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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2009-09-29李秀花

文学评论 2009年4期
关键词:汉译佛经诗文

李秀花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容摄的复杂系统至少包括七个部分:容摄的前提、原因、内容、结果、特点、艺术性、变化等。在佛经大量译入汉地的前提下,在多灾多难的生存境遇中,此期汉地人诗文大量容摄了佛经的因果报应、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做功德而发愿等思想内容。对佛经某一内容或形式容摄得频繁与否受其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的重要性、当时的学术思潮、地域文化、形式的表现力与表达效果、体裁等因素的影响,所容摄的内容部分支配了此期汉地本土诗文的题材、次要思想甚至是主要思想等;此容摄是生硬的,容摄的艺术性高低不等,受体裁、容摄的内容特点等因素的影响;此容摄呈现出明显的很强的历时性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容摄的兴衰、容摄的特点、容摄的内容方面。此期汉地本土诗文容摄汉译佛经处于初级阶段,唐至明清汉地本土诗文容摄汉译佛经继承其容摄的内容、方式、特点、作用等而达到更高阶段。

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至少包括七个部分:容摄的前提、原因、内容、结果、特点、艺术性、变化等;其中,容摄的内容是核心,容摄的前提、原因说明此核心的来由,容摄的结果、特点、艺术性、变化系从不同方面说明对内容的容摄。

容摄的前提汉魏晋南北朝隋,佛经大量译人汉地。汉末以来,许多虔诚的佛教信徒为了弘扬佛法,大力翻译佛经,东晋十六国以降,不少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为自己积累功德等而资助和支持佛经翻译,遂使各个时期的汉译佛经的数量很大。据《开元释教录》,汉代译经凡292部,395卷;三国译经凡201部,435卷,西晋译经凡333部,590卷;东晋十六国凡419部,1716卷;南朝凡563部,1084卷,北朝凡105部,355卷;隋64部,301卷。上述各个时期翻译时对佛经的选择与各个时期译者的学术背景、当时的现实需求等密切相关。汉末译经重在“禅数与般若学说,前者以安世高为代表,后者以支谶为代表;到西晋,当时译经成就最大者竺法护扩大了译经范围,其译经有阿含部、般若部、大集部、宝积部、华严部、法华部、涅槃部、本缘部等,东晋十六国时期译经成就最大者鸠摩罗什译经有阿含部、般若部、经集部,论部、律部、法华部、华严部、中观部等,而偏重于大乘般若空宗,核心为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派思想;此后至隋,上述大多数部类的佛经继续译入,瑜伽宗与密宗的一些经典亦译进一些等。至南北朝末,佛经汉译基本上完成了介绍使命。

汉末以来,佛经汉译至鸠摩罗什达到了新的水平,质量很高。此前汉译旧经多有乖谬,与胡本不相应,表述多有模糊不清处,如汉末三国译经为了迎合汉地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或对佛经原文理解得不准确,颇多以汉地本土的思想文化加以翻译之处,翻译并不严格,而鸠摩罗什译经,纠正了旧义的许多谬误,使其皆会于理义,并且表述清晰,不过,删改处不少,在忠实可信这点上,其译文问题仍然不少。佛经翻译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汉地本土诗文对它的容摄。南北朝时期,佛经汉译质量达到了更高水平。

隋唐时期,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佛经汉译更加发达,数量、质量均有了显著提高赵宋则趋于衰微。

容摄的原因与内容魏晋南北朝隋已出的汉译佛经的思想内容及形式非常丰富,此期本土诗文对其容摄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此选择是由人们的现实需要决定的,决定人们现实需要的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此期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残酷激烈的各种斗争(如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统治阶级与下层百姓的斗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斗争等)、社会动乱、饥馑疾疫、水旱火灾等频仍甚至祸不单行,灾难随时会光顾每个人——从帝王至平民,从僧徒至俗人,人们渴望能躲开灾难,灾难降临时能得到救助,同时,现实的多灾多难磨蚀着人们生存的热情、勇气和信心,很容易使人厌倦甚至逃避、否定现实。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此期汉地人大量地接受了佛经的因果报应、诸法空、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做功德而发愿、禁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兜率净土、众生成佛、忏悔灭罪、佛与菩萨的言行等思想内容。在这些思想内容的支配下,现实的灾难使他们相信是自己以往罪孽的报应,自己现在所做的善业未来会得到善报,已做的恶业可通过忏悔来消除,身罹灾难可通过称观世音名而摆脱;现实苦难之酷烈、沉重等使他们热切地希望死后转生寿乐无极无有痛痒勤苦、忧思愁毒的极乐世界,充满极妙乐事的兜率净土,甚至成为摆脱了现实的一切苦难、大觉圆满、自在无畏的佛,也使一些人认为自我、人生、世间是虚无的等。这些想法大量地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中。

