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开

摘要：民国时期(1927年至1949年)的民主化运动是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三种社会思潮主导下的三种势力相博弈的民主化运动。保守主义思潮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权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使另两种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民主内容和民主形式艰难地调整着，发展着；自由主义思潮是民国时期一种主要社会思潮，它在与中国社会运动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并逐渐成为民国时期一种社会思潮，它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扩大了民主的社会基础。整体来说，在这三种社会思潮主导下，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呈现出民主与权威的对立统一，民主既削弱又加强了权威，权威既限制又推动了民主。

关键词：民国时期；社会思潮；民主化运动；特点

中图分类号：K258；K262.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2.005

民国时期是中国民主化运动发展的重要时期。整体观察，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2年至1927年，民主化运动探索时期。各种思潮交锋使民主化运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此也逐渐形成了保守主义(又称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主要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三种主要社会思潮。第二阶段，1927年至1937年，民主化运动曲折发展时期。在三种社会思潮主导下的三种势力博弈民主化运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努力造就并维护自己的权威，又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则着力发动广大社会底层民主运动，挑战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权威，在解构这种权威中重构新的权威即建立工农民主或人民民主政权。第三种势力则努力在这两大权威夹缝中推动着民主化运动，企求获得自身的权威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阶段，1937年至1949年，民主化运动转折发展时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现为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高形式下，三种势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种社会思潮也出现显著变化，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摧毁了传统权威即国民党南京政府丧失了大陆政权，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权威即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化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一、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特点

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民族危机与民生危机，促使民权运动得以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清末统治者开始进行统治方式的调整，以确保江山万千年。另一方面是社会底层民众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冲击着王朝的权威。在这两种背景下，保守主义思潮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变动，使中国民主化运动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因历史背景不同和策略需要，保守主义有种种表现形式，但要求维护社会现状和历史文化传统，反对社会重大变革是其基本主张。对于中国而言，面对西方冲击，保守主义思潮也由此兴起，既企求维护正统(皇权)、道统(儒家)，使社会稳定；又不得不接受进步的东西，以确保其既得利益。民国时期保守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道统地位，而“儒家思想与民主、科学并不是不相容的，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所认识”。

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有三种建设和活动值得关注：一是理论建设。强调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戴季陶、蒋介石等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一种阐释。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把“总理的主义、学说与大学之道”参和对照来讲：“大学之道，就‘体的方面言，是从‘明明德做起，其次在‘亲民，而以‘至善为止。就‘用的方面言，是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做起，其次在‘修身、‘齐家，而以‘治国、‘平天下为归。总理的‘三民主义与‘知难行易的学说，即是始于衣、食、住、行之微，而极于大同之治。所以知难致其知，而以行易致其用。所以总理的主义学说，除形式上富有时代的色彩外，其本质、方法、作用，完全与大学之道相符合的。”，可以说，蒋介石等的三民主义阐述及其运用，是把“体”放在“中体”上，把“用”放在“西用”，在坚持“中体”之上，吸纳“西用”，由此而谈及民权、民生。二是制度建设。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用”的方面，除了维护统治者个人及国民党党治权威过程中，逐渐专权和专制外，毕竟是由军政转向训政，然后向宪政过渡，由此在权力组织形式、法律制度构建等方面，体现出对民主权利的保障，体现民主参政的组织机构和民主参政形式的创新与探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38年设立国民参政会和各级临时参议会。这一方面为蒋介石个人专权和国民党党治增加民主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从社会上获取合法性和权威性”。三是经济社会建设。孙中山之建国大纲，是国民党南京政权合法性的又一个依据。因此，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事实上是为民主化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蒋介石在执政过程中，力图把三民主义与儒家伦理理念揉合为一体，认为凡信仰三民主义者必须以中国传统的“智仁勇三达德”和以忠孝为核心的“四维八德”进行思想修养和规范行为。在此基础上推动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等。这些建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可以说，以上三方面都受到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主要受这种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目标模式来说，维护统治权威和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皇权(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尊重，二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之所以能够吸纳和规划一些民主，就在于它修正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它的政党组织和政权组织体系中集中体现和牢牢把握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正统性的无庸置疑和绝对权威的确立，由此而发展成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另一方面，修正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使其政党政权获得了道统地位，既是传统儒家思想又是辛亥革命开启以来的革命思想。在这种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主化运动必然体现出对正统权威的不可侵犯，以及作为统治政党和统治者个人的权力至高无上。

