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尔德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已放弃了他所坚守的唯美主义艺术原则，逐步走向关注社会、关注道德的现实主义艺术，涉及了婚姻、家庭、政治等。在结构相对复杂的《理想丈夫》一剧中，王尔德以自己特有的艺术手段呈现了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内涵，多种伦理情感交织在一起，从而推动着剧情的展开。剧中所表达的种种伦理情感，概括起来就是：坚持正义的政治伦理，以爱为基础的家庭伦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以善、恶、美、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伦理。

关键词：道德政治伦理宽容和谐

作者简介：刘茂生，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与融合：王尔德创作研究”[项目编号：08BWW004]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的阶段性成果。

王尔德戏剧代表作之一的《理想丈夫》，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其舞台演出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观众中包括威尔士王子、贝尔福、张伯伦和一些政要”(Ellmann 404)。演出结束后，“威尔士王子对该剧大为赞赏，亲自向王尔德道贺”(吴学平159)。这不仅因为他已经在创作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更“显示出王尔德越来越能掌握剧场技巧”(贺兰92)。《理想丈夫》中所体现的伦理思想，不仅不能看作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讽刺，相反，更应看作是对某种道德理想的呼唤，这种理想就是当时社会所推崇的伦理理想。正如威廉·阿彻(Wil—liam Archer)在评论该剧时所说：“剧中再现了当时的人们某些粗俗的行为，但也包含诸多思考与教诲”(qtd.in Becson 175)。

《理想丈夫》中的奇尔顿爵士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副外交大臣，也是奇尔顿夫人心目中的理想丈夫。他认为“政治生活是一项高尚的职业”(245)①，然而，辉煌的政治生活却被从奥地利回到伦敦的谢弗利太太破坏了。虽然奇尔顿夫人相信丈夫的正直品质，“不会干任何下流、龌龊、可耻的事情”(267)，但奇尔顿夫人最终还是知道了丈夫出卖国家机密的真相，她无法原谅丈夫所做的一切!戈林子爵决心要帮助陷入危机中的奇尔顿爵士，彻底解除谢弗利太太对奇尔顿爵士的威胁。奇尔顿爵士坚持正义，拒绝支持旨在投机的阿根廷运河计划。戈林子爵获得了他渴望的爱情，奇尔顿夫妇的爱情也更加稳固。全剧爱的主题贯穿始终，虽然经历挫折，终于达到了美的和谐境界。剧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情感，正是这些伦理情感相互交织，推动着剧情的展开。可以说，《理想丈夫》不可避免地描写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道德问题，表现时代的道德主题，并对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并企图提出自己的道德理想”(聂珍钊：“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149)。

坚持正义的政治伦理是化解危机的良方。正是因为奇尔顿爵士是内阁的副外交大臣，他的私人生活自然和他的公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共制度与个人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奇尔顿与内阁的联系，使得《理想丈夫》中的伦理关系表现出了与其它剧本的不同。正如Worth所说：“在所有王尔德的社会喜剧中，本剧包含了对英国社会所有的批判。即使只是在奇尔顿的家中，我们却似乎已在权力的中心。奇尔顿爵士就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议院的一言一行足以改变一个重要的决定。每个人似乎都和政府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有亲戚在政府部门”(Worth 127)。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奇尔顿的身份就显得特殊而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基于正义的政治伦理及其特点成为可能。