容摄内容(包括佛经的内容及形式)的频繁与否受该内容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的重要性、当时的学术思潮、地域文化、所容摄形式的表现力与表达效果、体裁等因素的影响。

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基本或非常重要的佛经思想内容被此期本土诗文容摄得非常频繁。因果报应、诸法空、佛与菩萨的言行在佛教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因果报应为佛教的基本思想;诸法空为佛法“真谛”的基本思想;佛大觉圆满,智德无与伦比,特别是释迦牟尼佛创立了佛教,菩萨则逊色不少,但同样普救众生,其言行格外引起渴望救助的人的注目。在现实的社会秩序、法律、制度、个人的努力等无法制止、化解灾难的时候,对灾难中无助无依、信奉观世音威力的人们而言,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至关重要;对现实中受尽灾难蹂躏、信奉净土思想、众生成佛思想的人而言,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兜率净土、成佛是支撑他们活着的重大希望所在,而佛经中做功德是达成上述愿望的唯一途径。因而,东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容摄上述佛经思想非常频繁,如,仅东晋南朝容摄佛经的因果报应、诸法空、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三种内容的现存诗文即在320篇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容摄做功德而发愿思想的文章仅北朝现存有纪年的造像愿文即有1000篇以上。

同样是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基本或非常重要的佛经思想内容,魏晋南北朝隋各时期诗文对它容摄的频率差异很大,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为当时的学术思潮。东晋、萧梁时期,与佛经空义有相通之处的玄学思潮特别盛行,而刘宋、萧齐时期盛行的程度则较差,故与刘宋、萧齐诗文相较,东晋、萧梁诗文比较多地容摄了佛经空义,东晋、萧梁现存容摄该思想的本土诗文分别为20余篇、30篇,而刘宋、萧齐此类诗文则分别仅为10余篇、9篇。地域文化是制约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容摄得频繁与否的重要因素。地域文化不同,不同地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便不同。南北朝时期,南方重义理,偏重佛经思想内容的宣扬、阐发,佛教的基本理论:因果报应、诸法空及重要的信仰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得到了比较充分地阐释、传播,北方尚实,偏重将佛经思想付诸实践而做了大量功德:造像、寺、塔等,做功德的目的是要表达愿望,于是出现了远远多于南朝的大量造像(寺、塔)

愿文——做了造像等功德而发愿的文章,北朝诗文对佛经内容的容摄绝大部分集中在数量庞大的造像(寺、塔)愿文中,而造像(寺、塔)愿文生成的根本思想依据为《大智度论》等佛经中的愿行相扶即做功德而发愿的思想,其发愿的重要内容便为《无量寿经》等佛经宣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佛经宣扬的往生兜率净土、《法华经》与《涅槃经》等佛经中宣称的众生成佛,这是北朝诗文大量汲取这些佛经思想的主要直接原因。到隋代,诗文所大量容摄的佛经思想便是南朝、北朝诗文各自大量汲取的佛经思想,从诗文领域体现出大一统的历史趋势。

佛经中,某些颇富特色的形式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或较好的传教效果,如赞与颂之五言形式、套子式行文、偈颂重复长行内容的方式等,便被汉地诗文特别是道经容摄。