第二，从实现形式来说，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及可控性的参政、议政。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是始终为执政党和执政领袖掌握下的民主政治的选择和对民主参与的掌控。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从训政到宪政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议事机构和议事形式都表现出执政党国民党的推动和对其控制。例如，在确立以党治国体系下，先后引入了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外交、经济、教育、立法等部门。又如，1938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和各级临时参议会：从人员结构来说，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等接受遴选出席参政会；从议事而言，可对政府决策加以审议和质询；从社会作用来看，一方面是国民党南京政权得到更泛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受到一定的约束。“各级民

意机关尽管尚程度不同地缺乏现代民主政权民意机关的制约功能，但其有限权力对行政权力运行也能发挥一定监督作用。”这种有限性的政治开放，恰恰体现出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是可控制有选择地对民主的推动。

第三，从制度保障来说，通过宪法(约法)和法律的制订和修改，确保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同时又引导着民主意识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取向。民主制度的设计、建立和修正既是民主化的一个内容，又是民主化运动的结果。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制度选择与修正或创新中，较多地体现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除了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及其修正、《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等之外，还订立了一系列法案，例如：1931年的《户籍法》，1932年的《铁道法》、《预算法》、《小学法》、《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1933年的《兵役法》，1934年的《储蓄银行法》，1935年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央银行法》等。这些宪法(约法)和法律的订立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权、民主获得保障，可以说是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成果。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保守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实质上是民主与专制的博弈。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民主化运动，就是在专制上呈现出的“开明”专制或说是有民主制约的专制，在民主上表现出是被权威、专制所限制的民主。整个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由于统治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个人的性格特征，使天平倾向于专制这一边，以至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趋势。

二、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特点

自由主义思潮与保守主义思潮相伴相生。由于中国社会新阶级、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的崛起和保守主义思潮主导下的专制制度的调整以及传统权威的削弱，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救国思潮在中国兴起。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下的民主化运动呈现出各自特点。

第一阶段为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说从1860年至1910年，自由主义思潮传人并在中国萌生。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主化运动的特点：首先是民主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民主观念的培养和对宪法的推崇，其实质是用民主制约专制；其次是，新兴阶级、阶层与原有的统治阶级妥协，寻求其权力表达的途径，以改良作为手段，推动民主的发展。1895年的“公车上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民主化运动的肇始。自此之后，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推崇西方宪政理论，倾慕英国、日本君主立宪制下取得的成就，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制度并通过变法维新方式加以推行。其中，康有为宪政思想中的君民之平等观、分权与制衡的合理性、公民自治理论下的地方自治等三个方面成为后来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之源。当然，康有为的立宪思想存在着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第二阶段为20世纪初前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至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止。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潮勃兴，并借助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广泛地宣传民主、人权思想，并逐渐从精英阶层扩展到平民阶层，继而提出了“平民民主”等主张，而更为重要的是把代议制民主和公民自治理论下的地方自治纳入到制度设计和政治治理中去。概而言之，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改良转向革命，以推翻封建专制为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也就是由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孙中山领导下的辛亥革命而创建的中华民国以及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为着一个民主共和。二是强调宪法下的代议制民主，以获得资产阶级的权益的保护和表达。在民初的制度移植中，建立国会、组织政党、制定宪法等相继推进。只是这种移植代议制无法有效运转，先有政党政治的破产，接着是国会运作的失灵，再就是宪法的孕而不产。但无论如何，这种民主政治运作形式以及随后而生的新文化运动都从思想和行动上极大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运动发展。三是着力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使民主化运动从精英阶层逐渐扩展到平民阶层，形成和推动了“平民民主”。以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的挫折和失败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为契机，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更紧密地与社会相结合。首先是以胡适等为代表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张的“好政府”主义、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2年5月，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第2期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虽然，1922年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建立了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等被称为无党无派的“好人”的“好人政府”，但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保派”直系军阀赶下了台。在此之前，胡适在1921年《努力周报》第19期，提出“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的主张并断言反抗联省自治这面“旗帜”的，一定要失败。然而，这种思潮在喧嚷了两三年之后，也就消沉下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精英民主的挫折和失败。其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者以及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分野后的激进主义者，则积极推动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由于广泛动员底层民众参与“废约”运动以及“直接民权”运动的推动，精英民主运动向着平民民主运动转向。

