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汉

平水韵的“十三元”这个韵目中。单凭普通话的语感，“魂浑温孙”诸音很容易和上平声的“十一真”、“十二文”和下平声的“十二侵”混淆；而“元烦言轩”诸音很容易和上平声的“十四寒”、“十五删”，下平声的“一先”、“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混淆。一个“十三元”就扯进去平水韵10个韵目，占了平水韵30个平声韵目的三分之一。以其不易分辨。当今从事传统诗词创作的人，几乎无人不知“该死十三元”这句话。于其所自，笔者知道有10余种记述，它们都和清代的高心夔有关。高心夔(1835-1883)，字伯足，号碧湄，江西湖口人。成丰十年(1860)庚申恩科进士，官吴县知县，《续碑传集》卷80有传。所见有关高心夔的记述，多有歧义，笔者于此略作剖析，以就正于方家。

笔者所见最早记述“该死十三元”的当是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记，谓高心夔：

朝考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以己未会试中式，覆试诗亦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阁运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京师人以为口实。久馆故尚书肃顺家，肃待之厚。庚中殿试，肃方管权张甚，必欲得为状元。询之日：“子书素捷，何时可完?”高日：“申酉间可。”至日，肃属托监试王大臣于五点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而高可必得第一矣，然高卷竞未完。于是，不满卷者多至百余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钟雨人，素不能书，自分必三甲者，竞捷状元。说者以为有天道焉。然高实名士，文章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两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后为令江苏。两署吴县，无政声。尝断一富人买妾事，误信市魁，诬为他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缢死，富人伤之，亦白缢。高遂病失心一年卒。

李慈铭(1830-1895)，浙江会稽人，同治九年庚午(1870)举人，光绪六年庚辰(1880)进士。此人乡试考了11次才考了个举人。中举人后，北游京师，谋得一职，又“为人所绐”。在北京竟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是在家乡的老娘卖掉田地，才使其反里。其后。又考了五科，才中的进士。这样一位比高心夔还年长5岁的人，对科场上“开后门”的肃顺和“走后门”的高心夔憎恶之情，自在情理之中。这段文字对肃顺、高心夔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也就不难理解了。文中的钟雨人即咸丰庚申恩科状元钟骏声；文中的王闽运(1832-1916)。字纫秋，又字壬秋，自号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咸丰五年乙卯(1855)举人。《清史稿·肃顺传》谓“肃顺日益骄横，睥睨一切。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闽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此处将“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著作权”归之于王闽运，当是王闽运亦为肃顺门客，彼此熟悉的缘故吧!翁同稣《翁文恭公日记》咸丰十年七月七日日记谓“碧湄曳裾侯门，为时讪笑。”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士林对高心夔的鄙视态度。李慈铭认为。肃顺和高心夔折腾一阵子，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有天道”的存在，才使“索不能书。自分必三甲”的钟骏声白捞了个状元。高心夔做官后竟然“无政声”，甚至由断案致死人命，不能不说是对这位“名士”、“名流”的极大讽刺。

在高心夔中进士的前年，也就是咸丰八年，发生了清朝科举史上的重大案件，——“戊午顺天乡试科场案”。此案牵扯到顺天府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莜。《清史稿·柏茯传》谓：“柏蔹素持正，自登枢府，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不协”，“(咸丰)九年，谳上，上犹有矜全之意，为肃顺等所持”。薛福成《庸庵笔记》谓肃顺当殿力争，认为科举是“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最后才使“柏萑遂伏法”。此案总计惩处91人，其中斩决5人。《清史稿·肃顺传》最后“论日”认为“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於其间耳。”就是说指肃顺假借科场之名，行张扬权势之实，故意罗织罪名以泄私忿。

笔者对李慈铭记述的疑问是：柏莜被杀的事儿才过去一年，肃顺就敢如此张狂，把“开后门”的事儿。敢“属托”地位极高的“监试王大臣”?他就不怕“监试王大臣”参他一本，落个柏萑的下场?肃顺和高心夔之间的这种高档机密，知情者只有“监试王大臣”和高心夔，在肃顺被杀之前，他们不可能将此事张扬出去，因为他们也在参与舞弊，一旦被劾，罪名可知!李慈铭说的这次是“庚申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成丰帝是要在场的。《清文宗实录》卷317咸丰十年四月戊子条谓：“上御勤政殿，召阅卷官人，亲阅定进呈十卷甲第。”肃顺就敢当着成丰帝的面如此胆大妄为?他去年说过的“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这么快就置之脑后?在肃顺被杀之后，也没见朝廷对“监试王大臣”和高心夔有任何不利的动静，高心夔还去做他的知县。倘若真有此事，参加这场殿试的“概置三甲”贡士们还不个个衔恨，趁着肃顺倒霉的时候来个“集体上访”，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祈正需要这些材料呢!但是肃顺被杀的罪状里却没有这项内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慈铭所记述的“该死十三元”的问题，出在“会试”和“朝考”上，和“庚申殿试”没有关系。

