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立　阎　莉

摘 要:南京明城墙兴建于明朝,最初的用途是军事防御,所以,城墙坚固耐用,这是明城墙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朱棣当权时,南京作为“留都”,政治地位下降,城墙建设开始不受重视。至清朝和民国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明城墙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后,明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开始走上了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南京;明城墙;历史;保护

中图分类号:K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0-0126-03

一、南京明城墙的兴建与完善

从历史上看,南京明城墙是在南唐都城的基础上利用它的南面和西面城墙加以拓宽、加高进而扩大建成明都城城墙。而南唐城墙可上溯至东吴黄龙元年(229年)建造的都城建业。根据文献记载,孙权在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21年)自京口迁至株陵,第二年就在石头山上楚国金陵邑的旧址上修建石头城。至于东吴的建业都城,则位于石头城的东面。北依覆舟山和玄武湖,南近秦淮,东凭钟山西麓,西隔冶城山与石头城相望。①

东晋和南朝时的建康城阙和宫殿,虽然大体上继承了东吴的基础,但各代都有兴筑。像建康都城,原来只有土城和竹篱门,到萧齐建元二年(480年)就全部改为大砖砌造。唐末五代时期,对于城郭的建造有了新的发展,“初伪吴杨行密子溥,在唐末,取升州(今南京),从将徐温自领升州,改筑城郭,为金陵府,至石晋天福元年,伪吴天祚二年(936年),温假子知诰篡吴,以金陵为西都,改金陵府为江宁府。遂以府治为宫,以城为都,国号唐(即南唐),复姓李,更名昪。城周二十五里,比六朝都城近南,贯秦淮于城中,西据石头,即今石城,三山二门:南接长干,即今聚宝门;东门以白下桥为限,即今大中桥;北门以元(玄)武桥为限,即今北门桥。”②

南唐的金陵城经过上述两次扩建后,把著名的石头城和秦淮河都包入城内,其范围大体上东到今大中桥,西抵今水西门和汉西门,南及今中华门,北至今北门桥,相当于明代南京城的西南大部。当时的城墙上宽两丈五尺,下宽三丈五尺,高二丈五尺。凯有龙光、栅寨及上、下水门和东、西、南、北共八门。在宋元时期,城郭规模依旧,只是对城墙几度修治。

1356年4月10日,明太祖朱元璋率部占领了集庆路。1357年,朱元璋继续实施池州学正朱升“高筑强、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以应天府为基础,逐步扩大势力范围。1360年,为抵御陈友谅的进犯,朱元璋在修筑既有城池的基础上,又营建了虎口程和龙湾城两座城堡,这是朱元璋修筑城墙的开始。1373年,朱元璋下令将南京明城墙加高增厚,范围是京城城墙“围五十九里”,皇城是“围十四里”,并增筑国子学百余间,增建历代帝王庙,开挖太平门外城壕。到1378年,朱元璋亲自过问城墙的修建工作,并召集工地上的督工训话,严厉指示他们不许怠慢工作。但是,一直到朱元璋去世时,修建城墙的工作仍没有完成。后来,朱棣迁都,修建明城墙的工作也就停了下来。

朱元璋以元集庆改路为应天府,大建城域。“在旧城之外,惟聚宝、三山、石城三门仍旧,起通济右转至清凉则皆新拓之,周九十三里,外垣倍焉。此南龙一统之始也。”③明初在此基础上把南唐都城之外北面的卢龙山、鸡笼山、覆舟山、龙广山、马鞍山等诸山,统统圈入城内。沿外秦淮河向东、西延伸,“据岗垅之脊”转而合拢,形成全长33676米,“东尽钟山之南岗,北据山、控湖,西阻石头,南临聚宝,贯秦淮于内”,④上建垛口(雉堞)一万三千六百一十六个,窝铺二百座的一大古城。

南京明京城,除上述南唐都城城门改名聚宝、三山、石城并加以扩建外,还在适当部位开门十座:“南曰正阳(今光华门),南之西曰通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今名和平门。清初,因自此门出击郑成功获胜而改名‘得胜门)曰金川、曰钟阜;东曰朝阳(今中山门);西曰清凉,西之北曰定淮、曰仪凤(今兴中门)”⑤,共计十三门。为了都城的安全,在杨吴引秦淮水入城(俗称内秦淮河)的出入口处的通济、三山二门各建水门一道,现仅存下部石壁和墙壁上闸门石槽。至于瓮城,现仅存聚宝、神策二处和石城门瓮城的一半。

综合各方面的文献资料,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南京明城墙在明代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平面形制方面:非方、非圆,多角不等边,周长为33676米。高矮随地势起伏而定,各处宽窄不尽相同,最高处二十多米,最低处近十余米;最宽处为十米,最窄处大约三到四米。

