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泓

浸淫于古典文化

“我写东西留不住。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 一般文章在写张充和的时候,会这样引用老太太的一句笑语,其实原话是“我写东西就是随地吐痰,留不住。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 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就是随地吐痰”这个比方抹掉了,也许觉得不雅,觉得跟老太太大家闺秀的身份不符合,其实,恰恰这句话让我嗅到了可以意会的气味和我喜欢的真性情。

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充和有癖,非常清雅的癖好——诗词、书法、昆曲、绘画。真正有癖好的人都会有体会,当自己画了一幅画,写了一幅字,或者唱了一首歌,那感觉就像出了一身汗,洗了个热水澡,或者像老太太说的,吐了一口痰,甚至也像出了一次恭,好像越发不雅了,可确实有着这样宣泄和淋漓的快感,大雅和大俗本来就是相通的。

了解了充和,就会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由、真实、不受拘束的表达?和三个姐姐不一样,母亲生她之前生了一个男孩,可是一出生就夭折了。这次怀孕殷切盼望是个儿子,甚至冲着一些迹象已经做好了贺喜的准备,结果再次降临的又是个丫头,这当然令迫切想要男孩的家人欢喜不起来。

在充和八个月的时候,因为奶妈奶水不够,充和饿得哇哇大哭,母亲陆英难免心情复杂,不禁悲从中来,忍不住也抱着女儿,失声痛哭。当时叔祖母在他们家里做客,听到母女俩悲痛的哭声,第二天就提出想收养这个女孩。

因为叔祖母自己的女儿、外孙女都不在了,别人会认为她收养充和是为了给自己找个伴,可是充和却认为她是因为怜惜自己和母亲。叔祖母怕自己命硬,会妨到小充和,准备找人算一卦,陆英说,“充和有自己的命,别人是妨不到她的。”于是,叔祖母放心地带着充和离开上海,回到合肥。充和和叔祖母一起在合肥一直生活到16岁。

其实,这样的安排也说不定是命运的垂青。充和的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成年后又嫁入和李鸿章一样的大家族张树声家。她信佛,取法名“识修”——认识和修行。识修很有学识,对充和要求严格,比如,要求她坐立行走时,不能显出慵懒之态,在长辈面前保持恭敬,不许插话等等。严格归严格,却并不僵化,不失自由之精神。她不强迫充和信佛,甚至不要求她吃素。

叔祖母非常重视养孙女的教育,发现一位老师只懂得死搬硬套,应付科举考试,就毫不留情解聘了他。前前后后请了好几位先生,有一位最优秀,待的时间也最长。这位老师就是来自山东的考古学家朱谟钦,充和跟着他,一直从十一岁学到十六岁离开合肥。朱老师的工资是一年300银元,当时一般仆人的工钱是一年20银元,这样的重金当然是看准了才给的。

充和的教育完全是南怀瑾一直勉励提倡,而现如今又无力回天的方式。她刚学会说话,就学背诗,不到六岁,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后来跟着朱先生学习《汉书》、《史记》、《左传》,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唐宋诗词等等。我们现在的教育只晓得会在高考的时候出个选择题或者填空题,问你四书是指,然后A、B、C、D的,有谁真正通读过四书吗?连《千字文》也没几个人读过的,(南怀瑾说读懂了《千字文》,再多认些字,就可以读懂古书了)。

充和每天(十天才休息半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除去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一直都跟着老师读书、写字。老师也并不讲解,只是教她打标点符号,然后大声地念,用的是老理儿“书读千遍,其意自现;点断句读,其意自明”。随着年龄增长,才加入一些同音字和语法之类的内容。

南怀瑾说“中国文化都在古文里头”,深厚的童子功让充和深谙其中三味。更难得是,这位朱先生教的是传统文化,用的是新思想,他自己选择教材,不排除儒家之外的所谓“异端”,他的教学方法充满思辨性,在学问和理解上,让充和不要学他,大胆顺应天性发展。朱先生对充和来说很重要,不像很多平庸的老师只会让学生临摹自己,反而扼杀了学生的天性。

