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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百合花》

2009-09-29李建军

文学评论 2009年4期
关键词:百合花红楼梦小说

李建军

内容提要由于个人气质与时代影响,茹志鹃在写作《百合花》的时候,承接了《红楼梦》的叙事经验。简洁而传神的描写,体情状物的象征手法,羞涩而敛抑的“爱情”的表现,都显示出古典文学对建国初期文学的深刻影响。《百合花》既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也是对传统的一次遥远的回应。文本试图通过个案说明,传统文化即便在当代社会的激进年代也未曾“彻底断裂”。

自从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刊发以来,短篇小说《百合花》就g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尤其是茅盾和侯金镜等人的高度评价,不仅给作品带来声誉,也使它避免了可能遭遇的误读和猛烈批判。那么,《百合花》与《红楼梦》的“谱系”关联到底是怎样的?作者的人生体验和精神气质对这篇小说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百合花》的技巧经验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它是否还存在着更大的阐释空间?本文尝试在作家的创作资源和人生经验中寻找答案,以回应中国古典文学对当代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影响。

一、《百合花》的文学谱系与茹志鹃的精神气质

1979年,冬晓向茹志鹃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你最喜欢看的是哪一类书?哪一个作家对你影响最大?”她的回答是:“开始时我只读《红楼梦》,在初中时一度喜欢过庐隐的作品。她写的作品不多,思想比较悲观、厌世,故事性不太强。听说这个作家后来自杀了。后来我读得最多的,一个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我觉得真是百读不厌,第二就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尤其是那时的短篇小说,和他们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古典文学。这两方面对我的影响相当大。”

正像茹志鹃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写作受到三种文学经验的支持。其中对她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无疑是“苏联”文学模式。收入《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和《茹志鹃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的28篇短篇小说中的大部分作品,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叙事姿态上,它们都显示出与“苏联”文学的亲缘性和相似性——革命战争、政治生活和生产建设被视为重要的题材内容,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读者被视为文学的任务,对敌人的仇恨、对英雄的赞美、对领袖的崇拜则构成了作品的情感底色。这类作品主要以《里程》、《第二步》、《同志之间》、《新当选的团支书》、《黎明前的故事》和《给我一支枪》等为代表。

鲁迅无疑是茹志鹃喜爱的作家,但是,在新的写作模式的规范下,学习鲁迅冷峻的反讽姿态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茹志鹃按照“苏联”经验模式进行创作的较长时段里,她只是在《三走严庄》等小说里,借鉴了“第一人称”结构技巧和叙事策略。“文革”浩劫结束以后,茹志鹃开始以怀疑和反思的态度审视复杂的生活和自己的创作:“过去,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非常天真非常纯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歌颂那些美的东西……现在在我的作品里慢慢出现了另外一种主题,就是反面的东西,要鞭打的东西出现了。这在我过去的东西里,在《百合花》的集子里,是很少的。但现在经过‘四人帮这十几年的摧毁破坏,如果还看不到这一点,还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歌颂,起码是脑子太迟钝。”。趣种反思给她的写作带来巨大的变化,开启了她的反讽写作的新阶段。1979年1月,她写出了第一篇具有反讽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虽然这篇小说的反讽,像聂华苓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讽意和诙谐”。但对茹志鹃来讲,却标志着写作路向的重大转折。此后,她的写作便极大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表现出对个人遭遇尤其是知识分子命运的热情关注。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先后写出了《草原上的小路》(1979年4月)、《着暧色的雪》(1981年4月)和《家务事》等叙述“反右”和“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命运和境遇的作品,表现出对极左政治进行反思、对特权和腐败现象进行批判的自觉意识。

从文学谱系上看,独石成峰的《百合花》则属于另外一种文学传统和气质类型。这个文学生命的诞生其实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红楼梦》是茹志鹃读得最早最多,也是与她的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作品。《她从那条路上来》是茹志鹃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一部自传色彩最浓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那个名叫也宝的小女孩“从刘先生那里借到了一部《红楼梦》,一有空就看得如醉如痴”。事实上,茹志鹃自己就是这样读《红楼梦》的。她说“像《红楼梦》我看过九遍,里边的诗词一类的东西都背过。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我喜欢,多读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她写过一篇题为《紫阳山下读“红楼”》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红楼梦》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那个时候,在紫阳山下,‘红楼真像一股清泉,滋润过我,支持过我,使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鼓足了勇气。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对那种半饥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记忆,连同那个光秃秃的紫阳山在内。”其实,《红楼梦》对茹志鹃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红楼梦》影响的结果。虽然,在那个万马齐暗的时代,正像茹志鹃在一篇《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连《红楼梦》都带上了‘黄色的帽子,我这一点点小不点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但是,茹志鹃还是利用女性特有的感受能力,从《红楼梦》里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支持。

