捩点。《创造季刊》的浪漫，《创造周报》的激烈，《创造日》的短平快，均已告一段落。没有刊物，决意脱离泰东，他们更像无线风筝在空中飘浮。郁、郭、成三巨头先后离开上海，重新四处飘泊。就在创造社几成一个空壳之际，周全平进入这个舞台。创造社不乏天才艺术家，周报时期，论名气才气，周全平远不及敬隐渔、倪贻德等。但与敬等甚至与三巨头不同的是，周是一个实干家，一个能够将空想变成事实的人。他说：“我更相信‘动手干……这么浅陋的我，居然也使《洪水》继续了一年；这么不像样的《洪水》，居然能使上海的出版界兴起一时；‘动手干的值得称许不是故意的了。”“任别人笑骂我为野心的妄人，为好大喜功的浮浅者，我还是承认自己在那时的确抱着一种计划，一种要被人视为空想的计划……敢于奋勇地把《洪水》的集稿责任担在一个仅仅受着中等教育的青年肩上者，无非也是这个‘办事欲在里面鼓动着。”张资平也称“很佩服全平的见解，他真不惭愧为一个事业家。”在上海出版界立足，需要这种“实干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周全平为《创造周报》

停刊后的创造社收拾了残局，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文人集团的办事风格。

周全平迅速将创造社推上自我经营的轨道。1924年8月，周以利用周报的废稿为藉口，创办《洪水》。这份刊物仍交泰东发行，仅出一期即停刊。它一方面彻底了结创造社与泰东的脆弱关系，另一方面为周全平进入上海出版界提供一个契机。1925年9月在与光华书局的互惠交换中，《洪水》以半月刊形式复活，由光华书局出版。光华书局由沈松泉、张静庐合伙开办，带有“皮包公司”性质，靠创造社而发家，郭沫若称之为“创造社的托儿所”。与这种白手起家的出版商打交道，周全平肯定受多方启发，“在《洪水》出了第四期的时候，谋出版部的实现的欲望忽然强烈地来袭着我”。1926年4月，就在郭沫若、郁达夫和王独清等结伴南下广州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

周全平引人注目地做了几件事：一、在《洪水》第一卷第3号上他发表《一团漆黑的出版界》一文，首次向出版界发难。一个月后，于《洪水》第5号上，他又发表《怎样去清理出版界》，他已经深思熟虑，一条一条地提出清理出版界的方法措施，成立出版部的理由也在这种阐述中悄然推出。二、与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几乎同时，一份详细的股份制利益分配方案随之出台，后者使出版部能够有效地向全社会捐集资金，并投入运转。

出版部的开业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创造社纯文学团体性质的改变。周全平不无自嘲地说：“新生活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商人化。”“起初是想不到事情会这般麻烦的，尤其是我们都是毫无商业经验的，便格外忙得厉害。东一本，西一本，左一本，右一本的大小中外各式账簿，把我们几个人弄得‘神鬼颠倒，‘手足无措。”“每人桌上有一把算盘，十三档的，大概至多三遍，总归可以打出待数来了”，他们不得不沦为“处理簿籍的商人”。主观上，他们不承认出版部是“商业化的书局”，声称它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会作机关”，“不求赢利”。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有掩耳盗铃之嫌，有人说：“周全平的文章写得并不好，他最擅长的还是做生意”利用青年们的金钱来印自己的书籍刊物，再从中获取利润。

一旦参与经营，身不由己地，创造社群体会受到另一种规则的制约和模塑。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文人，而是兼具经营者身份。他们要考虑出版码洋、印数、订户数、赢利及结余；要为出版部的伙计们发放工资，为创造社的元老们发放生活费；要支付作者的版税、股东的分红。由于利益诱惑，同人间不免“鸡鹜争食”，利益分配由原来的发生于集团与出版商之间，变为发生于集团内部同人之间。集团内部的每一件事，都与经济利益有直接间接的关联，这种情形不仅加剧同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扭曲着创造社成员施展文学抱负的真诚性。1926年底，创造社推出《创造社社章》，已经表明这个群体试图按照一个现代经营机构模式来管理自己，或称，规范化管理正是创造社真正“经营机构”化的开始，这一举措所透出的创造社性质渐变的意义远比其设立章程的实际收效要大得多。“海派化”是一种潜性蜕变，它隐匿于创造社堂皇的或琐碎的日常形象之中，通过当事人的思维／行为活动似有若无地流露。1924～1926年间，创造社出版部筹划、开办、经营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创造社整个文人行为方式一次重新模塑的过程，未必是自觉地，创造社的海派变异迹象已经出现。