《庸庵笔记》是薛福成(1338-1894)自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十七年(1891)“平生见闻随笔记载”，关于高心夔一事的记述与李慈铭所记大体相同，但也小有修正：一是对高心夔的人品有所提高，谓高“以知县分发江苏，权吴县数年，颇有声绩。然性偏而政酷，卒以此被劾，忧愤而卒。”二是第二次出韵是因为“碧湄因急欲交卷，心手忙乱，试帖诗又出韵，遂列四等”。所以，“碧湄两次出韵，皆在十三元韵中。衡阳王纫秋孝廉(闽运)赠以诗曰：‘平生两四等。该死十三元。”

刘体仁《异辞录》一书，主要记述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人物和史实。刘体仁的父亲刘秉璋和高心夔同是咸丰十年同榜进士，且都在二甲。刘秉璋后官至四川总督。文中，刘体仁称其父的谥号“文庄”，刘秉璋光绪三十一年(1905)病逝，此条记述最早不会超过光绪三十一年，距高心夔中进士已过了45年。《异辞录》给人的印象是刘体仁记述的内容源于其父，但他却是照抄《越缦堂日记》。他也只能照抄，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事儿，他能说清吗?不同处在于：“庚申殿试”，道是肃顺是“索爱才”，而高心夔又是“国士”，肃顺才让高“必欲得为状元。”。这使肃顺的人品又高了一步。《异辞录》中没有高心夔做官后的记述，显然是有意对高心夔作了回护。如果咸丰十年庚申恩科闹出许多是非。对刘体仁的二甲第八名的父亲又有什么光彩?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

高心夔，字伯足，江西名士也。居京入肃顺幕，甚尊礼之。会咸丰已未中进士，肃以大魁许之。及覆试日，试题为柳暗花明又一村得村字，属十三元韵。高诗出韵，多涉十四寒，遂置四等，罚停殿试一科。次年，置庚中恩科，始

得殿试，肃嘱诸监试大臣待高氏完卷，不论时之早晚，即一律收卷。于是不完卷者甚众，其实为高大魁计也。高列于二甲中，并非高第。朝考日，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叉属用“十三元”韵。(自注：本唐人孙逖夜宿云门寺诗。)高复出韵，置四等，归班铨选。(自注：此项既未指定何官，永无选期，空言耳。)当时有人嘲之日：‘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高氏后捐纳知县。分发江苏，署苏州某县，因案而自缢，究莫名其妙，盖俗所谓缺德之果也。当庚申廷试抓卷之事，肃虽为高氏谋，其蓄害人之心，士子无不切齿。故其大辟之日，人心大快，不仅为屡兴大狱也。

文中所谓“覆试”，指会试中贡士后的覆试。今作“复试”。会试考试帖诗不能带韵书进人考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中提到考场例外带入韵书的情况，就是会试后的复试，“题目前为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每名给官韵一本。”这种复试，既然有“官韵”在手，高心夔再蠢，也会翻翻韵书，何至于出韵?商衍鎏为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也为清代最后一科的探花，所记当不会有误。清代的读卷标识，有o、△、＼、一、×(即圈、尖、点、直、叉)五种，代表五个不同的等级，类似我们今天的五级记分法。如果是“四等”，就是“一”，类似我们今天的“不及格”。“罚停殿试一科”，就是“没考上”。

崇彝说是高心夔连续两年的考试，都“栽”在“十三元”上，在这里出现了以“十三元”为韵具体的题目，即“柳暗花明又一村得村字”和“纱窗宿斗牛得门字”，第一次还“多涉十四寒”。考场上的一首试帖诗，最多八个韵字，出韵一个字，就不得了，高心夔倘是“多涉”就无异于白痴了。“高氏后捐纳知县”和“因案而自缢”等语，都是想当然的瞎说。对“该死十三元”的著作权的归属也只是模糊地说成“有人”。此书记有丁巳年(1917)的事儿，距咸丰十年(1860)已过57年，所记有误，不足为奇。又崇彝此人是咸丰朝大学士柏萑之孙，行文中谓高心夔的“自缢”，是因其“缺德”，“肃虽为高氏谋，其蓄害人之心，士子无不切齿。故其大辟之日，人心大快，不仅为屡兴大狱也”。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八章“科场案件与轶闻”谓：