比较起来,茹志鹃与张爱玲都曾接受过《红楼梦》的影响,都从《红楼梦》里获得了文学的真传,领悟了小说的神髓,但她们吸纳到的东西以及表现这种影响的方式,却很是不同。如果说,《红楼梦》对张爱玲的《金锁记》的影响显而易见,从外在的语言层面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在《百合花》里,由于叙事形制的短小,由于受特殊的叙事内容的限制,《红楼梦》的影响却是潜在的、隐约的,需要仔细地体味,才能感受得到,才能发掘出来。其实,就其天性来看,茹志鹃本来就是具有“红楼”气质的人。用母性的温情的目光看世界,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具有内倾的感伤主义倾向,这些弥散在《红楼梦》中的精神之光,在茹志鹃的内心世界,似乎都可以看得到。王安忆在分析母亲茹志鹃的日记的时候说:“我应当承认,我妈妈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她受教育并不多,可她喜欢读书,敏于感受,飘零的身世又使她多愁善感。年青时代的她,甚至是感伤主义的。她喜欢《红楼梦》……虽然是在动荡和困窘中的少女时代,无一刻不为生计所苦,但我妈妈依然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过滤得更加细致和纯粹。这源于天性的结果。我妈妈天性严格,对感情要求很高,她生来不容忍低级趣味。”内心纯洁的唯美主义者和慈悲为怀的人道主义者,更难忍受那些低俗和冷酷的东西,对世态的炎凉和

人间的不幸,也更为敏感。所以,在女儿王安忆的眼里,茹志鹃自然就是这样子的:“她一直不快乐,甚至是抑郁的,住在人家家里,别人无意的一句话,都会使她流泪,引起她对身世的感触。她真有点像林黛玉了。”

从茹志鹃自己的日记里,人们看到的,则不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甚至还是一个有着悲观厌世倾向的人。1954年7月22日,茹志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妻相对默坐,仍觉有趣,此乃好夫妻也;如夫妻相对默坐,双方觉得闷闷,或想找话说,或想找朋友玩,此乃恶兆。”这里多少透露出了她对自己的婚姻的失望,透露出了她自己在日记中多次宣泄的因夫妻关系不睦而来的内心苦闷。同年8月2日,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两个孩子生病,烦得我心神不宁,不想睡不想吃,如我有病的话,有谁来为我呢!真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寥寥数语,道出了无尽的忧伤。孩子的入托,也会给敏感的茹志鹃带来巨大的不安,也会使她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悲观的情绪和消极的联想。她在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心会这样难受?我想到一个人也没有的地方去痛哭一场,倒也许会痛快起来。

四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那种幸福的朦胧中,又带一些淡淡的离愁,想不到四年后,我会变得像今天这般,人生啊!你将还给我多少经历和苦恼呢!我似乎已经厌倦了,对一切都厌倦了。

将我的能力,除了为人民服务外,能得我和我孩子的温饱,安安静静地过下去,也不希望从谁身上取得幸福,等孩子长大了,飞去的时候,我也将离开这个人生了,人生的全面貌已显示给我看,就是这副样子。

我可能是在胡说,不过这是我现在心中真实的话,即使不对也让它留下痕迹吧!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敏感气质,茹志鹃才在人人自危的时代,在独自向隅的寂寥的夜晚,在对往日生活感伤的追怀中,看见了青翠水绿的庄稼,闻到了清鲜湿润的香味,发现了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个小战士与新媳妇和“我”——之间的微妙的心理碰撞与情感交织;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气质,所以她才能打通时代与《红楼梦》之间的高高的界壁,写出了《百合花》这篇抒情诗一样优美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纯洁无瑕的爱的故事。