她的叔祖母和已经去世的叔祖公实际上也是秉承自由精神毫不刻板的人。叔祖公张华轸和亲祖父张华奎比起来简直一事无成,他连最初级的科举考试都没有通过。他也并不很在意,他真正爱读的书是佛教经典、小说诗词,他把这些别人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书放进书房,闲暇可能还会跟妻子识修一起研读、讨论。充和稍大一点,翻看这些书籍,识修也并不阻拦,这也是充和后来爱上昆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16岁以后到苏州跟姐姐们重聚,听她们唱昆曲,很多都似曾相识,原来早在书房里看过那些戏文,那种故人重逢的喜悦和亲切让她痴迷上了昆曲,一迷就是一生。

清雅之艳

像她的叔祖公一样,充和身上极少现实功利心。对于诗词、书法、绘画、昆曲的喜好、痴迷,完全来自内心的渴求和需要,她和几个姐姐不同,不在乎别人的掌声和赞扬。“她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她说她一辈子都是在玩,这样的玩让她真正的乐在其中。

说是“玩”,在别人看来那算是吃的苦中苦了,不过“玩”的人,因为喜欢,因为兴趣,感受到的就是快乐和享受。“我想人有了兴趣才会有那份责任,想要做好。”充和甚至把这种兴趣比作宗教,“无论学什么东西,没有宗教式的观念,无法学好。我对书法、昆曲、诗词都有这份宗教般的热爱。”

充和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本字帖,她说 “书法是一门艺术。不练字就无法画画,不读诗词就不会喜爱昆曲。都与修养有关,就是养性。比如心情烦,什么都不想做,我还可以写字。”就连抗战时期,警报声中,她也不停地书写。“防空洞就在我桌子旁边,空袭警报拉响后,人随时可以下去。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就练习小楷。”这样的人是强大的,因为她的内心有所寄托,自身形成了一个小宇宙,不会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

也就是在抗战时期,她认识了书法家沈尹默(朱先生之后的第二位恩师),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说,他不会正儿八经上课,可以让充和看他写字,也愿意阅读和修改充和的作品。“沈先生搬到重庆乡下歌乐山,当时我在青木关,距离比较近。一年中有几次,我坐着运输汽车,拿自己写的字给他看。每次到沈先生那里,总是帮他拉纸研墨。”

和朱老师一样,沈先生不断地告诉她,不要学习老师,而是要反复查看自己的作品,哪里对,哪里不对。就连对这位女弟子书法的评价——“明人学晋人书”,沈先生也是不置褒贬,耐人寻味而不作定论。受沈先生影响,充和更强化了自己早起临帖的习惯,每天3个小时,甚至更长。如今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依然保持这样的习惯,金安平说,“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曾和张家打过多次交道的张昌华先生说,“我对充和先生的印象是,她的姿容是典型的小家碧玉,而气质神韵却是大家风范。”我也有同感,看到过充和一张照片,年轻的充和身着一间素朴的旗袍,梳着两根麻花辫,随意坐在蒲团上,倚靠着四个煤油桶搭起的木板,那是她漂泊在云南呈贡时的简陋书桌,她就在这里,就着如豆的煤油灯,看书、习字。说实话,充和算不上多么漂亮,可是疏朗、宁静的气质造就了她的美,让人不由心向往之。

当时是抗战时期,充和随同姐姐兆和、姐夫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这房间是姐夫在呈贡小镇租下的,沈从文把三间房给自己家人住,两间给画家朋友住,还有六个小房间给充和其他亲友住。充和就是在她住的小房间留影的,那里本来是个小佛堂,充和喜欢,就搬了进去。因为她会吹笛子,结果弹琵琶、弹古筝的都闻声而来,音乐爱好者、诗人、书法家也随之而至,大家喜欢聚集到她的小房间,喜欢她那里的氛围和气息。