三、从《创造周报》到《洪水》“一条恶狗”式的定位

创造社当年落脚上海，，缘于“想出一份纯文学刊物”。在屡遭出版商冷落后，泰东有意聘请成仿吾出任文学部主任一事，竟使郭、成放下学业，贸然前来上海。正是泰东许诺为郭等出版一份刊物，促成了东京那次会议，带来创造社的成立。之后，刊物运作与文人集团事业拓展紧紧捆绑在一起，刊物成了集团的表征。从1922年5月《创造》季刊刨刊到1930年7月《新思潮》月刊(后易名《新思想》)终刊，短短8年间，创造社先后创办刊物18种，出版丛书14套，出版著译书籍202种。单凭各时期创造社有限的人手，这个出版量不可思议。拿1923年5月至1923年底为例，这大半年里，以郭、郁、成为主笔，创造社同时玩转一册季刊、一份周报和一张日报。以见刊文字量计，三人每天写作量约3～5千文字，加上编辑杂务，他们的工作堪称疯狂。创造社因此异军突起，很快进入鼎盛期。但这种风光实际上维持不到半年，超负荷的工作使他们变成一架疲于奔命的机器。三刊都有虎头蛇尾之嫌：季刊第一卷(共四期)作者队伍较整齐，文章质量较高，颇有厚积薄发气势。但到第二卷(只出两期即终刊)，连徐志摩那样的英文演讲稿也不加翻译原文照登，可见他们已疲于对付，凑合着来。至于《周报》，郭沫若说：“开始创办的时候本很有趣，因为人扣手，又都还是生力军；但办到十几期上来便觉得有点筋疲力尽了。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三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到后来就是“在一种惰性的习惯之下维持着”。该年11月2日，《创造日》出足一百期后也宣告停刊，“那一停刊却也增加了创造社的萧条的景象。《创造周报》，，已成了强弩之末，失掉了它从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难继续。”。办刊物是创造社同人实现抱负的途径，或称一种手段。靠刊物打天下，他们将这一手段施展到了极致。但问题是，过于迷信“手段”反而会为“手段”所控制，易迷失方向。从创造社办刊目标一直不清晰、疲于运作这一点看来，被刊物牵着走是创造社难以摆脱的一种局面。

《创造》系列刊物的集团色彩很浓，但文化目标却不甚清晰。郭沫若一直自觉地在创造社群与《新青年》群、文学研究会群、《现代评论》群之间划清界线，自认为是另一拨人。因此当他们崛起于新文坛时，他们不可能沿用上述群体已成格局的一整套“五四”文化话语。及至。《创造》季刊创刊，善于写“宣言”的郭沫若，也没法提出一个清晰的办刊宗旨来。郁达夫在“预告”中说：“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至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未来之国民文学。”除了提出打破偶像外，何谓“未来之国民文学”?内涵并不清晰。紧接着创刊号首页郭沫若的《创造者》(代发刊词)，以“五四”式的文艺腔，高唱：“婴儿呱呱坠地了，／盆在哪里?／汤在哪里?／淋漓的血液，／染成一片胭脂……我要高歌这初生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文学化的宣言透出他们的避实就虚，好在当时民众的“五四”浪漫热隋尚未减褪，“沫若、达夫和仿吾的新作品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读者。创造社因此奠定了它在文学界的地位。”就个人气质而盲，写“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作品，是他们的所长；但就当时唯一清晰的“打破偶像”的办刊方针而言，写批评文章更符合他们的路线。在“立”的目标并不明确的情况下，“破”成为他