第三阶段为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至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跨台。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主化运动是在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和共产党的以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红色政权两大权威中寻求自己的出路中进行的。具体来说：一是第三条道路的开辟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者们既对保守主义下的专制不满，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恐惧，由此希图能够找出一条自由主义通向权威的道路。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政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蒋介石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钓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自己的组织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希望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与此同时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而后逐渐发展成“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

在民国政坛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希图走“第三条道路”。这些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团体及政党，或通过思想激辩，或发动社会运动与执政权威抗争，努力推动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二是企求与两大权威的合作，以寻求表达自身诉求的途径。由于社会的变动发展的结果，在保守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有自己执政的范围以及在抗战中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这种共治或分治都具有相当强的权威，使得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民主化运动发生分野：一是思想分野，如全盘西化，社会民主主义等。二是队伍分野，以宋庆龄为代表，以胡适、张东荪为代表，以梁漱溟等为代表。三是运动形式分野，思想启蒙式、社会改造式、政权改造式等。而这种分野，必然的不是建立第三极的权威，也不可能建立第三极权威，只能是在两极权威中寻找依附者或在两极权威空隙中寻求自身权威的表达。三是转向与社会底层的民主合作，出现了新的表达机制。在与共产党及其政权接触的过程中，由于其关注人权和关注民生，甚至论及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这就必然使自由主义者向社会底层转向并与社会底层运动相结合，由此出现了新的表达机制。例如，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国民党南京政府中的国民参政会议，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主义运动等即时这一转向的成果。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下的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特点

激进主义思潮的出现，主因是面对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能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和可实现的目标。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既有思想层面的原因即西学的大规模的输入，更有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即“空前政治危机”、“文化取向危机”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一批激进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其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激进主义思潮中，最为靓丽的奇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逐渐成为主要社会思潮，由此也带来了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的新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的影响，是循着表达、实现到发展民主权利次第而行的。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从精英民主转向平民民主，以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主运动为主体和主要动力，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扩大了民主的影响，先后建立起工农民主、抗日民主和人民民主政权，由此构建起新型的民主和权威关系。

第一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主要为社会底层的民主权利表达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工农运动相结合，造就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多方面表达了工农民主权利并努力争取实现之。首先是工人组织的形成，如职工同人会、工人十人团，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等。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等问题，这是“全国工人团结与全国总工会诞生的先声”。其次，工人的斗争和运动，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迅速地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1922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及“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主要关键”。1922年8月，开始了全国工人劳动立宪运动，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宪法案，接着是反对外国资本家虐待，争取罢工、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斗争。第三，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广泛的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其他阶层展开了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军阀，争取民主、自由及各种权利的民主化运动。如“五卅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和“废约”运动，北伐战争期间广东、两湖、江西等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广大工人、农民等在表达自己的民主权利的同时，努力争取实现自己应有的权利。

第二时期，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至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1937年国共两党开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止，主要为实现工农民主权利时期。面对着举起屠刀杀害曾经的合作者，继之又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统治，逐渐走向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南京政权，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进攻长沙受挫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7年11月，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局部执政。此一时期，主要依靠工农民主政权，通过工农武装运动，对内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独裁，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在根据地广泛实现工农民主权利。如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大规模地展开，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艰难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也在积极地建立和推动。

第三时期，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民主权利发展时期，实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下，这一时期的民主化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内容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民主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民主政权建设取得丰硕的成果。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榜样。早在1937年7月至¨月，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的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选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提高了群众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就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之权。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亦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确保抗日民主政权阶级构成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政权建设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是调节解放区各抗日阶级之间关系的合理的政权形式，它是共产党约束自己而不是强迫群众选举自己的制度。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向着人民民主政权发展，解放区逐步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1948年，毛泽东对解放区的政权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确定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兴起和发展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激进主义)三种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影响着的民主化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整体来说，在这三种主要社会思潮主导下，民国时期民主化运动呈现出民主与权威的对立统一：民主既削弱又加强了权威，权威既限制又推动了民主。

责任编辑曾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