墙基处理方式:第一类,条石墙,内部以块石、乱石与黄土夯填或以城砖砌筑;第二类,城砖墙,内部以城砖砌筑或以黄土和块石夯填:第三类,条石、城砖混砌墙,内部以城砖砌筑或以城砖和土干叠;四类,包山墙,内部为山体。

砌石与包砖方面:条石一般长为60-120厘米、宽90厘米、厚35厘米。城砖大约长40-44厘米、宽20-22厘米、厚11-13厘米;部分是用高岭土烧造的“瓷砖”。城砖之上大多刻有铭文,依据铭文,约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5省、28府、152县等不同的单位参与城墙建造。

城门方面:共有十三座,为券洞式砖砌门洞,上建城楼。其中七座城门之外建有瓮城,包括内瓮城六座,外瓮城一座。

瓮城方面:共有六座内瓮城,一座外瓮城。内瓮城中有聚宝、通济和三山三门具有三重瓮城,每座城门都设有双扇木门和千斤闸。聚宝门瓮城开辟有27个藏兵洞,通济门瓮城平面呈船形。

水关与涵闸方面:在跨越内秦淮河的城墙地段修有结构基本类似的东、西水关,东水关三层共33个券洞,下层11个券洞通水,上层22个券洞增加水关的机动防御能力。除此之外,还在内外河流、湖泊进出水处设置涵闸十多座。

雉堞与女儿墙方面:墙顶内侧筑女墙,外侧筑雉堞13616个。

角台与角楼方面:情况不详,也未见记载,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遗迹。

窝铺方面:根据史书记载有窝铺二百座,但到目前为止,未见遗迹。

排水方面:城墙顶部用桐油、黄土、石灰拌和封顶。墙体自上而下有防水层,墙体内壁沿口有石质明沟汇城顶之水,由石质水槽导入城下阴沟。

护城河和吊桥方面:利用周边的河流和湖泊稍加开挖而成,并使之相连。吊桥不明显,尚未发现遗迹。

外城郭方面:外郭周长120里,开有十八座城门,控制城墙之外的制高点。墙体主要为土夯城门和主要地段包砖。

二、清朝、民国时期南京明城墙演变情况

自朱元璋死后,永乐年间,朱元璋之子朱棣迁都北京。虽然南京位于南北中央,长江要冲,但迁都还是造成了南京政治、军事、文化地位的下降。自此以后,南京明城墙基本没再扩大规模。

到了清朝,虽然南京市城市格局有微小的变动,但这些变动对明城墙影响不大。以顺治六年(1649年)初建的八旗驻防城为例,它将明南京故宫从南京城内划开,以安置旗人居住生活,从城区局部上更改了南京的布局。相反鼓楼以北的大片地区都未得到开发利用,是纯粹的无人之地。真正对明城墙产生影响的是清朝末期,随着维新改良运动的兴起,有官员在城市建设和规划时或多或少改造了明城墙,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

1895年,张之洞为配合新建的南京港第一座由官方建造的码头,自“仪凤门外下关淮口以西新设码头起,修造马路至城内碑亭止,计长十五里”,从碑亭巷到两江总督府延伸至通济门驻防城边,成为贯通南京城区南北的主干道。这条道路的贯通,突破了自明代以来以明城墙划定城区的格局。随着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南京明城墙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增加城门、拆除皇宫城墙的呼声越来越高。

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举办“南洋劝业会”,为中外宾客提供游览场所,在临近会场的明城墙上增开了一座新城门——丰润门(现称玄武门)。这座城门的开辟,打通了通往玄武湖的通道,使玄武湖成为南京的“后花园”。1914年,由南京下关商埠局首先倡导下,为开辟新的街市,繁荣沿线码头,在仪凤门以南又新开了城门——海陵门(现称挹江门)。可以说,在整个清朝时期,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明城墙阻碍了城市的扩大,人们也没有把明城墙看作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于是,明城墙不断被开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开始大规模拆除明城墙主要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拆除所得的城砖由南京筹办旗民生计局变价作卖。这样,拆除的城砖不仅散失在本地各个角落里,也流失到外地。这种“以工代赈”式拆墙行动是以后拆城的前奏。1928年,国民政府令南京市政府拆除自神策门至太平门一段城垣。消息传出去后,立即遭到了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社会名流及文化名人的反对。但民国时期对拆城呼声一直都没有停止,而且这个时候的拆城表现得更加隐蔽,表面上不破坏城墙,实质是利用城墙做城防工事,无视明城墙的历史文物价值。

1934年,由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提出了《关于南京城防的建议案》,在《建议案》中将修葺南京明城墙列入了城防计划。这个观点一提出就受到广泛关注,当然,客观上这也是南京明城墙在1930年至解放前一段时间得以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解放战争期间,南京的军事当局仍然寄希望于城墙的防御功能,并在1948年9月21日首都卫戍司令部会议室召开“南京城防城垣暨护城河工事整顿会议”,做出了九项修复城墙及相关工事的决议。但是,在近代飞速发展的火兵器时代,南京明城墙已失去了传统意义上军事防御价值。