们唯一可操作的方式。编者称；“这一次本来打算在评论坛里，大大的做一篇中国创作界批评，因为没有工夫读新出的各杂志和日报上的小说，所以竟流产了。”不久，批评类文章就唱了主角，继《文艺私见》(郁达夫)、《海外归鸿》(郭沫若)之后，《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郭沫若)、《反响之反响》(郭沫若)、《学者的态度——评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成仿吾)等接连打响，在新文坛内部挑起一场场笔战，让精明的泰东老板赵南公渔翁得利。

“破”字当头，已暴露创造社重运作。轻信念的某种倾向，紧接而来的《创造周报》、《创造日》，更强化这种特点。推翻偶像的最佳方式是言论轰炸，“光凭三个月出版一次的季刊来应战，的确显得太不及时了”，于是“适宜于战斗的一种轻便的刊物”《创造周报》匆匆问世。后者每期只有三、四篇文章，却多是重量级的炸弹。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为刊物定下一个基调。文章将胡适、康白情、周作人、徐玉诺，一个个拎出来“洗剥”，用“不值半文”、“浅薄”、“无聊”、“我把他(指康自情及其《西湖杂诗》，——笔者)抄下来，几乎把肠都笑断了”、“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一类语言，将“五四”新文学元老们大大地奚落了一番。偏激的观点，耸人听闻的言辞，刷新历史的气概，与其说为“未来之国民文学”铺路，不如说在抢占话语山头，惹人注目。也正是《创造周报》，将早期创造社的事业推至高峰，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周报印行数“由初刊每期三千份增加到后来的六千份，仍不敷销售，还要经常再版”。“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图书局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也就在此时，创造社萌生要脱离泰东的念头。

这种“防御战”策略，为《洪水》、《幻洲》、《创造月报》、《文化批判》所继承，成为前、中、后三期创造社不同刊物的共同路线。《洪水》有“一条恶狗”的雅号，《A·11》自称是“放屁刊物”《幻洲》用“新流氓主义”的泼皮，站在“十字街头”上骂街；《文化批判》，以革命文学家身份向五四新文学家发起“狙击战”。把创造社10年的刊物串连起来看，“狙击战”、“防御战”是他们常用的术语，他们甚至将这种策略性行为当成目标。周全平关于《洪水》的一段话是最好的注脚：“我们不再吞声，我们毫不顾忌的叫喊，喊出青年人的全部的羞辱和愤慨，但是要叫喊，先要有自己的嘴，才能毫无顾忌地叫喊。因此，洪水便匆匆产生了，一些组织也没有，一些准备也没有，。只凭着我们的一腔愤火。”沈从文不无调侃地说：“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样子，话好象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知，不用理知……”非理性的“叫喊”正是目标匮乏的表现，却能造成某种喧哗性效果。当这种“叫喊”直接给刊物带来影响力和好的发行量时，“叫喊”会进入操作性层面，愈演愈烈，与市场运作相呼应，与出版商达成某种共谋关系。一直追踪着海派问题的沈从文，对“以上海作根据地而猛烈发展”的创造社作风就颇有异议，认为后来创造社又将这种作风“转贩”给了普罗文学，云云。未必是自觉的，创造社这种“一条恶狗”式的言说作风已经难以摆脱“海派”之嫌。

四、《幻洲》等的转调；从个人主义的“叛逆绝叫”到城市主义的“泼皮垮掉”

实际上，创造社刊物的“叫喊”经历了一个从五四个人主义的叛逆绝叫到海派城市主义的泼皮宣泄的内涵转换过程，以《洪水》：为转折。叛逆是创造社群体面世的一贯态度。然而1925年前后，这种“叛逆”内涵却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前期的叛逆是五四式的个人主义张扬、自我价值维护，那么《洪水》、《幻洲》时期的叛逆则可能是城市青年一种世俗化的泼皮宣泄。这种变化潜在而别具意味，构成中期创造社海派变异的另一番迹象。