从现存材料来看,汉地本土五言颂、五言赞开始于东晋。东晋现存本土五言颂集中在《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等约8部道经中,句尾或韵或不韵,此8部道经均容摄了佛经的思想内容,东晋现存本土五言赞有释支遁11首,张翼2首,《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的8首,句尾均押韵,此三部分亦均容摄了佛经的思想内容。除五言外,东晋本土押韵的五言颂、赞的形式如句尾押韵等同完全纯粹的汉地本土颂、赞。(未受佛经影响者)没有区别。然而,问题的焦点就在这些颂、赞的五言形式上。东晋之前,汉地人创作的赞绝大部分为四言,少数为杂言,创作的颂大部分为四言,少数为杂言、六言,均绝无纯五言形式。而在东晋与之前已译出的佛经如《普曜经》、《佛说阿惟越致遮经》、《生经》、《撰集百缘经》等中五言赞是非常多的,在同期已译出的佛经如《佛说无量寿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等中有大量的纯五言偈颂。固然,汉译佛经的颂、赞句式散文化,质朴无华,不押韵等,与汉地固有的颂体、赞体差距颇大;不过,其五言形式对汉地文人而言是非常新颖的。显然,上述8部道经的五言颂、支遁等人的五言赞不仅摄取了汉译佛经的内容,也摄取了其中大量存在的五吉颂、赞之五言形式,遂使汉地人创作的颂、赞首次出现了崭新的五言形式。本来,汉译佛经中大量存在的称扬佛及菩萨等的颂与汉地人创作的颂、汉译佛经中大量存在的称扬佛及菩萨等的赞与汉地人创作的赞名称相同(前者之名来自后者),内容均颂扬人物,均字数齐整,上述两种颂均有四言、六言的形式,上述两种赞均有四言、七言、六言等形式。——汉译佛经中称颂佛及菩萨等的颂与汉地人创作的颂间沟通、汉译佛经中称颂佛及菩萨等的赞与汉地人创作的赞间沟通有诸多的内在机缘,因而后者很容易地实现了对前者的借鉴。东晋本土不押韵的五言颂枯燥乏味,同汉译佛经中五言偈颂的关系更加密切,昭示着其汉译佛经的来源。

较诸四言,五言虽仅多一字,但音节更灵活,表意更丰富——表现力更强;东晋本土五言颂、赞非常开放地汲取了汉译佛经中五言颂、赞的五言形式,突破了汉地传统颂的四言、六言等形式,汉地传统赞的四言、六言、七言等形式,大大增强了汉地本土颂体、赞体的表现力。此后,五言赞特别是五言颂得到更多运用,集中分布在道经中。显然,汉译佛经对汉地本土颂体、赞体形式的拓展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自东晋开始,五言颂、赞除了表现佛经内容,亦表现汉地本土的内容,如刘宋明帝《皇业颂》颂扬皇业,江淹《王太子赞》、《阴长生赞》之赞王子乔、阴长生等。五言颂、赞表现汉地本土的内容,为汉地本土此两体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遗憾的是,除道教、佛教的颂、赞外,汉地本土其它的颂、赞采用五言者不多,五言颂、。赞在汉地并没有充分地推广开,与颂、赞“典雅”,而“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的传统认识有一定关系。

所谓套子式行文,是指包含相同语句的单元重叠出现,各单元间相同的部分我们称为套子或套子样式,成为套子的必要条件为:样式在相应单元中占的比例很高或较高。汉地本土史书某些地方的行文。如《汉书·地理志》相同结构的相应部分也有相同的成分,如“……郡,户……,口……。县……。”但这种相同的成分很少,在整个单元(叙述一郡的行文)中占的比例很低,不是我们此处所说的套子式行文。大规模地使用套子在《般若经》、《维摩诘经》、《涅槃经》、《无量寿经》等南朝流行的佛经中很多。纯汉地典籍(与佛经无关者)中也使用套子,如人们熟知的《诗经》之《苯莒》、《黍离》,《伐檀》等篇的重章式即为套子式的行文,但其规模要小得多,远远不能与此相比。与纯汉地典籍相比,大规模的套子式行文是汉译佛经文本的显著特征。汉地本土诗文在容摄汉译佛经思想内容的同时,亦容摄了这种颇具汉译佛经特色的行文方式,开始于东晋。东晋至隋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大规模的套子式行文,集中在《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玄都律交》、《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等道经及梁武帝《断酒肉文》、《慈悲道场忏法》等汉地本土的佛教文章中,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智慧本愿大戒上品》单元样式“若见,当愿一切……”重复了60次,文长不引。从单纯文章学的角度来说,套子式行文可使论述条分缕析,然条分缕析者未必繁冗,单元样式十几次、几十次的重复,使行文异常繁冗;不过,道经同佛经一样,首先是宗教经典,从宗教意义上来说,十几次、几十次的重复正符合宗教苦口婆心劝说世人的性质,这也是道经容摄此种行文方式的原因。