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拥有大批粉丝、比充和晚出生将近三十年的文化人董桥,也十分仰慕、欣赏张老太太,说她的“毛笔小楷漂亮得可下酒,难得极了”。在《张充和的伤往小令》一文里不吝款款深情,“张充和的工楷小字我向来喜爱,秀慧的笔势孕育温存的学养,集字成篇,流露的又是乌衣巷口三分寂寥的芳菲。多年前初赏她写给施蛰存先生的一片词笺,惊艳不必说,传统品味栖迟金粉空梁太久了,她的款款墨痕正好揭开一出文化的惊梦,梦醒处,悠然招展的竟是西风老树下一蓑一笠的无恙!她那手工楷天生是她笔下诗词的佳偶,一配就配出了《纳兰词》里‘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的矜持,也配出了梅影悄悄掠过红桥的江南消息,撩人低徊。”

因为喜欢,北京一家拍卖行挂出一幅充老一九八一年小楷《归去来辞》时,董桥托朋友竞拍,几经举价,终于如愿所归。他自己说,“世道尚新,雅风飘零,难得张充和那样的书香闺秀一生写字画画清高到老年,我很感动,也很喜爱她的作品,到处寻求,不但拍卖会上以蜉蝣之力争撼大树,连初识的朋友也不避生疏相托搜罗。”充和老先生2004年在北京、苏州开过书画展览回美之后,送了一幅工笔小楷给他,满足了他的心愿。我大段引用不避赚稿费之嫌,是想说明充和的才华、为人和受人倾慕。

其实充和所做的纯粹为了愉悦自己,为了“吐口痰”的舒畅,写字、画画、唱曲……她从小几乎没有同龄玩伴,是这些爱好陪她长大,给了她快乐和宁静。可一不留神,就让别人惊艳,这个艳是“无丝毫纤尘”的清雅之艳,更可贵她自己无知无觉,毫不在意。

考取北大

在充和16岁回到苏州大家庭的时候,虽然比不上几个姐姐的眼界和时尚,也略显土气,可是几个姐姐没一个敢小觑她,还公认她的诗词最好,城里长大的孩子,再好的诗句都在旧书里隐约可见出处,充和的诗句却是自然里发芽,带着晨露的,小孩子也心生敬意,分得出强弱。

在她们的一次家庭识字运动中,她被分给二姐做学生,好为人师的二姐允和为充和起了个新名字“王觉悟”,自鸣得意,还绣在了四妹的书包上。充和不乐意了,淡淡地反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有给人起名字还改了姓的吗?”平时伶牙俐齿的二小姐张口结舌,自知理亏,只好收起平常的霸道模样,把自己绣的字一点点拆掉,那个繁体的“觉”字费了她不少时间。

那时候,她的三个姐姐已经跟着老师学了昆曲,也时常在家演唱。她一听一看,都十分的熟悉,原来是她在叔祖母书房里看过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熟悉故事,熟悉诗词。因为熟悉。所以亲切,那种亲切如同“他乡遇故知”,不由分说就亲近得很,后来后到地学起昆曲,反而更得神韵。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题为《晚翠园曲会》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充和不轻易登台演唱,她不像大姐、二姐,喜欢昆曲,也喜欢出风头,充和是自然、纯粹的喜欢,不是为了喝彩和掌声。有一次,她和元和演了一出《惊梦》,艺惊四座,有名角要求跟她再演这一曲目,她却不肯同意,怕别人会据此跟元和相比较,她觉得舞台背后的名利之争太累、太无聊,唯恐避之不及。

中国书协主席欧阳中石评价说,“无论字、画、诗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难得。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格调极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没有改动过的。书法上的行书、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极雅,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

充和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高,可是数学就简直一窍不通。1933年,她跟随三姐兆和、三姐夫沈从文从苏州来到北京生活,全家人建议她考北大,接受正统教育。充和答应参加次年的考试,中文不成问题,英文也还能补习,唯独数学,任谁讲课,她是一点也听不进去。考试那天,家里人为她准备圆规、三角尺之类的用具,她冷静地拒绝,说自己完全用不上。果然,她很清爽地考了个大鸭蛋,中文也很清爽——得了个满分。学校考试委员会存心想收这个学生,又不能破校规,考生单科成绩为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于是就让那个数学判卷老师重新改卷,老师依然坚持零分。