又有恃势力而卒不能达其志者，成丰九年，肃顺正当国，新贡士高心夔，江西名士也，在肃顺幕中，肃欲以大魁与之。及殿试肃顺为监试王大臣，倡言整顿场规，请颁寿字御印出，而阴告监场御史及收卷官，候高心夔交卷，即传撤卷。时尚未黄昏，凡用意求工者，均未交卷，于是尽以寿字御印钤之，皆置三甲。当时皆深愤肃之专横，不惜扼抑群士，以庇一私人，高遂为人所指目。读卷大臣内有某公，性素倔强，高卷适分其手，即加以巨点，置之次等。并语阅卷同列日，今科殿试极不公，外议籍籍，此高某卷，吾以勒抑之，倘有诘责，吾愿受过，诸人遂不敢加圈，缘是高卷竟不得登科。及朝考叉因试帖出韵，降列四等，以知县归班。高自叹诗，有“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之句。谓其皆因出十三元之韵。而两次列四等也。其后任江苏吴县知县，而巡抚为吴元炳，即前殿试时身受其害者，至此末忘前事，遇事与高为难，而高终于去官。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恃势凌人者，又有何益也。

商衍鎏强调的是，不能“恃势凌人”，否则“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不但考试时“为人所指目”，就是以后当官也让你不顺心。咸丰九年这一科，如果高心夔不遇上“性素倔强”的“读卷大臣某公”，高心夔的卷子不是“适分其手”，在“肃欲以大魁与之”的情况下，弄好了就成状元了。这段文字不同于其他记述者在于，“殿试肃顺为监试王大臣”。肃顺竟然敢用“寿字御印”作为“未交卷”的记号，这很难令人相信。查《清代帝后玺印集成》，在六册2919方玺印中，“寿”字印只乾隆朝有一方，咸丰朝无此玺印。当是由《清史稿·肃顺传》“肃顺擅坐御位，进内廷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敷衍而来。高心夔会试、殿试、朝考只是发生在“咸丰九年”这一年的事儿。殿试是不考试帖诗的，“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从清初至清末相沿未变。”(《文史知识》1984年第四期王道成《清朝的殿试》)，所以，商衍鎏只说“及朝考又因试帖出韵，降列四等”，这样一来，下文的“双四等”就没有了着落。这段文字“缘是高卷竟不得登科”也是误记，高心夔不是在咸丰十年“登科”了吗?另外，“某公”对高心夔的卷子“即加以巨点，置之次等”的说法也有漏洞，考卷上加上的“点”再“巨”，还是个点儿，属三等，不是“次等”，更不是“四等”。这里商衍鎏说是“高自叹诗”。而不是“王闾运嘲以诗云”或是“有人嘲之”。据商衍鎏自记，此文作于1956年，上距高心夔的“新贡士”，已近百年了，据传闻所记，难免有误。

后来的文人们，对高心夔的同情渐渐多了起来，编故事时，总是为高心夔的“平生双四等”找到合适的理由，如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到高心夔殿试时，“是日忽腕作楚，书颇缓”，才导致“置三甲末”。(其实，高心夔是二甲第十五名!)另外，郭则法《十朝诗乘》、李宝嘉《庄谐诗话》、孙静庵《栖霞阁野乘》、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等均有记述，都提到了“该死十三元”，都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故事。

现代的人对远去的肃顺、高心夔已经不感兴趣了，只是这副联语还在人们的生活中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张伯驹《素月楼联语》云：

高久不第，一岁成进士，覆试后肃索其诗稿，悄通关节，乃诗十二文韵，高误押十三元，榜出置四等。及朝考，诗题限十一真韵，高又误押十三元。肃见之，顿足日：“该死。”遂又列四等。阎运调以联曰：“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肃闻为捧腹。

肃顺说的“该死”是对高心夔恨铁不成钢，肃顺的“捧腹”，是因为王闽运的联语中有他说的两个字。1961年编成《素月楼联语》的张伯驹已不去再管前人是非，只是认为对联“自来佳制如天造地设，虽鬼斧神工，难穷其妙”(《素月楼联语·自序》)。

百余年间，李慈铭和以后的文人于高心夔的故事和“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这一联语屡载不绝，五花八门，各有说词，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不外乎三点：一是肃顺政敌在政治上的需要。肃顺当政时，“持不同政见者”敢怒不敢言，“肃顺败，论者摭拾事故诬之”(李宝嘉《庄谐诗话》)。二是书生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读书人十年寒窗，甚至几十年寒窗为博一第，但最后还是名落孙山；即便是考中，也不如高心夔来的便当。便编写“走后门”者的故事，以泄心中怨气。三是考生对平水韵的不满。“十三元”确实给考生带来许多麻烦，“该死十三元”，人人心中皆有，但人人口中却无。恰值高心夔两次出韵，加上出句“平生双四等"52整的对仗，也就流传开来。笔者以为，前两个原因，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后一个属于音韵的问题，还在困扰着当今一部分从事传统诗词创作的人，我们就不能不予重视了。

“十三元”为科举考试和平时作诗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作诗的人当然痛恨“十三元”。除“十三元”外，平水韵的其他韵目，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脱离实际语音的平水韵，让科举的考生们吃尽苦头，他们当然想废除这种音韵，但是时代不允许。我们在全国通行普通话的今天，再去创作传统诗词，为什么还用平水韵和由平水韵改造过的“词林正韵”呢?“十三元”该死，难道整个平水韵系统就不该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