佛经九分教之一“耆夜”(gtya)即“重颂”,系用偈颂将长行内容再提纲挈领地复诵一遍,数量非常多,为纯汉地典籍所无。汉地本土诗文在容摄汉译佛经思想内容的同时,亦容摄了这种汉地起初为佛经所独有的行文方式,集中在《太上洞玄灵宝上品戒经》、《太上中道妙法莲华经》、《太上洞渊神咒经》等道经中,如《太上中道妙法莲华经》卷八“尔时天尊重宣此义,而作颂日:”后所系颂即为“重颂”。从单纯文章学的角度来说,此种方式显然具有重复之弊;不过,道经同佛经一样,首先是宗教经典,从宗教意义上来说,此种重复可增强读者或听者记忆,收到较好的传教效果,这也是道经容摄佛经此种行文方式的原因。

此外,东晋至隋少数诗文中每句包含相同词语的奇特体制,如东晋陶渊明《止酒》诗凡20句,每句都用一“止”字、萧梁萧绎《春日诗》凡18句每句皆包含“春”字等,与汉译佛经一长段行文中每句包含一个相同词语的显著行文特色有关,这种奇特体制产生的来由引得后人钻味无穷,此不再详述。

体裁是制约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所容摄的佛经内容容摄主体方面的重要因素。体裁是文章内容的存在方式,不同的体裁,特点、功能不同,容摄的主要佛经内容常常不同。小说讲述说明佛经思想的故事,有具体的人物、事件,似乎是真实发生的,比直接述说该思想更有吸引力,更容易使该思想取信于当时的人,宣传效果更好;并且,某些

佛经思想本身即包含着小说的因素,如因果报应思想、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各自本身即为一基本情节,这是东晋南北朝隋本土小说比较多地容摄了上述两种思想的体裁方面的原因。汉地本土颂是颂扬的体裁,赞体的重要功能、铭体的功能之一均为颂扬,佛、菩萨是佛经中的重要人物,普救众生。汉地人尊崇:颂扬佛、菩萨的言行,故汉地本土颂、赞、铭比较多地容摄了佛经中的佛、菩萨的言行等。史传主要记录人物的重要活动,包括僧尼传与正史诸传,与汉译佛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记录了汉译佛经中的佛教行为:修建寺塔、造像、设法会、舍身、斋僧、念观世音等功德与信仰。僧尼传的首要特征是佛教性的,记录信奉佛经教义的僧尼的重要佛教活动,故特别多地容纳了佛经所倡导的各种功德与信仰等,充分地突出了僧尼行为的佛教特征;而正史传记不是佛教性的,绝大部分不是记录佛教活动,所记录的人物大多数为非佛教信徒,故记录的佛经功德与信仰等要少得多。愿文是做功德而发愿的文章,功德即是佛经中的佛教行为;做功德而发愿是佛经中的思想,佛教中,发愿的重要内容为佛经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兜率净土、成佛等,故愿文大量地容纳了佛经中做功德而发愿、诸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兜率净土、众生成佛等思想内容。忏文是忏悔罪障的文章,佛教忏文忏悔罪障基于佛经忏悔灭罪的思想,罪障是佛经中认为的,故佛教忏文相当多地容摄了佛经中忏悔灭罪的思想与罪障。

容摄的结果指所容摄的内容对容摄主体即汉地本土诗文文本产生了何种影响。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容摄佛经是全方位的,容摄的佛经内容处在文本的各个层面,大部分处在次要思想层面,少部分在主要思想层面,也有的在题材层面如对佛、菩萨言行等的容摄,或在形式层面如对五言颂、赞之五言形式的容摄,或较单纯地在语言层面;此期容摄佛经的汉地本土诗文绝对数量巨大,而在此期的全部诗文中毕竟只是一小部分。简言之,佛经部分支配了此期汉地本土诗文的语言、形式、题材、次要思想甚至是主要思想,丰富了其内容及形式。具体看容摄在主要思想层面的情形。此种情形主要是对佛经因果报应、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做功德而发愿、空及禅定诸种思想的容摄,如刘宋刘敬叔《异苑》卷三《射蛟暴死》云: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持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曰:“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末达家,暴死于路。