说句闲话,我发现不少文学艺术方面超强的人都是“数学盲”,远的不说,象三毛、琼瑶、席慕容在学生时代数学都吃大鸭蛋,好在她们经历窘境和困惑之后,也找到了她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充和比她们更幸运,考试委员会惜才心切,想办法破例录取了这位女生进入中文系,让我们现在不得不佩服当时数学老师的原则和立场,学校考试委员会的眼光和魄力,他们当时并没有半点看在沈从文面子上的私情。因为充和担心别人说他蒙姐夫照顾,同时也怕考试成绩太差的话给家人丢脸,就想办法办了个假身份,取名“张旋”,一直到进校,时任北大中文系胡适点着她名字说,“张旋,我记得你数学不大好。”充和因病打算离开北大时,还苦口婆心,劝她不要放弃。在充和离开之后,才知道这位才女学生原来是沈从文的小姨子。

张充和放弃北大学业,明面上说是因为肺结核,实际上,她并没有认为北大有多么了不起,尽管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她也觉得无所谓,感觉学校无法静心向学,“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

充和一直不喜欢热闹,远离政治,她的重大抉择,比如确定“结婚对象”和“远赴他乡”,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作出的,她要的是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的古典生活。

与卞之琳的断章

我私下里觉得兆和说不定真的有些不解风情,充和就不同了,她很小就在小书房里翻看过《桃花扇》《牡丹亭》那些香艳的故事,但同时养祖母又给她坐立行走不可显出慵懒之态一类的教育,她懂得何为性感,但是让她显出性感的“沸点”很高,她不是对谁都随便抛出媚眼,迷倒一个算一个的女子。她的性感段位应该很高,可惜除了她的丈夫傅汉思,还有谁有幸体验过?即使用情之深如大诗人卞之琳,也只是情梦一场。

卞之琳是徐志摩的学生、沈从文的密友,他将乔伊斯、佛洛伊德介绍给沈,激发他产生新的灵感,写出以“魇”为题的系列意识流小说。卞之琳正是通过沈从文认识了他美丽而清雅的小姨子。

那是1993年的初秋,巴金、靳以、卞之琳在沈家小聚,碰巧,17岁的张充和从苏州赶来,准备迎考北大。诗人虚龄23岁,刚刚写出隽永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两位年轻人都来自江南,又都爱好昆曲和文艺,应该不乏共同语言。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可是,随着卞之琳与张小姐的初识,让他感觉“彼此有相通的‘一点”,一切,有了例外的转变。“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这样的情诗过分曲折晦涩,让旁人都替他干着急,误以为是诗人不善表达才没有赢得美人的心。其实张充和对诗人并不太欣赏,她评价卞之琳的诗歌“缺乏深度”,还认为诗人“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美女的无心,敏感如诗人哪里会不觉察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所以他不表达,唯有不表达,才会不被断然的拒绝,也才还会继续做着月蒙月龙的梦。

与诗人同时代的夏济安在后来出版的日记里,大约有二十多次涉及卞、张之恋,都是白描写实的手法。如1946年4月8日:“晚饭后卞拿他所珍藏的张仲和(应为张充和)女士(他的爱人)所唱自灌的铝质唱片开给大家听……”时隔多年,卞之琳在美国见到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说:“你哥哥怎么在日记里乱写我!”

其实老人并不介意,在《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卞之琳年表简编》,许多事情略而不记,却特别记下了和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 “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 ”。年表虽然是香港研究卞之琳专家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诗人周良沛也写过这段情事,“他与张家小姐诗化的浪漫,在圈内早是公开的秘密”,一贯严肃、不善言辞的诗人“有次偶尔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题写的书名,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述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美丽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他那诗意的陶醉。我明白了,年轻诗人首次于爱的真诚投入,是永难忘怀,无法消退的。虽然只是梦中的完美,又毕竟是寂寞现实中的安慰。”

爱情从来就不是呼应对等的,晚年时,张充和向作家金安平流露“觉得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这样的第一感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和转化为爱情的。1948年,充和选择了汉学专家犹太人后裔美国人傅汉思,随夫远嫁海外。