二、“摆事实”:茹志鹃领悟到的《红楼梦》经验

从风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尽管通体弥散着浓浓的诗意,但是,它却清纯自然,不事雕琢,体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朴实与优雅。联想到它所产生的1958年,联想到那个时代喧闹、夸张、浮躁的风气,它所表现出的克制和平静,实在是难能可贵。

《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而是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聂华苓在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时候说:“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事实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鹃就已经开始这样写了。

关于“小说的特点”,茹志鹃说:“它只是需要你摆事实,不需你讲道理的。就是要你把事实都摆出来,然后让读者从你摆出的事实中去领悟出你所想告诉读者的那个道理来,让读者自己去领会,你千万不能告诉读者。这一点、这一要求是检验我们这篇小说的形象、人物、细节够不够,我觉得是一个标准。”事实上,《红楼梦》就是这样写的。直接“摆事实”,也是《红楼梦》在艺术上的重要特点和叙事经验。所谓“摆事实”就是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做为一种人物心里活动的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韦士指出:“小说的对话,在一个人物的性格和身分底描写技术方面,常常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此即所谓个性的直接描写,其给人的观感,是直觉的,一目了然的。《红楼梦》便是一部关于此种描写技术的代表作……《红楼梦》以善于个性的描写而著称,而其所以能够把任何一个人物的个性极清晰地刻画出来者,大部分实不可不归功于它的对话。与其说曹雪芹善写人性,不宁说他善写人物的对话。对话的安排,在他的笔下是极有分寸的。”李辰冬甚至认为,《红楼梦》“描写的地方很少,一个人物的性格与行为,只要能给我们一种印象的,都是由他的言谈而来。所以我们与其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戏剧。因为小说注重结构,而戏剧注重冲突,小说注重描写而戏剧注重对话”。李辰冬无疑揭示了《红楼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

《百合花》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述方式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茅盾在1958年5月发表的题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中,给予《百合花》以极高的评价,对作者在细节描写上的成功,大加赞赏:“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的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的确是这样。茹志鹃是一个会用文字画像的人,一个会用文字传递声音的人。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画才有的生动、逼真的印象: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问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在这里,所有的描写都是朴素、平实的,充满了如其所是的事实感,没有哪一个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哪一个对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们就好像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站在近旁,听得见屋子里的“响动”,看得见通讯员“颇不服气”的样子,窥见了新媳妇内心的“尽咬着嘴唇笑”的秘密。

《红楼梦》的通过“摆事实”以获得真实效果的白描经

验,几乎影响了茹志鹃一生的写作。在茹志鹃那里,这种技巧甚至被发展成为一种类似于世界观的精神力量。给她的文学写作带来一种稳定的清晰、自然的风格特点。

三、体情状物:《百合花》的象征描写

许多伟大的小说,都有一个象征的世界。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和观念的世界。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旨在含蓄而诗意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作者的情感态度的形象体系。

月亮是我们在《百合花》中看到的第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月亮象征着深情的思念和无边的眷恋,象征着内心的清洁与沉静,象征着羽化登仙、遗世独立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冲动。在中国古人的诗文里,也许很难找到哪个意象像月亮那样,被频繁地描写着、吟咏着。

月亮无疑也是《红楼梦》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在《红楼梦》中,月亮主要被用来渲染一种令人恐怖的神秘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七十五回和第七十六回里的描写了。正是在这两回里,我们听到了令人“悚然疑畏”的“异兆发悲音”,看见了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下“联诗悲寂寞”。有时,月亮也会被用来强化渲染悲剧的氛围,例如,第九十八回写林黛玉“魂归离恨天”之际,“惟有竹稍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作者只用了“月影移墙”四个字,就极富感染力地写出了黛玉死时的悲惨情景。

但是,《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无论写人还是写事,它都能一时并写两面,能始终维持观察和描写生活的统一而完整的平衡感。所以,在《红楼梦》中,中秋节也是快乐的日子,月亮则是团聚和快乐的象征。这一天,贾府里“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形状”,贾母则率众上山赏月,团圆取乐。凸碧山庄“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