王尔德在剧中借梅布尔·奇尔顿之口，道出了当时英国伦敦上流社会的真实现状：“我认为伦敦上流社会大有改进。圈子里现在全是美丽的傻子和杰出的狂人。上流社会就应该是这样”(240)。上流社会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一大群什么都不是的人，在谈论什么都不是的话题”(Wilde 234)、“伦敦上流社会完全是些邋遢女人和花花公子”(Wilde 237)。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与人们的生活处境和生活方式，由此可见一斑。奇尔顿爵士在其政治生涯中，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转折：第一次是他出卖了内阁机密而平步青云；第二次是面对谢弗利太太的威胁而做出选择。奇尔顿爵士是一个把政治生活看作一种高贵职业的政治家，他自然有其遵守的政治伦理规则，并且还必须严格区分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不同。他对权力哲学的钟情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危机。“只有权力，万人之上的权力，左右世界的权力，才是值得享有的东西，值得知道的至高快乐，是人乐此不疲的欢乐，是我们这个世纪只有富人才拥有的东西”(Wilde 262)。对权力无止境的欲望使他毫无顾忌地以出卖国家机密为代价，换取其光明的政治前途。而同样认为政治是一场精明游戏的谢弗利太太，要“和一个通过向股票投机商出卖内阁机密而平步青云的人”(256)——奇尔顿爵士谈交换条件：以“机密信”换取奇尔顿爵士对阿根廷运河计划的支持。“当然我们不是在跟你谈道德。你必须公道地承认我让你绕过了道德问题(morality)”(Wilde 245)。根本不谈道德问题，显然不是谢弗利太太的初衷，相反，他们无法避开的正是道德问题。谢弗利太太以此要挟这位在奇尔顿夫人心里本来十分理想的丈夫。奇尔顿爵士无法消除积压在内心的焦虑，他不敢想象，“她如果知道我时来运转的根底原来如此，我平步青云的根基原来如此，我原来干了一件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称为羞耻和丢人的事情，那么她还会嫁给我吗?”(270)他同样不敢想象，如果她知道了事实的真相，那就会破坏他在她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也会扼杀他们的爱情。一切真相大白，奇尔顿夫人根本不愿意相信丈夫会用“卑鄙的手段经营”他的政治生涯。因为她一直把自己的丈夫当成她“生活的理想”(Wilde 289)，是她倚靠的精神支柱，也是其道德理想的基本精神与全部内容。奇尔顿爵士无法摆脱自己犯下的罪恶，他违背了政治伦理规范，也必将受到伦理的谴责和惩罚。奇尔顿由于出卖内阁机密，虽然暂时获得了自己辉煌的政治生涯，却无法摆脱由此带来的危机。压抑的痛苦让他要把所有的秘密都泄露出来，“我要是能把真相讲出来，踏踏实实地生活，那么让我见上帝都行啊!踏踏实实地生活是生活的头等大事啊!”(279)奇尔顿身上发生的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不仅给家庭、个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也让了解真相的人有了可乘之机。

如果说奇尔顿夫人对丈夫出卖机密的责难还只是内部可以调和的矛盾，那么谢弗利太太的要挟，则使奇尔顿爵士面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威胁，成为无法调和的矛盾。奇尔顿爵士心里非常清楚，所谓的阿根廷运河计划只不过是一场股票交易的骗局。面对谢弗利太太的威逼利诱，奇尔顿爵士断然拒绝了她无理的要求：“我不会按你的要求去做的，我不会的”(Wilde 246)。奇尔顿夫人也不能原谅丈夫靠出卖内阁机密而获得金钱和权力，因为那本是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情：“钱吗?我们根本不需要钱!来自肮脏渠道的钱是一种堕落。权力吗?可是权力本身什么都不是啊。权力就是用来干好事的——这也是唯一的”(Wilde

254)。尽管权力和金钱是通向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但是为了保持并坚守政治的正义，他们甘愿抛弃一切。妻子的劝告使奇尔顿爵士警醒，使他不再滑向另一个深渊。“我觉得我让你避免了某些危及你人生的东西，让你避免了某些人们因此小看你的东西”(Wilde 257)。奇尔顿爵士经历了痛苦的思考，他现在需要的是迷途知返，重新坚持政治的正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危机，真正做到内心平静。痛定思痛，他重新振作起来，不仅没有支持阿根廷运河计划。甚至还把它彻底否定了，谢弗利太太的阴谋终于没能得逞。奇尔顿爵士在经历了出卖内阁机密和否决阿根廷运河计划的两次转折后，他终于明白只有坚持正义，才能真正消除所有的危机。当他在议院演讲反对阿根廷运河计划时，所有困扰他的顾虑瞬间烟消云散，这既是他对过去所犯错误的一种弥补，也是他所追求的最高伦理目标；一旦他未能坚持正义，而靠出卖内阁机密飞黄腾达时，所有的烦恼都困扰着他，甚至面临失去爱、失去家庭，被社会抛弃的多重危机。