《创造周报》，停刊宣告了旱期创造社个人主义时代的结束，而《洪水》问世，拉开了中期创造社城市流浪汉表达的帷幄。《洪水》由周全平担纲，敬隐渔、倪贻德、严良才、叶灵风为主将，作者队伍全然换上一批新人。主干人物周全平的文化出身——上海某教会编辑所“英文圣经校对”——城市无固定职业的闲杂青年。决定他的思路和趣味会迥异于创造社诸元老。他不再采用“创造”主题词，而是以“洪水”、“撒且”一类来自圣经的术语为主题词，重新命名刊物。郭沫若就注意到：“杂志之所以命名为‘洪水者本是出于周全平的心裁”，意谓“上帝要用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周的发刊词也称愿当“被人咒诅被人憎恨的撤但”，旨在作“永无妥协的破坏”。主题词的变化，意味着刊物将有另一番景观。

创造社一直以叛逆青年群体形象面世。《洪水》依然揭叛逆之旗，却有意无意地改变原本的“叛逆”涵义。有几个变化值得注意：一是改变“创造”主题，确立“破坏”路线。《洪水》称：“破坏是比创造更为紧要。不先破坏，创造的工程是无效的。彻底的破坏，一切丑恶的创造的破坏，恰是善美的创造的第一步工程。”二是改变《创造》季刊等优雅、浪漫，高傲的纯文学格调。《洪水》放低自我身份架子，甚至自我鄙俗化，声称：“洪水只是我们几个年青人自由发表自己思想的一个小刊物，并不是一个什么值钱的东西，无聊浅薄，怕恐难免。”坦然接受“一条恶狗”雅号：“洪水太喜欢骂人，若再宽容，那末，天下圣人的面具，都有些危危乎了。所以洪水的得着‘一条恶狗这个雅号，固是活该。”言论出现泼皮化、粗鄙化倾向。三是坦言“生活费”问题。《洪水》及其编作者，一直受经济困扰，“经济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面对《时事新报·学灯》上毛一波撰文挖苦周全平写小说“骗生活费”一说，周坦然回应：“周全平确是想过流浪的诗人生活的，确是想每月写几篇小说来换生活费的，确是想集单行本来卖几个铜板的，周全平有叫化子的脾气，所以想过流浪生活；周全平有创作的冲动，所以想每月写几篇小说，周全平想要维持他的流浪和创作，所以想拿小说来换生活费，想集单行本卖几个铜板，总之，创作欲起时便要写，写好了作品便想卖钱，——本也不想卖钱，可是房子不能白住，菜饭不能白吃……——但并不想写而只为了钱的诱惑钱的恐吓，便拖泥带水地拘拘束束地敷衍出来的那种事，请毛君放心。”生存的钳夹，精神的压抑，令这群城市青年流浪汉无所顾忌——用“暴烈”的感情，“偏狭”的器量，向黑暗社会喷射“一腔愤火”。

值得注意的是《洪水》这种泼皮式的世俗定位，使它渐渐远离个人主义者自我价值维护的精英路线。泼皮者的价值观较为模糊，不再有严格的道德操守，放下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尊严，嘲弄贵族豪士的虚伪作风，鄙视等级观念，与主流文化势力对着干。《洪水》为“小伙计”们——无职业、

无固定住所、穷困流浪的文化青年群体，提供一个表达的平台，刊物言论贯穿着反抗一切的泼皮作风。1926年中，小伙计们又推出《A·11》、《幻洲》，几份小刊物互相呼应，掀起一场城市流浪青年的言说暴动。《A·11》由潘汉年主持，自称“新闻小报”，发表杂谈短论。小报是市民读物，传播市井间的闲言碎语，这格调正对小伙计们的胃口。编者称“我们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四周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我们这个刊物没有什么ism，也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孙中山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晓得吃饭和说话。我们所说的话也不想借此扶持弱小民族，也不想救国救家，也不想整顿风化，……只晓得说我们要说的话，——不管他是狂叫狂喊，胡言乱语，……甚而至于人家‘听之为放屁!”比起周全平，潘汉年的文字更粗鲁、尖锐，拒绝宏大叙事，不再自命不凡，言论耸人听闻，鄙俗化，粗口化，包括出现“我入他妈的”一类秽语。

