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体系和美苏冷战形成的世界结构，带来了漫长的和平。冷战结束，主流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历史终结”，然而，与这种乐观的预言相反，华勒斯坦认为，由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现存世界体系的危机，伴随着新世纪到来的是，这个世界将失去和平、稳定与合法性(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当资本主义还陶醉在冷战的胜利之中，全球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统一意味着欧洲从扩张到收缩的转变，标志着欧洲从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退出。欧洲扩张的时代已经远远过去了，欧洲必然逐步退缩为地区性力量。当历史向新的世纪进发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世界历史的中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而美国不仅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分界线上，也正好处在新旧霸权交替的位置上。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中国的崛起，世界历史面临一场新的大博弈。

十多年来，国际上流行着“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中国崩溃论”随着时间的脚步逐渐消失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自己似乎是无意识地喊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随着“崛起”的声音，全世界的目光慢慢地转向了中国，全世界都强烈地感觉到了中国的存在，就像在非洲的原野上动物们感觉到了狮子的存在一样。摆在我面前的王小东等人所著的《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鲜明地带着对于一个民族崛起的强烈预感和使命。

朝鲜战争结束后，彭德怀这位打败了美国和联合国军的中国元帅自豪地宣布：帝国主义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永远过去了。通常认为，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应该从甲午战争写起；也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应该从中法战争写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把美国打到谈判桌上和1970年代美国焦头烂额地从越南撤军。则标志着充满灾难和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彻底终结。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1964年原子弹爆炸之后，标志着中国已经真正跨入了大国之列。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苏联、美国和中国，这五支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这个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用东方古老的智慧谆谆教诲他的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我读《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黄纪苏那忧郁的面容和王小东那愤怒的神态。然而，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着列强群盗的虎视眈眈和官场学界的腐败无耻，钓鱼岛、藏独、怪叔叔、三聚氰胺、杨佳事件，哪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中国人不忧心如焚，哪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中国人不义愤填膺?

三十年来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崛起和“精英”的垮掉。精英阶级已经越来越堕落成为狭隘自私的利益集团。用黄纪苏的话来说，“精英阶级日渐腐朽，势不可挡的腐朽”。王小东和黄纪苏们对所谓“精英”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和强烈的怀疑，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民间的道德和智慧。

2008年是惊涛骇浪的一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海外青年的表现，他们与精英的堕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力量。他们的表现也再一次引发了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对于这本书的作者，大致也可以贴上一个“民族主义”的标签。从1990年代起，我就警惕和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当黄纪苏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向民族主义靠近的时候，我也一再明确地表达了对于民族主义的忧虑和批评。但是，批评民族主义，并不是要简单地解体民族国家，更不是要否定民族意识。中国的伪自由主义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容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却省略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阿锐基指出：“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_认同的时候，它才节节胜利。”“只有在欧洲，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联合成了强大的混合体，推动欧洲国家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建成了威力巨大的、名副其实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这个视角来看，真正重要的、需要阐述的转变不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资本主义权力分散到集中的转变。在这个被大大忽视的转变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和资本独特的融合。”(《漫长的20世纪》第13页)阿锐基引用韦伯的观点说：“只要民族国家不让位给一个世界帝国，那么资本主义也会长期不衰。”(《漫长的20世纪》第14页)从根本上来说，“自由派”对民族主义的敌视不过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买办主义性质。1990年代，“自由派”有一个颇为自得的说法，叫作“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然而，实际上，代替启蒙主义的是心照不宣的新权威主义和买办主义。权威主义和买办主义一方面妖魔化民族主义，一方面诋毁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主题。王小东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正是五四的一种历史的回声，同时，也是中国“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基本内容。

对历史惊人的“无知”是中国“自由派”的最大特点。这种对于历史的“无知”其实是对历史的有选择的记忆和强迫遗忘。例如书中提及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件。这一事件刺激了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人普遍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然而，主流媒体却用“信息”强行置换这种历史记忆，就像将抗美援朝、狼牙山五壮士、包身工、收租院从历史博物馆和教科书中删除一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方面把空洞华丽的表演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也把历史的删除也发挥到了极致，以致自由主义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也挺身质疑奥运会开幕式对二十世纪历史的删除。没有二十世纪，没有革命，今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从哪里来?毛泽东一再教导我们，“不要割断历史”。我们不要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也不要割断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要在天安门广场悬挂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画像。王小东一直关注“逆向种族主义”和民族自虐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用民族自虐的方式思考。“文革”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它使中国几代知识者丧失了健全的心智和思想。

在亚洲，日本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正宗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日本采用了最直接的“脱亚入欧”的方式，加入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之中。日本在西方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日本对于现代文明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逻辑有着清醒的认识，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随西方列