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总是与坚持正义的政治伦理密切相联的。奇尔顿夫妇被世人视为爱情的楷模，由于奇尔顿爵士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奇尔顿夫人眼中的理想丈夫不仅是家庭生活中的楷模，更是坚持正义、服从政治伦理规范的理想丈夫。她所坚持的家庭伦理显然是建立在政治正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尽管公众生活(政治)与私人生活(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某种特殊的条件下，它们却又能达到高度的统一。从奇尔顿爵士面临政治危机陷入伦理困惑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王尔德创作中明显的伦理倾向：当奇尔顿爵士不坚持正义的政治伦理时，他就危机四伏而难以摆脱；当他坚持正义的政治伦理时，所有的危机就顿时消失。可以说，政治伦理在奇尔顿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又与家庭伦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但又是最主要的构成元素，它包括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妹关系等家庭内部关系。同时，家庭作为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又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存在着某种依存关系。奇尔顿夫妇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世人称之为楷模的家庭。他们遵守的家庭伦理观念亦是当时普遍认同的家庭伦理观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的家庭伦理观又无时不在与其恪守的政治伦理观联系在一起。作为副外交大臣的丈夫，他所坚持正义的政治伦理观赢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不仅如此，这也是奇尔顿夫妇家庭伦理观念形成与巩固的基础，即他所有的家庭伦理道德都是以政治伦理观为前提。奇尔顿爵士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影响着奇尔顿夫妇作为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危机。

作为奇尔顿爵士的夫人，特别是作为内阁副外交大臣的夫人，奇尔顿夫人对家庭、对丈夫自然有其特有的理解。她坚信身居要职的内阁成员不可能会跟“下流的女人”有任何联系，更不用说被她勾引而变坏，她更相信以政治生活作为其唯一追求的丈夫的纯洁。正如奇尔顿爵士自己所言，“政治生活是一种高贵的职业”(245)，他们的爱情就是建立在这一崇高职业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正是因为丈夫所从事的崇高的职业，才使得他们牢固的婚姻成为可能。丈夫为有一位支持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妻子而颇感欣慰，奇尔顿夫人更为有一位精明、务实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他们夫妻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稳固的爱情，体现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与美好。