卞之琳受到感情重创,但是想在心里抹掉一个人,对诗人来说并不容易做到。1953年一个秋天,与她的初识已经隔着20年的光阴。卞之琳到苏州参加会议,恰巧被接待住进了张充和的旧居——过去熟悉的她曾独住的一间楼室。“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痴情的诗人翻空抽屉,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居然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于是宝贝一样地取走,历经十年浩劫,保存完好。1980年诗人访问美国时,与张充和久别重逢,将词稿奉归物主。

一辈子匆匆的几次交往,于她,君子之交而已;于他,却是一生一世不忘的债。诗人直到1955年,45岁,头上已飞霜,才与青林结婚。2000年2月2日,卞先生驾鹤西去,第二天,卞的女儿青乔驱车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父亲1937年8月在雁荡山大悲阁为张充和手抄的那卷《装饰集》和一册《音尘集》。六十多年的沧桑终于尘埃落定,不要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爱情就是前世的债,青林要还卞之琳,卞之琳要还张充和,至于张充和,前生也许很辛苦,今世才做到轻松洒脱,不唯情困,都是别人跑来向她还债。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是诗人最著名的《断章》。

朋友似的夫妻

我在美容院里做指甲,女孩托着手,扬眉问道,“你要做椭圆形还是方形的指甲?” “方形。”女孩笑了,“做方形指甲,好强啊!”“不对吧?!做椭圆形,还不是为了迎合男人的审美?方形的,太钢性硬朗,男人一般不喜欢,只有特立独行,不愿意依赖、讨好男人的女人才去做。”“噢,遇到内行了。” 女孩又笑。

想想我的随口乱说,貌似聪明其实也不尽然。换了张充和,她应该也是做椭圆的、柔美型指甲吧?不过她是真的喜欢,也合适那样的柔美,她不会去讨好、依赖男人,她也不用标榜独立与自我。她不会看重这些形式的东西,如同她并不很看重爱情和男人。

她自己说,“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是最好的。” 寻常女子爱金银珠宝,就像寻常女子做椭圆的柔美指甲一样,多是为了取悦男人,还暴露了内心为青春买保险,以备不时之需的不安全感。

一个爱笔、砚,不爱金银的女人,是一个真正能找到、享受自我乐趣的女人,她不怕独处,不惧孤单,男人和爱情,有便有,没有便没有,她自有浑然忘我的一片天地。就像一些练功得道之人,自身和外界可以完成能量的交换,没有那要死要活、欲仙欲死的男女之情,也一样做到雍容、平和、宁静,不带火气,不裸露,永远是男人心目中的春城柳,这样淡淡的女人,其实更吸引人,更有迷人的魅力。

充和一直到三十几岁,也不急于结婚,她的养祖母在合肥给她留有一笔田产,让她不会因为经济窘迫考虑嫁人。而她喜欢自由自在,满意独身的潇洒,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妇女的期待和约束,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庸俗的烦恼。当然有不少文人雅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因为享受独身的乐趣,也因为缘分未到,还没有一个真正打动她的芳心。

情感专家曾经给出现婚姻危机的夫妻一条建议:要设法培养“第三者”——令人痴迷的爱好,有了这样的迷恋,就不会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迷恋真正的“第三者”了。充和有第三者——昆曲、书法、诗词、绘画……她和它们相互拥有,一往情深,男女之情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第二者很难打动她,因为竞争对手第三者太过强大。

最后进入充和法眼的是个外国人,叫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有西班牙文学学位,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希望寻觅东方奇遇,傅汉思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48年3月,他通过沈从文认识了他的小姨子张充和,充和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傅汉思时常去沈家,他自己回忆说:“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两人恋爱了,连沈家的孩子都看得出来。小虎一看到他们就嚷嚷:“四姨傅伯伯。”他故意把句子断得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

相识八个多月,他们结婚了。那是1948年11月,北平快解放了。婚礼很简单,是中西结合的仪式。美国基督教的牧师,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副领事到场证婚。充和两个堂兄弟、沈家两个孩子和几个好友,连牧师夫妇一共14个人参加了婚礼。沈从文、金作为介绍人,杨振声教授代表傅汉思的家属参加婚礼。傅汉思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我们前天结婚了,非常快乐。……仪式虽是基督教的,但没问答,采用中国惯例,新娘新郎在结婚证书上签章,表示我们坚定的决心。”