李增杀蛟而暴死,宣扬了《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等佛经中恶有恶报的思想。此期本土诗文对佛经思想同样是主题层面的容摄,容摄的直接原因并不完全相同,绝大部分是为了宣扬、传播佛经思想内容,只有极少数例外,佛经思想已扎根于作者思想深处,作者以之为指导思想评价社会、人生等而成为这极少数诗文的主题,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还旧居诗》对空义的容摄,空义已深入为陶渊明的人生观,陶渊明以之评价人生从而成为了此二诗的主题。此期为宣扬、传播佛经思想而使之成为主题的诗文很多,但是佛经思想扎根于作者思想深处,作者以之为指导思想评价社会、人生等而成为该篇主题的诗文却少而又少,主要原因在于此期佛经在汉地尚处于传播、接受的阶段,文人们所接受的佛义基本上仅处于其思想的表层,尚未扎根于其思想深处以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评价社会、人生等:此期本土诗文大量容摄佛经的思想内容,在核心的主要思想层面容摄者为数不少,如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成为其主题的小说凡125篇,说明佛经对此期本土诗文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此期汉地本土诗文容摄汉译佛经产生的结果中,体裁的因素再次凸显出来,同样的佛经内容进入不同的体裁,有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小说、史传之容摄念观世音名而免灾脱难。念观世音名而免灾脱难是《法华经》等佛经的迷信宣扬,不是事实。小说可以虚构,容摄说明这一思想的故事,开拓了汉地人的想象空间,丰富了小说情节;史传尚实录,容摄说明这一思想的故事,直接损害了自身写作征实的根本原则。所幸的是,此期正史诸传这一内容不多,仅存于《宋书》卷七十六等处,而比较多地分布在僧尼传中。僧尼传亦是史传,与正史诸传有很大差别。僧尼传叙述的说明这一思想的事件不合乎事实,却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信仰,昭示着僧尼传的宗教特征:基于某一宗教思想而编造这类故事,不是基于实录原则而叙述事实。鲜明的宗教特征是僧尼传区别于正史诸传的重要所在。

容摄的特点指容摄得自然与否、详略等,受佛经的传播阶段、容摄的内容对汉地人影响的深浅等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处在汉地古代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早期阶段,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绝大部分显得生硬,或直接述说,如东晋孙绰《喻道论》、刘宋宗炳《明佛论》之容摄因果报应思想等,或通过编造不自然的故事说明佛经思想,此类事情或事情的关键部分,如因果报应事情的果报处,或因与果之对应,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事,隋脱难处等,有背情理、事实,不合逻辑,不自然,相对于其说明的思想而言,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完全依附于该思想,是为了图解它而生编硬造出来的,是从抽象思想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写作的结果,如此期大量的小说之容摄因果报应思想、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的思想等,所容摄的佛经思想处于作者思想的表层,诗文容摄它是为了宣扬、传播它。具体看《搜神后记》卷九《羊炙》: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一沙门在座,是流俗道入。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便走,来投入此道人膝中,穿头向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将去杀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觉炙行走皮中,毒痛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其炙,炙犹动摇。乃破出视之,故是一脔肉耳。道人于此得疾,遂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而卒。道人不能救羊,食羊炙,结果“作羊鸣,吐沫”而死,因与果如此明确对应、过分巧合,完全是图解《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等佛经中“作善得善作恶得恶”的思想而生编硬造的结果,不真实、不自然,从而因果报应思想便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这类生硬做作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佛经因果报应、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义理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

此期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的容摄只有极少数显得自然,通过真实、自然的事情说明佛经思想,佛经思想是事情本身所具有的,如上述《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还旧居诗》对空义的容摄,空义处于作者思想的深层,作者以之自然而然地评价人生等。具体看《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首: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麻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此诗的中心思想为《大智度论》卷三十一所言之散空:人生终将散灭归无。它叙述了一件具体的事情,自然、真实:

坟墓间,过去曾有人居住,仍可看到井灶的痕迹,桑竹的残株;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呢?都死光了,不长的时间内。人居完全变成了墓地;陶渊明由此发出沉重的慨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显然,散空内在于事情中,通过真实性的事情自然、形象地展示出来。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对佛经思想容摄得自然的诗文很少,从现存材料来看,仅陶渊明的此诗与其另一首《还旧居诗》而到明清时期,随着佛经思想已深入于汉地人的思想深处,这类容摄得自然的诗文就大大地多起来。

此期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的容摄绝大多数显得生硬,只有极少数显得自然,主要原因在于此期佛经在汉地基本上尚处于传播、接受的阶段,除极少数文人外,绝大多数文人所接受的佛义尚未扎根于其思想深处以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自然地评价社会、人生等。