奇尔顿夫人对家庭、婚姻总是抱有美好的期待，她不允许任何人来玷污她们的婚姻、家庭，就像她对丈夫的期待一样，她同样不希望有人去污损丈夫的形象。奇尔顿夫人本人也是“非常循规蹈矩的女人……能使生活显得高雅尊贵”(260)，更成为当时人们效仿的楷模，这些都符合当时人们对婚姻家庭的美好期待。她的婚姻观、家庭观，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当时的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丈夫是前程远大的政治家，是国家的精英，而奇尔顿夫人也正是这样一位有前途的政治家的妻子。丈夫的政治前途影响着夫妻爱情的前途，夫妻的爱情也左右着丈夫的政治生命。作为公众人物，丈夫非常珍视他所拥有的爱情，他不希望他们的爱情有任何瑕疵。正因为彼此对爱情、家庭与政治生活有共同的关注，才使得他们的家庭伦理观念注定要夹杂政治伦理的因素，即他们的爱情、婚姻就是建立在政治伦理基础之上的。丈夫的政治权威不容怀疑，奇尔顿夫人也拒绝别人对他的侮辱。她信任自己的丈夫，更信任丈夫所坚持的正义。她相信丈夫不可能会支持明摆着是骗局的所谓阿根廷运河计划，她确信这不是她所爱的丈夫可能会说的话和做的事，更不是身为副外交大臣的丈夫可能会说的话和做的事。“这话让别人说很合适，让那些只把生活当作不折不扣的投机生意来做的人说这种话吧……你和那样的人不一样。你一辈子都应该和别人保持距离。你永远都不能让这个世界把你弄脏。对这个世界，对你本人，你就总是一种理想。……伟大的遗产是丢不得的——象牙之塔不能摧毁”(Wilde 255)。奇尔顿的生命既然已经和他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他就注定要与别人不一样，他的正义就是他生存的价值。他必须保持并且坚持这种正义，这是妻子对他的要求，也是社会对他的期待。奇尔顿夫人的爱情既然和身为副外交大臣的奇尔顿爵士联系在一起，她的爱情也注定与奇尔顿爵士所坚持的正义联系在一起。因为奇尔顿夫人崇拜她丈夫的也正是如此，没有这个基础，他们的爱情也不会存在。奇尔顿夫人渴望得到奇尔顿爵士纯洁的爱情，更愿意他坚持政治的正义主张，因为这才是他们爱情的基础。奇尔顿夫人付出了所有努力来消除危机对他的政治前途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只有丈夫坚持正义(抵制投机的阿根廷运河计划)，才能“给我们时代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种更高贵的气氛，一种对生活更加善待的态度，一种目的更纯、理想更高的自由空气”(Wilde 257)。这是时代的政治要求与理想，也是他们爱情的唯一保证。坚持正义的政治伦理成为以爱为宗旨的家庭伦理的必要前提。

解决家庭伦理矛盾的唯一途径是宽容。奇尔顿夫人竭力维护他们业已建立起来的以爱为目标的家庭伦理观。正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伦理是以正义的政治伦理为基础的，他们的理想时时处处潜藏着危机。在谢弗利太太掌握了奇尔顿爵士的政治丑闻并持有其证据时，奇尔顿夫人也不相信丈夫会支持一场完全是骗局的计划，她面临痛苦的选择。就在奇尔顿夫人知道事实真相前，奇尔顿爵士也在反思自己的作为：“我所做的事情究竟伤害了谁呢?谁也没有伤害啊”(270)。正如他对戈林所说的：“你认为我18年前所干的事情，现在该得到报应了吗?你真的认为一个人几乎还是在他童年犯下的过错，会毁掉他整个生涯吗?……年轻时做的蠢事，犯下的罪孽——如果人家愿意称之为罪孽的话——就硬要把像我这样的人的生活毁了，硬要我套进颈手枷里，硬要打碎我奋斗来的一切，让我辛苦经营的一切化为泡影，难道这公道吗?这公道吗，亚瑟?”(Wilde 260)虽然奇尔顿不必对过去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但真正伤害的是他自己。他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他不愿意让这种错误破坏来之不易的政治前途，也不愿意被逐出公众生活。他对妻子的内疚与日俱增，渴望踏实而安静的生