我查不到更多有关张充和、傅汉思之间的亲密往事来见证他们之间的罗曼蒂克,只有傅汉思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多少有所提及,比如《我和沈从文初相识》一文里提到:婚礼后,大家吃了蛋糕,兆和的儿子虎虎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 也就只是这一类写实的人间烟火。

其实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不乏雅趣,就在他们结婚已经52年的新千年,一位美国学生,为充和出版了一本名为《桃花鱼》的诗词集,汉英对照,译文就是老伴傅汉思翻译的,那本书只印100册,宣纸印刷,手工线装,古色古香,想象两位老人珠联璧合的生活,夫复何求?

话说回来,毕竟是一中一西的结合,一直待字闺中的充和为什么会嫁傅汉思?出嫁那年,她已经34岁,比傅汉思还大3岁。虽说大龄,她原本还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并不急于出嫁,但是1948年底,她决定把自己嫁掉,伴随着这个决定的是结婚后远走他乡。

对于傅汉思,无疑她一定不认为“做作”,“装腔作势”,不存在反感。可是要说有多么情深意长,也很可疑,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朋友之情。和她同时代的才女杨绛老年有一段话,也许可以做个注释,“其实哪一样又不是朋友呢?君臣之间,能够达到关系融洽合作愉悦的程度,彼此要相知信任,恰如朋友;父子之间,舐犊情深亲密无间,亦如朋友;兄弟之间,手足情深齐协共进,亦如朋友;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无话不谈,亦是朋友。因此,一切关系到了最后,如果是比较融洽的状态,都应该是朋友的关系。”充和与傅汉思也许没有过分炙热燃烧过,可是那样的温情也许更加恒久,淡淡的,一直温暖着彼此的人生。

张充和知道自己是一个老式文人,不如二姐兆和,反而和姐夫沈从文相似,不太能像“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很难适应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她从信佛的叔祖母那里继承了慈悲为怀,却并没有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远大理想。她预感到新世界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于是选择离去,与其人物皆非,黯然神伤,还不如隔着千山万水遥遥相思。

于是,她为自己选择了婚姻,也选择了自己的下半生。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搭上个顿将军号前往美国,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她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充和是张家四姊妹当中唯一还活在人世的一位,已经高龄95岁。很长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也表演、传授昆曲,她的四个高足,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文人之交

董桥说过他特别喜欢充和的一幅隶书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认为“联好字好,确是神品”,细细品味,这实际上正是充和一辈子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写照。

文人大多清高,不太好接近,其实和任何一个圈子一样,这个特定的圈子,也有着他们独特的交往方式。拿充和来说,她的朋友大多都是在昆曲活动中结识的。他们一般会通过赠诗作自我介绍,如果充和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可,愿意与赠诗者相互唱和,就成为正式的文字之交。相似的成长背景,相当的学识水平,让他们感觉到血脉相通,气味相投。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没有这种交往密码,就像下围棋不在一个段位和量级,游戏就不好玩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文人雅士看上去清高的一个原因是远离政治,爱好文学艺术。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有头有脸,可能是职业官员,兼任官职的学者,工程师,商人,作家,教授等等,但是他们拥有自知之明,金安平分析说,他们“明白当时处于强权统治(不管是哪些人碰巧掌握了强权)下的处境”,他们只是“跑龙套的——掌旗的伙食马前卒,不起眼的小角色”,也因此他们真正酷爱,愿意为之鞠躬尽瘁的是艺术,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共性。

充和抗战期间随沈从文一家住在呈贡,朋友们喜欢到这里聚会,因为这里的政治气氛不像昆明过于浓厚,他们感到更自由。充和当时雇了一个苗族孩子帮她做事,充和很欣赏这个女孩子,“她不会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也没把自己看成下人,这和高干干她们很不一样。”她后来和朋友一起帮助这个女孩逃离了不幸的婚姻。