上述容摄生硬的特点是把容摄的对象:佛经思想作为整体而言,对不同的佛经内容,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容摄的具体特点多种多样,对同一佛经内容的容摄特点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详见下文。

容摄的艺术性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容摄的艺术性高低不等,受体裁、容摄的内容特点、当时文学的艺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文学性差的本土论、子书、愿文等容摄佛经的艺术性不高,如东晋释支遁《即色游玄论》、释僧肇《不真空论》等之谈空、释慧远《明报应论》、郗超《奉法要》之述说因果报应等,均直接述说,缺乏艺术性,而文学性强的本土小说、诗对佛经因果报应、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诸法空思想的容摄便呈现出高的艺术性;容摄的内容特点不同,有的内容本身即包含了文学因素,如因果报应与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各自均包含了一个基本的情节因素,这类内容容摄到本土小说中,常常成为其基本情节,从而使该类思想的说明显得形象具体甚至生动,显出较高的艺术性,而佛经中建寺塔等宗教行为仅仅是一种行为,本身不具有文学性,本土诗文如史传等对它的容摄便缺乏艺术性;容摄的艺术性即使比较高,也不会超出当时文学的艺术水平。具体看呈现出高艺术性的本土小说、诗对佛经因果报应、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诸法空思想的容摄。这类容摄系将佛经思想与具体事情相结合,该事情或真实自然或生编硬造,具有一定的甚至是复杂的情节,通过其具体甚至生动叙述使佛经思想形象化甚至生动化了,从而该思想的表达具有了比较高的艺术性,如上引小说《羊炙》,其情节较为复杂,“羊绝绳便走,来投入此道人膝中,穿头向袈裟下”,“炙行走皮中,……以数针贯其炙,炙犹动摇”等叙写生动;道人不能救羊,食羊炙,羊炙行走其皮中,结果“作羊鸣,吐沫”而死,怵目惊心的事件凸现了杀生食肉必得恶报的思想,被表达得突出、形象、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显而易见,思想的表达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并不能增强其本身的说服力。

对佛经中的其它内容,如佛与菩萨等人的言行、禅定,在从汉译佛经原文成为此期本土诗文成分的容摄过程中,除了有的内容加以了诗、赞等韵文的节奏、押韵形式外,艺术性方面没有很大变化,此不述。

容摄的变化在影响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容摄的诸因素中,当时的学术思潮、佛经的传播阶段、佛经对汉地人影响的深浅、佛教的兴衰、创作的兴衰等均具有很强的时间性,从而使得此期汉地本土诗文对佛经的容摄呈现出明显的很强的历时性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容摄的兴衰、容摄的特点、容摄的内容方面。

