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连根

质疑精神的滋生和成长是现代社会的成人礼，是一个社会最终走向和谐的开始。这一点，恰如青春期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开始一样。提出质疑和接受质疑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质疑，一种叫做质疑的思想情绪正在四处蔓延。从余秋雨的诈捐门到29岁市长周森锋的升迁背景与论文抄袭事件，从邓玉娇案的细节到文怀沙先生的年龄与大师头衔……关涉这些事件的每个细节都在众人不信任的目光中接受质疑，甚至就连最早质疑文怀沙的学者李辉也遭到了别人的质疑——最近，何三畏和易中天就分别撰文，质疑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方法。

质疑源于一种不信任的情绪。当数千民众聚集一处的时候，民众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质疑：我们不信媒体上说的那一套；当网民们对29岁的宜城市长周森锋进行人肉搜索的时候，网民们敲击键盘的声音就是一种质疑：我们怀疑这件事的背后有黑幕；当人们对曾经的“大师”文怀沙和余秋雨口诛笔伐之时，揭丑的指向更是一览无遗：别以为戴一顶大师的帽子就能遮盖自己的丑事。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情绪，质疑这把利剑也会“误伤”。在“诈捐门”中，余秋雨之外，著名作家阿来、杨红樱等人也被质疑。后来，他们拿出了过硬的证据，质疑才停止。对此，杨红樱坦言“很受伤”。杨红樱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网民的质疑精神亦难能可贵。没有人愿意被质疑，但是，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充分珍惜公众的信任和爱戴。即便是政府也一样。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可见，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大都有点脆弱——愧对信任而惧怕惩罚。没有必要的外部压力，他们的职业操守和人格底线很容易被突破。所以，如果没有质疑，没有监督，那么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会“变坏”。

既然这个社会还充满着伪善、虚假和欺骗，那么，质疑精神便有充分的理由得以成长、蔓延。

西方社会也经历过一个“质疑”的时期。在报业繁荣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著名的报纸都参与过“扒粪”运动——只有揭开美丽谎言之后，事实真相才会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在此期间，无数的假面具被撕下，有的也鲜血淋淋。《纽约时报》就通过解密越战档案揭露了美国国防部的颟顸与黑幕，美国国防部为此恼怒成羞，以泄漏军事机密的名义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以《纽约时报》的胜利而告终。几位最高大法官认为，贯彻舆论监督权和公民知情权是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牢不可破的原则，而一些滥用的“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显然妨碍了舆论监督权的行使，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剥夺。

现实之外，西方人对历史人物也不客气。一个叫理查德·扎克斯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专门“质疑”历史名人。他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爬梳，为的就是找出历史名人的丑事。于是，他考证出了居里夫人当“小三”（与有妇之夫发生婚外情）的经历；考证出了梭罗“假行僧”（对外宣称自己回归自然，过朴素生活，可实际上偷着回城市享受奢华生活）的事实；他还考证出了爱因斯坦不是个好丈夫、爱迪生曾为监狱发明电椅……

理查德·扎克斯对历史名流的质疑有理有据，比起李辉质疑文怀沙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我读过他的质疑之后往往是会心一笑，因为那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是经得起质疑的。居里夫人当过“小三”的经历丝毫不能动摇她大科学家的地位，相反倒让我们看到了更可信的历史。与之相比，今天的众多国人实在经不起质疑。比如，一旦质疑到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29岁的周森锋市长就“不予回应”了；在诈捐门事件中，曾在青歌赛上指点历史、纵横文化的余秋雨老师也仅以“他们乱说”来回应……

疑问尚在，质疑之声如何停止？黑幕不除，人肉搜索难止；公开公正不兑现，质疑精神便有强大的生存空间。

我当然知道，充满质疑目光的社会不够和谐，恰如沉迷于捉奸与反捉奸游戏的家庭不会幸福。可是，质疑精神的滋生和成长是现代社会的成人礼，是一个社会最终走向和谐的开始。这一点，恰如青春期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开始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质疑和接受质疑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宿命，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