活。

尽管经历了怀疑、怨恨的煎熬，奇尔顿夫人仍然相信丈夫的正义与公正。她相信丈夫不可能会支持投机的阿根廷运河计划，要是那样的话，“那就会让他的生涯有一个污点，永远也去不掉了。罗伯特必须做到无可指责。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能干的，他可干不得”(Wilde 280)。奇尔顿夫人把奇尔顿爵士的政治前途看得甚至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的家庭、婚姻、爱都与奇尔顿爵士的政治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个基础，他们的婚姻、家庭、爱将无以为继。奇尔顿夫人对此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方面是由她的个人性格所决定，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迫使她必须如此。她不允许奇尔顿爵士干任何傻事，也不允许他于任何错事。她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丈夫早年出卖内阁机密的丑闻，“我过去是多么崇拜你啊!你是我平常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东西，一样纯洁、高贵、诚实、洁白无瑕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世界有了你好像格外美好，因为你活着德性更真切。……我把你当成了我的理想!我生活的理想啊!”(Wilde 289)他们的矛盾越来越深。然而，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出现的矛盾有别于一般家庭、婚姻出现的矛盾，它是家庭伦理关系中出现的基于政治理想的矛盾。因为它并没有涉及家庭成员中基于道德的矛盾，它虽然仍关注的是人品，但这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前提的人品，即是因为奇尔顿夫妇把婚姻建立在政治伦理这一基础上而形成的非常独特的品质。奇尔顿夫人发现了丈夫的政治丑闻，这无疑极大地损害了家庭伦理的基础。同时，奇尔顿爵士更渴望以爱来治疗受伤的心灵，“爱应该来治我们的伤口——否则爱还有什么用途?所有罪恶，除了罪上加罪，爱都应该原凉。所有生命，除了没有爱的生命，真心的爱都应该饶恕”(Wilde 289)，他渴望奇尔顿夫人的爱，更渴望她的宽容，危机感在丈夫内心逐渐增强，“等待我的只有当众露丑，毁灭，可怕的羞耻，世人的嘲笑，一种孤独的不光彩生活”(296)。家庭伦理中的政治矛盾是本剧的独特现象，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紧密关系进一步加强。

面对丈夫以往的过错，奇尔顿夫人面临着是选择“看人就要看人的过去”(Wilde 252)的固有准则，还是选择“宽容”?显然，奇尔顿夫人选择了后者。这种宽容不仅给了丈夫更大的心理空间，更让她理解了宽容也是一种爱的给予。特别是在经历了她写给戈林子爵那封求助信而产生的误会后，更坚定了她宽容丈夫的决心。她以自己的爱支持着丈夫继续其政治生涯：“一个男人的生命价值比一个女人的更大。男人的生命释放更大，范围更广阔，志向更远大。我们女人的生命在感情的曲线里转弯子。……我不能把你的生命毁了，也不能看着你为我牺牲而毁了你的生命”(Wilde 337)。奇尔顿夫人的话意味深长：她已理解并欣赏奇尔顿爵士所做的一切。奇尔顿爵士不顾当时自己所受到的公开丑闻的威胁，毅然对那场骗局予以揭露。他敢于坚持正义，也赢得了大家的拥护与支持。奇尔顿夫人最终也明白只有坚持政治正义，任何危机都可以消除，甚至可以修复原先的缺憾。在奇尔顿夫妇经历家庭伦理危机的几个关键时期，从谢弗利太太威胁要奇尔顿爵士支持运河计划，到奇尔顿爵士早期出卖内阁机密的丑闻被揭露，再到奇尔顿爵士在议院反对运河计划，都是正义的政治伦理在影响着事件的发展，最终促成事件的圆满解决。“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成了我们所期待的表帅——高尚的道德调子，高度的原则(high moral tone，high principle)”(333)。他在政治生涯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仍能把持正义，敢于否决那个会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利益的“阿根廷运河计划”，正如当时《泰晤士报》所评论的那样：这位杰出的青年政治新星，“杰出的演说家……光明磊落的生涯……众所周知的完美性格……代表了英国公众生活的最佳形象……其高贵品德同外国政治家中屡屡不鲜的道德堕落(lax morality)形成了鲜明对照”(322)。甚至可以说，没有正义的政治伦理就没有爱的家庭伦理，只有正义的政治伦理，爱的家庭伦理才能得以巩固。

王尔德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寻找到了“理想”中的丈夫和“理想”中的妻子。爱情总是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结合在一起，而且，家庭伦理、爱情伦理的基础正是正义的政治伦理。19世纪的英国文学“关注道德问题和表现道德主题的倾向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总的特点”(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讨”23)。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丈夫》本身就具有较浓重的政治伦理倾向。

注解

①本文所引的《理想丈夫》译文选自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二卷)，马爱农荣如德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以下引文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