中秋是月亮最圆的一天,是人们团圆的日子。于是,在《百合花》里,就像《红楼梦》在“悚然疑畏”的夜晚同时写出人们的欢乐那样,茹志鹃也能在战斗的紧张氛围里,从容地将笔墨荡开,平静地描写这个战时的中秋,赋予它一种喜庆的色彩和思念的性质。作者首先把我们引领到了“我的故乡”,以充满祝福感和盎然诗意的描写,赞美了中秋的快乐和美好: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作者通过跨越时空的想象,先是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远离战争和死亡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和平生活的温馨与美好,也表现了作者自己面对世界的家常而亲切的母性情怀。

接下来,就是对月亮的更富情感内容和象征意味的描写:“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在作者笔下,月亮像一双眼睛,它看见了一切;它的光芒使这里发生的战斗,显得更加惊心动魄,甚至给人带来一种淡淡的悲伤。最终,“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正是这种对月亮的简洁而充满诗意的描写,营造出了一种月光流照,万物生情的意境。月亮的光芒把一个静默无声的世界,变成了安详而美好的有情世界。

正像《红楼梦》通过对花草树木来彰显人物的性格,来暗示人物的境遇和命运一样,茹志鹃也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美好的内心世界。在《百合花》里,茹志鹃描写了大量的自然物象:有雨后的秋庄稼,有通讯员步枪筒里稀疏地插着的几根树枝,有“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有包扎所房间周围的“许多野草”,直到最后我与通讯员分别的时候:“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作者用这些物象:象征性地表现了大自然与人的亲近而美好的关系,表现了小说中的人物对自然和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

用《百合花》来对小说进行命名,这本身就显示着作者对“百合花”的象征意义的强调。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百合花”一共出现了三次,这种反复的强调,有效地深化了人们对这一象征的印象:

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对中国人来讲,百合花是充满温馨感的幸福之花,因为它象征着对新婚夫妇“百年好合”的祝福,象征着火们对于美满婚姻的向往。而在《百合花》中,“百合花”至少可以被读解出两个层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是对勇敢的牺牲者深情的赞美,一个是对纯洁而惋伤的母性之爱的表达。这个象征甚至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义层面: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战士,尚未体验过爱情的欢乐,尚未感受过婚姻的幸福,就被残酷的战争夺去了生命,实在死得太早了,死得太可惜了。在《百合花》中,作者用“新媳妇”这个在年龄上更接近小战士的女性,暗示了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小通讯员这样的年轻人也该开始恋爱,也该享受纯洁的爱情和婚姻的幸福,从而使人们对他的牺牲产生深深的惋惜之情。

我们有太多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文学叙事,但却往往过于“宏大”,过于空洞,甚至过于冷漠。在那些坚硬、冰冷的战争叙事文本里,生命的毁灭不曾留下些许的疼痛与抚慰。所以,在茹志鹃这里,这种由“百合花”象征着的充满母性之爱的伟大情感,就令人特别感动,就有了一种永恒的性质。

四、日常事象里的母性之爱

外在地看,《百合花》、表现的主题,似乎就是表现单一而纯粹的“军民鱼水情”。这也是当时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几乎众口一词的说法。茅盾就曾说它:“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淳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在他看来,“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通过那位可敬可爱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是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百合花》、的作者用这样一个短篇来参加这长长的行列,有它独特的风格”。茅盾

的分析和判断,显然受了时代的拘制,因此,他虽然也看到了《百合花》与众不同的“清新、俊逸”的风格,但是,却对这篇小说主题的丰富性和情感的深厚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简单否定的态度。事实上,《百合花》所表现的感情,不仅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淳朴的思想感情”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狭隘的对立,而且还丰富地表现了一些普遍的人性内容和永恒的情感内容。

其实,从《百合花》曲折艰难的发表过程,也能看出它并不十分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学风尚,不仅不是一篇单纯歌颂军民关系的小说,而且还与当时的评价尺度存在距离。茹志鹃后来这样回忆《百合花》面世的艰难过程以及她当时忐忑不安的沉重心情:

我把它寄给了别的刊物,但是寄出去退回来了。再寄出去又退回来了,他们的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一来i作品连修改谔谔余地也没有了。我为《百合花》伤心,同时,也发觉自己对文艺的看法和那些编辑部存在距离,这-二点很使我苦恼,甚至对自已能否写作也发生了怀疑。