明城墙在清朝、民国期间的发展轨迹表明,南京明城墙与其它历史文物一样,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由当初建造时的军事实用价值向历史文化价值转变,而人们对明城墙价值的认识则走过一段弯路,甚至付出了代价。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建筑物来改造,这在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生产力低下,人们只好拆除明城墙进行各类建设。好在有识之士的保护下,明城墙得以保存。

三、建国以来的南京明城墙

1954年夏季,南京经历了二个多月的强降雨,长江水位居高不下,城内大面积积水,许多地段城墙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所以,9月13日,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南京古城墙“除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有助于防空、防洪以及点缀景点的部分应予保留外,其余一律拆除”,以疏通城市交通和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南京市政府成立了临时拆城工程处,开始拆除一些地段的城墙;在有过往行人或住家的地段城墙下,搭建临时性遮挡通道,实行以工代赈。事实上,这次“拆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当时建国不久,政府尚无力投资修建城墙,同时这也是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临时性措施,这与国民政府拆除“驻防城”有本质的区别。然而,从实际“拆城”行为看,这次“拆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到1958年的下半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许多建有古城墙的城市出现了拆城大潮。在南京,有关部门将拆城机构下放,以城砖来弥补建设用砖不足,逐步失控。当时只要有居委会一纸证明,就可以按照拆城处指定地点搬运拆下的城砖。这个时期大规模“拆城”行为,给南京明城墙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处于失控状态的南京明城墙,杂草灌木丛生,城墙原有设施被破坏,排水不灵,致使墙体渗水严重,墙体坍塌、剥落、开裂等。在这种特定的年代和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南京明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几乎被忽略。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南京明城墙的历史文化价值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拆城”行为从根本上被遏止,南京明城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82年7月16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保护城墙的通告》。1984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南京城市规划纲要》等文本编制完成,它们在强调城市布局中突出古城格局及环境特色时明确指出:“旧城的标志最有价值的当属明代四重城池。”

1988年国务院公布南京明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市城墙管理处,作为南京明城墙保护、维修、管理的专门机构,每年拨出专项经费对南京明城墙进行抢救式修复。

1989年2月21日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十届八次会议制定了《南京市文物保护条例》,保护条例经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七届八次会议批准通过,其特设专门条款规定:“南京明城墙实行重点保护。城基两侧的保护范围各不少于15米,现有非文物建筑与构筑物应逐步拆除,不准拆建、改建、新建。城基两侧的建筑控制范围各不少于50米。”

20世纪90年代,南京明城墙的保护更趋于法制化,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舆论宣传等许多方面,对南京明城墙的保护意识和力度也不断得到强化。面对城墙保护中出现的种种问题,1996年5月南京市启动了专项地方立法,颁布实施了《南京市城墙保护管理办法》,使此后的明城墙保护有章可寻、有据可依。

1998年,《南京明城墙风光带规划》制定完成,它有效地依法保护了城墙,为城墙的进一步保护管理及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同年,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开放,为研究、宣传和展示南京明城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00年,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时,对南京明城墙的维修、保护、宣传、展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与其它地方相比,江苏经济发达,为南京明城墙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是南京明城墙保护的一个优势。1982年以来,南京市委、市政府为维护城墙投入资金2300多万元,先后对“中华门”、“凤台路”、“台城至太平门”、“后标营”、“清凉门东南”等23段城墙抢险维修,历年来维修城墙的总长度超过了7公里,占南京现存明城墙的三分之一。

2004年,南京市政府出台《南京明城墙风光带总体规划和分段规划》,计划投资16.6亿元,用3年时间让南京12段明城墙以“旧城墙、遗迹、绿化带、道路”等形式实现贯通,对前湖、月牙湖、东水关、武定门、东干长巷、中华门、凤台路、石头城、小桃园、神策门等地段明城墙进行整治。2005年由南京市文物局杨新华率领的《南京市明城墙科学保护与抢救维修研究》课题组对明城墙进行了一次科学的测绘。明城墙全长35267米,其中地面遗存25091米,遗址类部分共有10176米长,护城河共有31159米长。同时,市政府批转了市建委关于《南京市2005-2007年明城墙风光带保护与建设计划》,决定投资保护南京明城墙,这进一步加大城墙保护及其风光带建设的力度,修复完工后的明城墙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南京明城墙与山水相容、与城市的气息相映,成为古城南京显山、露水、见城、透绿的独特风光带。南京明城墙保护的突出成就使“南京市明城墙保护项目”荣膺“中国人居环境典范奖”,这是全国29个获奖项目中唯一一个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

注释:

①④[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

②[清]陈文述撰:《秣陵集》卷首《南唐江宁府图考》。《金陵古今图考》、《至正金陵新志》二书亦有相同记载.

③[明]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两都》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

⑤《明史·地理志》卷四十,中华书局,1974年。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