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英九

永怀经国先生

■文/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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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活跃在台湾政坛的各党派政要似乎都和蒋经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比如蒋经国亲手提拔的李登辉、马英九、宋楚瑜，又或者因蒋经国一念之仁而放过的吕秀莲、施明德

国家大事

21年前，蒋经国在台北去世。21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2009年4月13日是蒋经国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台湾当局对此高度重视，马英九专门成立了“蒋经国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在岛内举办了一系列盛大的“经国周”纪念活动。4月13日上午，蒋经国百年诞辰中枢纪念典礼在“总统府”大礼堂登场，马英九亲自主持并发表悼念文章，李登辉、宋楚瑜受邀与会，备受海内外各界瞩目。

人民记忆

蒋经国先生一向不喜欢做寿庆生，不过今年4月13日正逢他百年诞辰，与一般生日毕竟不同。因此，我们扩大举办纪念活动，邀请世人一同来追思这位曾经对台湾做出不朽贡献的“领袖”。

英九很幸运，能在经国先生一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追随他，同时也见证了台湾民主改革过程中几个关键时刻，毕生难忘。

经国先生比我大41岁。小时候，只知道他是蒋公的大公子，并无其它印象，也从未见过他。

初中一年级时，舍下从台北万华搬到长安东路一段8号3楼，经国先生当时住在18号的一栋平房，相距不到100公尺，但是从未有任何接触。唯一的例外是，有一年春节晚上，我们小孩子到顶楼阳台玩鞭炮，曾经用弹弓夹着点燃引信的大龙炮射出去，打到经国先生的院子里爆炸，结果惊动侍卫跑来关切，但也没有骂我们。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个顽皮的少年，17年后成为他们“大老板”的英文秘书。

我跟经国先生开始接触，主要还是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接触，是1968年在台中成功岭接受大专学生暑期军训。当时我被选为开训典礼的宣誓代表，在率领12000位受训学生宣誓完毕后，我跑步上台把誓词呈送给时任“国防部长”的经国先生。他微笑地注视着我，接下誓词，握住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你！”他的握手很有力，态度很亲切，那是他留给我的第一次印象。那年他59岁，我18岁。

第二次接触，是在1974年，我考上“中山奖学金”准备离台留学前夕。当时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三军军官俱乐部”邀请被录取的10多位同学吃早餐，大家受宠若惊。经国先生的座位和我距离只有2公尺。他问我要去哪个学校，读什么科系，有什么计划，并希望我们在学成之后回台服务。他说话不多，但亲切诚恳。那年他65岁，我24岁。

又过了7年，到了1981年1月，“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出缺，希望延揽一位年轻海外学人出任。当时经由第一局前局长周应龙先生的推荐，马纪壮秘书长属意找我。于是，我于当年9月回到台湾上班。约两个月后的一天，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邀请马纪壮中午到他的寓所用餐，马秘书长带我去做传译。回来之后没多久经国先生就召见我，要我做他的英文秘书，并告诉我，因为现任的英文秘书宋楚瑜先生已出任“新闻局长”多时，公务繁忙，实在难以兼顾。就这样，我从1982年1月1日开始担任他的英文秘书。那年他72岁，我31岁。

记得第一次上阵，我有点紧张。走到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坐下的时候，因为身材较为壮硕（那时体重近90公斤，是我最有“分量”的时候），膝盖顶到小茶几，差一点把茶杯撞翻。我当时尴尬得不得了，心想第一天开工就出状况，真不好意思。后来秘书室卢守忠主任告诉我，经国先生特别交代他：把小茶几与板凳间的空间拉开一点，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

1984年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时期。大约在1985年，经国先生突然问我：“‘戒严’用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阅后回报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出自戚烈拉将军的建议。戚烈拉将军是二战美军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国西欧战区指挥官伦司德元帅，战功显赫。他的太太曾是经国先生的英文老师，因此他跟经国先生很熟，两人无话不谈，不需要传译。戚烈拉将军退伍后常来台湾，也经常和经国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译转达。宣布“解除戒严”的前一年，他来了一封手写的四五页的长信，讨论台湾继续戒严的利弊。

那时我就觉得，从戚烈拉将军的来信，到经国先生要我去查“戒严”一语的英译，种种迹象显示，他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果不其然，1986年3月底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经国先生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厄姆女士时，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直如电击，震撼不已，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

9个月之后，“总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着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

“解禁”后不久，即当年12月25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活动。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致词完毕，当他坐着轮椅离开时，我看到他回过头，对台下的抗议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所表现的涵义，让我当时非常震撼，也非常不舍，至今难忘。19天后，经国先生离开人世。

经国先生晚年另一项为人所称道的政策，就是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探亲，体现人道主义，为两岸关系的改善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1987年3月间，在一次传译工作结束后，经国先生突然问我：“英九，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回报：“最近赵少康、洪昭男等委员在‘立法院’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现在每年都有一两万人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也有一些老兵不愿违法，穿起身上写着‘想家’的长袍游街请愿，很令人同情。”经国先生听了就说：“这件事你去向张副秘书长报告。”我立刻去见张祖诒副秘书长，他告诉我，经国先生已有指示：基于人道精神，“政府”应立即规划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要我们先来规划。原来经国先生早就想到此事！我们当场依照指示要点，拟出一个方案。经国先生阅后，批交“中央党部”处理，随后“行政院”也通过本案，是年11月2日正式实施。

两岸隔绝38年，台湾人民终于可以到大陆探亲了。开放探亲，不但为两岸失联近40年的亲人提供团圆的机会，也为两岸关系解冻踏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1988年1月13日下午，经国先生辞世，我非常震惊，有如晴天霹雳。那时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感觉，呆坐在办公室里，突然想到：自己追随经国先生工作快7年，竟然没有跟他要过一张合照的照片。

1月30日公祭当天，家父马鹤凌担任宣读祭文的工作。他国学根底深厚，当天读得抑扬顿挫，感情丰富，现场多人啜泣落泪。

经国先生是一位既前瞻又有魄力的领袖，他曾说过，“权柄，很容易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可见经国先生对权力使用的慎重。而他也说过，“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做‘总统’”，为推动民主化、本土化立下典范。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马英九率众纪念蒋经国100周年诞辰。

蒋经国到台湾后，与妻子蒋方良和儿女在一起。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