强，对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殖民侵略的帝国主义道路。日本通过成功地模仿西方，成为了亚洲的“优等生”。堀田善卫在《日本的知识》中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日本的崛起及其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引起了日本与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美国在亚洲的矛盾和冲突。

正如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把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辛亥革命后，列宁写下了《亚洲的觉醒》。按照列宁的说法，在反抗西方的过程中，“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社会主义是一种替代的现代化方案。1950年代，毛泽东把它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革命产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另一种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等于“启蒙”，等于“文明开化”。中国现代思想在对于现代西方文明适应的同时也包含了抵抗，在吸收的同时也包含了批判。章太炎否定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文明和野蛮等所谓“文明开化”的价值标准，拒绝追随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他在《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亚洲解放方案：“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互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古时常讲‘济溺扶倾。……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同年，孙中山在日本作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提出了新的亚洲想象：“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孙中山关于被殖民、被压迫亚洲联合的想象成为了后来毛泽东“第三世界”思想的先声。中国现代思想包含了反省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丰富内容。中国现代的革命也远远超越了现代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范围。黄纪苏的思想无疑也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范围，包含了理想主义精神：“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从西方手里夺过世界发展的领导权，为人类开一条量入为出、健康发展、价值真正多元的光明大道。”一方面清醒地面对现代世界民族利益竞争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却最终要克服民族主义和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创造出新的历史和新的价值。中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印度却是以民族解体和分裂的方式建国的。这一历史也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一个转向西方的过程。改革开放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洋务运动”色彩。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说：“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是剥夺普遍性的运动，我们现在也还身在其中。这个过程大约要三百年，还要有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中国人的文明观动摇了，似乎西洋优于中国。但一百年后，中国会展现自己的文明特点。到二十二世纪，人们也就可以用中国的、印度的原理来考虑世界的问题，那时洋务运动就该结束了。”中国是始终抵抗和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主义彻底征服的非西方大国。在中国，历史没有终结。东亚特别是中国的重新兴起必将导致世界秩序的重构，在这一世界的过程中可能孕育新的文明。中国和亚洲在完成了“救亡”之后，必将重新“回复”其自身文明的主体性。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提出的一个论断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日本人普遍认为，中国作为真正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从1950年开始的。当然，也有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所有传统的帝国都解体了，不仅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甚至前苏联帝国也解体了。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从传统帝国成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中国最早脱离了冷战格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发展之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必然“自然”重新恢复作为地区性霸权的地位，重新成为最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美国最终将被迫退出亚洲。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必然创造一种新的价值。甘阳提出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一国家”，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则是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一国家”。而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是“现代国家”的源头活水。当中国和印度重新崛起之后，西方文明必然恢复其“地方胜文明”的性质。考古学家张光直一直认为，西方文明是地方性的，中国文明才是世界性的。毛泽东曾经说：“中国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王小东和黄纪苏提出，我们必须有一种世界观，一种大视野，我们必须要有世界眼光，人类抱负。事实上，任何一个进步的阶级和上升的民族都将自己的价值视为人类“普遍的”价值，都要以这种价值观去与世界上其他的价值观进行竞争。

中国是唯一一个穿越了漫长的人类历史幸存下来的古老文明。我们必须为中华民族这种生存的智慧感到自信和自豪。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现代时期也许与中古“五胡乱华”的时候有着某些类似之处，中华文明经受着旧文明解体和被征服的巨大混乱、痛苦、黑暗和苦闷，当时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但是，经过漫长的黑暗和巨大的混乱之后，中国重新达到了新的辉煌灿烂的高度文明。

历史大变局借金融风暴已经拉开了帷幕。然而，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必须具有先进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首先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在美国崛起的后面，爱迪生和福特的现代技术发明和管理方式取代了珍妮纺织机和瓦特蒸汽机，电气化时代取代了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革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今天，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然而，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和“世界工厂”，必须实现产业升级和战略性跃进。王小东认为，是制造业而不是虚拟经济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中国不高兴》不是一本搔痒讨好的书，而是一本企图警世醒世的书。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中，充满了焦急和刺耳的声音。鲁迅把这样的声音称为“枭鸣”。它会使许多宠物一样的知识分子感到不高兴。但是，一个大国应该为《中国不高兴》这样的民间思想留下足够的生长空间。丰富的民间思想库是一个大国的幸运。

王小东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天命所归”。德国、日本和前苏联都在崛起的边缘崩溃了。中国有没有可能摆脱这种在赶超中崩溃的宿命，那就要看中国的领袖是否走向了政治成熟，是否能够带领一个忍辱负重长达两个世纪的民族走出历史的洼地。在德国和俄罗斯崛起的过程中，产生了康德、黑格尔、歌德、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德国尤其是一个伟大而悲剧的民族，既产生了康德和歌德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同时又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德国的毁灭。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接受命运的考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经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政治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文化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思想准备好了吗?

旷新年，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沉默的声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