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菁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三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介绍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北,为何李先念被选中回到自己的家乡任一把手?“从1926年参加黄麻起义,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斗争了近20年,非常了解情况。”李先念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向记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建立一个根据地,考验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李先念无疑在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领导能力”。

1949年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黑白之战”

那时的湖北,跟全国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替,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黄达说,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他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很快稳住了市场。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在他身边工作11年的秘书黄达,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当时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分别找李先念谈话,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对于自己的新角色,李先念思想准备不足,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一天,毛泽东特地打电话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再次说: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李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

1960年,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访华,毛泽东安排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还向格瓦拉介绍:“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关于粉碎四人帮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的程振声说,“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它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表明已经弄清了这个历史事实,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几个月后,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记者也曾采访过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他们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而程振声忠实地记录下来——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3个关键人物取得一致后,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华国锋在接受程振声的访问时说,与叶帅商量好计划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

三朝元老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某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他把我叫进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一些问题问我,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他都听进去了。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因为在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有一段时间,李先念又被写大字报,称他为“大叛徒头子”。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毛泽东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了自己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

“李先念为人比较老实,没什么野心,所以最高领导也对他比较放心。”程振声说。周恩来去世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曾讨论过总理的人选,在谈到李先念时,毛泽东的回应是:“是好人,但‘软了点。”也许正是这个不温不火的“软”保护了李先念。

在黄达印象中,性格温和的李先念,“很少有声色俱厉的时候”。1954年被调到北京后,有关方面安排李先念住在按院胡同。工作人员给房子粉刷一新,又重新加固,院子四周加了电网。“老人家一看真发了脾气,把我和另外一个秘书找去,问这是谁拿的主意,批评我们这样做太脱离群众。”负责房屋维修的是财政部行政处,处长赶来向李先念解释:粉刷廊柱是保护木材的需要,拉铁丝电网则是公安部的统一规定。李先念这才消了气。后来因为工作变化,李先念一家又搬到中南海东华厅,有一次房子需要翻修,黄达问李先念有什么要求,李先念想了一下说:“我爱洗头,你给我安个大脸盆吧!”这是这么多年黄达记得的李先念提出的唯一的要求。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