如果说《洪水》、《A·11》还只是创造社小伙计泼皮表达的演习，到了《幻洲》创刊，小伙计们的文化理念已经完全清晰；其表现有二：一是高扬“新流氓主义”旗帜；以“泼皮”、“下流人”署名，向正人君子“泼狗屎”。《幻洲》第一卷1至6期推出亚灵的系列文章《新流氓主义》，称“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ism不行。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新流氓主义者的死对头是中国的正人、君子、绅士、学者：“骗得一张等于毛厕里草纸一样的硕士、博士证书回到中国”，“要提倡新文学，先得从六朝文研究起；要强国富民，莫如以农立国；巧立国家主义，实行内除共产，巴结军阀，外抗苏俄，联合英日；冒无政府主义招牌，而当总司令的走狗，瞎吹共产主义，希图骗几片卢布……”“正人，君子，……在社会上，向来受入礼貌，恭奉若神的，忽然有人在他们头上泼狗屎，请他滚蛋，这种人非‘流氓而谁?”从文化身份到言说风格，《幻洲》已经形成自己的路线。二是立足于“十字街头”。撰稿人自称“青年鳏夫”、“独身的‘男爵”，要在城市沙漠上筑造自己的“幻洲”。《幻洲》半月刊设上下两部，上部为“象牙之塔”，发表唯美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下部为“十字街头”，发表颓废主义风格的泼皮言论，以《街梢闲谈》、《街谈巷议》等栏目的短文为代表。编者称：“我们并无躲入象牙之塔的资格，……不过整天地徘徊十字街口，也会遐想到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去休息一回。假如你天生贱骨，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十字街头，正是这群城市年轻流浪文人的最佳去处，他们也称自己的文字“很有街头哲学的意味”。他们“放胆呼喊，尽情哗笑”，从胡适骂到吴稚晖，从江绍原骂到刘半农，从《北新》周刊骂到《语丝》。他们辟“灵与肉专号”，主张“恋爱应是‘肉的，应是杂交的”，提出所谓男女“杂交论”。面对读者的指责：“你们的十字街太流氓气了，我的女友看了个个摇头，说这种恶形恶状的文章，看了很不舒服，我看你们以后还是笔下留情，说话文雅一点吧!”渤汉年这样回应：“放他妈的屁，我的文字不是供什么女人们消遣的，她爱看就看，不看得了!在笔下故意讨好女读者，顾全大人先生，招应阔少爷，岂不是南京路上的。陕活林‘大罗天。里的堂倌?”“流氓气”正是他们自觉追求的一种风格。鲁迅称叶灵凤是“新的流氓画家”，称创造社是“新上海”是“才子+流氓”式的，“指的应是这种作风。

就文化实质而言，用泼皮的方式嘲弄并颠覆既定的文化秩序，包括“五四”新文化传统，《幻洲》的“新流氓主义”运动其实是没有名份的城市流浪青年对文化权威阶层发起的一次言说暴动，其内含复杂而微妙。他们的对立面、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是一个性质含混的对象，既指城市贵族有产阶层，也指五四新文化权威。他们不仅痛骂胡适、刘半农，也呼郭沫若、张资平为“老板”，后者显然与打工的“小伙计”不是同一阵线的人。对象的泛化，言论的泼皮粗鄙，目标的指向虚无，使他们的叛逆行为充满歧义性——既是城市“垮掉一代”年轻人对文化前辈、社会既得利益者进行的自弃式的反抗，包含着推翻偶像、寻求社会认同、确立自己的地位诸层意思，也可能是一群懂市场运作的城市文人在哗众取宠。《幻洲》的泼皮行为未尝不是一种文化炒作，一种获取名声、赢得公众、拓展生存空间的手段。正是借助《幻洲》，叶灵凤等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滩上名噪一时的艺术明星。叶灵凤对《幻洲》的贡献，不仅在其精心编辑的“象牙之塔”，体现着刊物鲜明的唯美／颓废主义特色，吏在其作为美术编辑，摹仿英国画家、《TheYellOW Book》美术编辑比亚兹莱的画面形式，为刊物所作的装帧设计——他那批带有唯美／颓废主义风格的插图、版花，使《幻洲》由表及里地成为20年代中国版本的《The Yellow Book》，带有浓厚的颓废色彩，引领上海滩杂志界的新潮流，成为城市新潮文艺杂志争相仿效的榜样。《幻洲》彻底背离《创造》系列刊物的思路，朝着城市杂志的方向发展，其泼皮策略、颓废作风、唯美姿态，都与城市消费文化有深层的牵连。实际上，《幻洲》周刊由创造社出版部只出版两期(1926年6月12日和18日出版)《幻洲》半月刊的投靠光华书局，表明“小伙计”与创造社群体已呈离异之态，而《幻洲》真正形成自己面目的，也是在“半月刊”时期。显然，寄生于创造社的城市泼皮青年群体，已走上另一条路，《幻洲》是他们的一道文化风标，体现着他们与现实达成的另一种认同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幻洲》半月刊已是一份地道的青年海派刊物，称叶灵凤等为海派文学青年，并不为过。