容摄的兴衰与佛教的兴衰、创作的兴衰密切相关。东晋特别是宋、齐、梁,陈四代佛教兴盛,北朝自北魏文成帝即位后佛教渐趋复兴,故东晋特别是宋、齐、梁三代本土诗文对佛经的容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兴盛,北朝本土诗文对佛经的容摄则文成帝即位后由寥寥落落至蔚为大观;北周武帝灭佛,佛教受到沉重打击,此期本土诗文对佛经的容摄受到冲击,容摄佛经的诗文不多;宋、齐、梁、陈四代均佛教兴盛,而前三代本土诗文创作兴盛,陈代则作家凋零,本土诗文创作衰落得多,故出现了由宋、齐、梁至陈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由盛至衰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不同的佛经内容,容摄的具体特点并不相同,而容摄同一佛经内容的特点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如小说对佛经因果报应思想的容摄、诗文对佛与菩萨言行的容摄等。从现存材料来看,汉地本土小说容摄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开始于东晋,东晋《搜神记》、《搜神后记》、刘宋《异苑》、《幽明录》、《宣验记》、萧齐《冥祥记》等诸小说集中,容摄因果报应思想的小说说明该思想的事件均是《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所言“屠杀射猎罗网捕鱼残杀蚊虻龟鳖蚤虱”及佛教功德一类,是佛经中这类内容简单地亦步亦趋地演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很窄,呈现出浓重的佛经色彩;至齐隋颜之推《冤魂志》,情形发生了很大转变,此集小说中,说明因果报应思想的事件呈现出广泛、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图景:官吏的残暴、滥杀无辜、后母的狠毒等,是汉地人对该思想认识的延伸,佛经色彩有所淡化,因果报应思想开始与广泛、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图景的结合说明该思想对汉地人影响的加深。当然,《冤魂志》中,因果报应事件的关键部分一果报的完成通过鬼魂;又使整个事件显得牵强、不自然,清楚地表明颜之推叙述这些事件的目的在于宣扬、传播因果报应思想,该思想在其脑海中并不很深入。在后代小说特别是《灌园叟晚逢仙女》、《金瓶梅》等明清不少容摄因果报应思想的小说中,导出该思想的事件所呈现出的仍然是广泛、真实的社会历史生活图景;所不同者在于此社会历史生活图景更为广泛,事件更为自然,更为重要的是,该思想已深深植根于小说作者的思想深处,作者自然而然地以之评价事件。在东晋至明清的汉地本土小说中,可清晰地感受到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对汉地人的影响渐渐深入,直到其思想深处,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本土诗文容摄佛、菩萨言行的特点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东晋及其前,本土诗文对佛与菩萨的言行容摄得比较全面、详细,作者与佛、菩萨的现实利益关系不明显,如支遁的《文殊师利赞》。此期了解佛、菩萨的人很少,而佛、菩萨又是佛经中的重要人物,佛教信徒便对其加以比较全面、详细地介绍;汉地人从思想认识上接受佛、菩萨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此期的佛教信徒与佛、菩萨的关系仍然是疏远的,故作者与佛、菩萨的现实利益关系不明显。而刘宋及以降,本土诗文对该内容的容摄则简略得多,作者与佛、菩萨的现实利益关系突出出来,如刘宋殷景仁的《文殊师利赞》等,此期随着人们对佛、菩萨的渐渐熟悉而无需详细介绍了,人们与佛、菩萨的关系在拉近而希望他们能带来如期效应。

汉地本土诗文比较多地容摄佛经开始于东晋。东晋至隋,受当时盛行的学术思潮、地域文化、佛教兴衰、创作兴衰等因素的影响,各个时代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并不相同,除东晋、刘宋外,其它各朝代间差别颇大。东晋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诸法皆空、因果报

应、佛与菩萨之言行、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禅定,刘宋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因果报应、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诸法皆空、佛与菩萨之言行,萧齐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因果报应,萧梁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诸种功德、因果报应、诸法皆空、佛与菩萨之言行、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做功德而发愿、禁杀生食肉,后魏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做功德而发愿、普济众生、四恩、众生成佛、往生极乐净土、参与龙华会、佛的言行、永离三途等,北齐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做功德而发愿、普济众生、四恩、众生成佛等,北周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做功德而发愿等,隋代本土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有:做功德而发愿、因果报应、诸法皆空、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南方各朝代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表现出更多的相似,北方各朝代诗文主要容摄的佛经内容亦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此两个“更多的相似”的差异彰显了地域文化对汉地本土诗文容摄汉译佛经的作用。参见上文。

内容、艺术性是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容摄的两个重要方面,影响此两方面的共同因素为体裁。体裁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成为阐明此容摄的非常有效的因索。

中国古代本土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自汉魏至明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魏晋南北朝隋本土诗文容摄汉译佛经的内容、方式、特点、作用等为唐及以降本土诗文所继承,关键在于诗文中的佛经思想是否已扎根于作者的思想深处,说明或导出佛经思想的事情是否自然、真实等。魏晋南北朝隋,汉地本土诗文中的佛经思想基本上并未扎根于作者的思想深处,作者主要只是为了宣扬、传播它而使其成为诗文的内容;说明佛经思想的事情或事情的关键部分绝大多数不自然、不真实,表明此期尚处于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初级阶段。唐代至明清,汉地本土诗文中的佛经思想已扎根于许多作家的思想深处,或者是通过自然景物营造的境界、氛围自然地表现出,或者是在对文章里事情的评价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等;说明或导出佛经思想的事情更为自然,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容摄佛经的艺术性随文学创作艺术水平的提高而更高;某些佛经内容由表达的目的自如地变为表达的有效手段,如《聊斋志异·席方平》通过地狱描写,尽情地抨击了现实社会官吏的贪赃枉法与残暴等,均表明汉地本土诗文容摄汉译佛经已达到了更高阶段。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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