用诗意的方式表现正常的人性和美好的情感,却被当做“感情阴暗”,这说明《百合花》并不是一篇符合时代尺度的小说,并不是一篇纯粹的“歌颂”性质的作品,也足以证明歌颂“军民关系”之说并不能概括《百合花》的主题。事实上,反映“军民关系”只是这篇小说所承载的极为有限的一部分情感内容,而更深层、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却是对战争时期的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富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是对平凡而温暖的“母性之爱”的赞美。

事实上,《百合花》的写作还包含着一种与时代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心情:既是表达对人人自危的现实状况的失望,也是抒发对往昔的燃情岁月的追怀。她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中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在《百合花》里,茹志鹃着力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关系与融洽,密切的感情。

《百合花》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就是赞美人们之间的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在小说里,“我”对通讯员是爱着的,新媳妇对这个孩子似的战士也是爱着的。这里既有两位女性对于通讯员的基于母性意识的疼爱。,也有模模糊糊的异性之间的纯洁的喜爱一只是后者像火花一样,刚刚闪现,就熄灭了,然而,也正因为稍纵即逝,它越发显得美好,越发显得宝贵。这种羞涩而敛抑的爱的情感,乃是《红楼梦》中描写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种情感。正因为有了《红楼梦》的经验支持,她才能在《百合花》中,“麻里木足地”、却也是近乎完美地叙写了这种特殊性质的情感,正像她自已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所说的那样:“……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当时那种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传的形势下,我站在原地没有及时动,(后来也动的,怎敢不动!)原因绝对不是自己认识高明,而是出于年轻无知的一种麻木。在那种情况下,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一个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爱情的幸福漩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那么,用“美神”来“比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显示青春的美好,是为了对年轻的生命表达温柔的爱意和怜惜,用茹志鹃的话说:“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就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百合花》所讲述的“爱情”故事,正像一位研究“十七年”文学的学者所准确阐释的那样:“曲终人散,淡得不着痕迹,但却在无意间打破两情相悦,就一定要‘大团圆的俗套,流露出一种感伤的美。”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因而超越了“两情相悦”就一定要“大团圆”的世俗性。因其一尘不染的纯洁性,很容易升华为“母性之爱”,即用包容与呵护的态度对待生命。这种爱是点点滴滴渗透到细节中的爱。它倾向于从生活中最细小的方面来体贴和关心人;小说中的“我”尽管是一个军人,但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女战士,而是一位亲切的女性,她与通讯员的谈话中,没有普遍流行的“仇恨话语”,而是令人觉得亲切的家常话。《百合花》里的人物对话之所以让人觉得有趣,之所以让人觉得亲切,就在这“随便”这两个字。一位母亲式的大姐姐,面对一个懵懵懂懂、腼腆可爱的小同乡,‘随随便便地唠家常,有一搭没一搭的,便让人觉得有人情味,觉得真实。这就是母性之爱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表现。《红楼梦》一个了不起的特点,就是善写“家常话”,就是在寻常的对话里,写出了生活的情调。

与“我”的拉家常一样,新媳妇给通讯员缝衣服,也是《百合花》中最能表现“没有爱情的爱情”尤其是母性之爱的一个细节。这与《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晴雯夤夜抱病给宝玉补“雀金裘”何其相似!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个令人感动和难忘的细节,展示了“风流灵巧”的睛雯,除了孤傲甚至过于尖刻的“女儿性”之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能坚韧耐劳、牺牲自我的“母性之爱”:

……(晴雯)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进,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剐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说:“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声,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哎呀”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

假如没有晴雯补衣的这个情节,晴雯的形象不会像现在这样生动。像《红楼梦》一样,《百合花》也通过补衣服这样一个情节,表现了新媳妇令人感动的“母性之爱”: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耽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经典的细节描写,那么,《百合花》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打动读者的心灵,肯定不会在半个世纪之后,披卷读来,仍然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

弗洛姆说:“只有在那种不服务于任何目的的爱中,真正的爱才开始显露。”在爱的精神上,《百合花》与《红楼梦》是相通的、相近的。茹志鹃用古典的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的故事,用现代的故事确证了爱的永恒的精义。《百合花》既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是对其中古典文学精神庄严的致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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