结语

创造社的海派变异是一种潜性渐变，它与其说是一种自觉行为，不如说是城市文化逻辑规约的结果。当年落脚上海滩，创造社无意间已选择了自己的路径。置身商业都会，背靠出版商，以刊物打天下，他们不得不受刊物运作规则、乃至整个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所规定和制约。这一牵制潜在而复杂，它不仅制约人的行为更制约人的精神，包括艺术表达方式。未必完全是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对着干，早年创造社主张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的无目的性和非道德性，其实与当时正在上海兴起的城市非理性主义文化潮流有契合之处，这股潮流最终汇入城市消费文化大潮之中，也是为不少城市文化研究者所证明了的事实…。成熟期的消费文化已经进入审美的层次，“物质”、“商品”未必在场，但艺术已隐含商品的意识形态。詹明信说：“在商品化和我们认为的审美快感之间有一种决定性的关系。”所谓“对美的快感体验”，或“迷狂的美学”，或“巴尔特式的极乐”都是消费社会充分发展并统治文学艺术的必然结果，是“形象的社会”的产物。置身于这种环境中的创造社，可能是被浸染而不自知，其对艺术的狂热激情，言论上的“歇死替利”：“一忽儿‘绝望的狂跳，一忽儿又‘萎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槌着胸脯忏悔……”办“城市鳏夫”杂志，或躲进“象牙之塔”，以唯美／颓废主义者自居，或奔走于“十字街头”，高扬新流氓主义旗帜；或“文人”、“商人”一肩挑，涉足文学产品经营领域……不管愿意与否，他们的艺术活动不可避免地镶嵌在商业文化的社会结构之中，深受这种文化逻辑的牵制。陶晶孙看得明白：“《创造》要编得成功，资平很须注意，因为字数不够时，非有他的文章不可，我就说对了，我们赞成那好像米饭与菜的关系……表面上是大家合作，主力免不了是他，好象他的骨骼上，不装资平之肉，不能成为人的样子。”张资平是创造社群体中最有“海派”嫌疑的人物，其作品对男女食色的津津乐道，透出了文学作为商品的信息。前期的《创造》尚且以张作为“肉”，撑门面，中期的《洪水》、《幻洲》由“小伙计”们主持，那就不仅是“肉”连同“骨骼”都烙上城市消费文化的印记。较之同时期其他文学群体，城市环境对创造社的潜性牵制更具效力海派变异是中期创造社渐变的一条隐性线索。到1926年下半年，创造社已明显处于“革命化”或“海派化”的奔突之中，两者隐约构成一种拉张关系，微妙抗衡的结果，导致这个群体发生裂变，各路人马分道扬镰。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1926～1928年创造社“革命转向”的问题，却未必注意到这一过程始终缠绕着另一条副线，那就是“海派化”的问题。如果说前一种转化是创造社作为一个新文学群体自觉的选择，那么后一种转化则是身处现代商业城市的创造社身不由己被挤兑的一种结果，它其实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启蒙救亡文化路线与城市商业文化路线复杂纠缠的一个缩影，呈现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方力量无声博弈、互动共生的景观。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