充和和她的朋友都欣赏自由、平等、真实、不拘泥刻板的个性,她对刘文典的评价也显示出这样的取向。

刘文典是充和北大的古典文学老师,很多人认为他高傲自大,不招人喜欢。在西南联大时,他曾经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自己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刘文典的妻子当时和他分居两地,常寄钱来,嘱咐他用于醇酒、妇人,因为“无妻妾相随,何其不便!望擅自排遣,即时作乐可也”。当时未婚的充和相信这是他们伉俪情深的表现,也觉得刘文典吸食鸦片,掏空了身子,是无法纵情酒色的。刘文典因为抽大烟无节制,被联大解聘,又那么口出狂言,因为真性情,依然赢得充和的尊重和理解。

只要拥有共同的气质和爱好,年龄也不是交友的障碍,充和就有好几位忘年交。比如亦师亦友的沈伊默,大她31岁,先客气的称她“充和女史”,后来改口“充和女弟”。充和认他为第二位恩师(朱谟钦先生是第一位),跟他学习书法,也相互交换诗词,听取他对诗作的意见。

就在重庆那段时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比沈伊默还大两岁的章士钊,他曾经和沈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矛盾激烈到在1925年的学潮中,北师大的学生放火烧了章士钊的家。章当时在段琪瑞政府任教育总长,沈则是北师大教师,始终和学生站在一起。

后来他们相聚在重庆,那些政治风云已经随风而去,他们有谈不完的话题,多半是文学艺术,也许偶尔会涉及到那场学潮,可是应该是芥蒂已消。沈伊默写诗说“各有短长无可讳,君须得魄我得魂”,说的是他和章士钊的书法,何尝又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那些老少才子自然都很喜爱充和。有一次,沈尹默在一张小纸条上抄录一首近作给充和:“四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充和带着纸条去看望另一位朋友——水利专家郑泉白,郑先生有事不在,充和就在书房里画起老师诗中的挑琴仕女。

郑先生回来后连声称赞,充和怕羞想住笔,郑先生嘱她画完,她只好几条虚线画了仕女的身子和琵琶,并抄了沈尹默的诗及落款来交差。郑先生开他玩笑,“就算头是工笔,身是写意。琵琶弦子全是断的,叫她怎么弹呢?”张充和反应很快,“我老师不是说‘意虽无声胜有声吗?”然后一溜烟跑了,充和的轻灵、活泼也可见一斑。

后来,郑泉白裱好了画,画上还多了沈尹默、汪东、乔大壮和潘伯鹰的题咏,连张充和早先写的《牡丹亭·拾画》三阕也裱成了诗堂;第二年画轴绫边又添了姚和章士钊的题跋。郑泉白把这幅画挂在书房,还拍了照片给充和留念。

岁月流逝,沈尹默后来受尽迫害,一九七一年过世;郑泉白 “文革”期间被打断大腿,一九八九年作古。谁也想不到,一九九一年夏天那幅仕女图忽然在苏州拍卖,张充和闻风委托弟弟张寰和替她买下来。画现在就在她美国寓所里了,她却睹物思人,黯然神伤,“题词的人,收藏的人,都已寂寂长往,没有一个当时人可以共同欢喜”。

张充和没有特别远大的抱负,她只是从叔祖母放生、不收特别贫困人家的税赋、收养残疾婴儿等等善行中学会慈悲为怀,她的梦想很简单,希望能有一个园子,坐落在溪水边,园子里种着树,她的朋友们随时来做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一起做着文学艺术的梦。

后来她远渡重洋,在美国传授昆曲、书法,也在异乡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心目中的小世界,住宅后面有一片园地,她种了一片竹林,也种了牡丹、玫瑰,还种了长葱、葫芦、黄瓜和一棵梨树。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玩味着她的最爱,她对作家金安平说,她必须“能动而不动”,这是一种“悬隔”,悬在显隐之间。要有含蓄、内敛之美,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展露无遗。书法也是一样,手腕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心忘于笔,手忘于书”——这就是“悬”境,也就是“凌空”。

这是传统文化的境界,也是张充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