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

(一)1960年，中国最困难的岁月，为了支援农业，我继父从信阳铁路工委书记调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2年。母亲从信阳铁路公社副社长的位上离开，为了与丈夫同甘共苦，也到了兰考。1962年10月，我去兰考看望母亲，不久。焦裕禄调到兰考，与我家做了邻居；1963年冬，我再次来兰考，便与老焦有了多次交谈，逐渐熟悉起来。这年春节前，他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我送他们全家出了兰考县委的大门，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焦裕禄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兰考。母亲因为这位真正共产党人的离开，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住进了开封医院。我去探望母亲，她含泪向我讲了老焦动人的事迹。我向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在这里生活，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但未得到批准。当时，我是总编室秘书，回到厂里后又向总编室领导叶华介绍了我母亲的来信及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3月，终于得到长影党委的批准，我带上长影党委致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开封地委宣传部和兰考县委三级介绍信，到兰考深入生活，组织电影剧本《焦裕禄》的三结合创作组。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主持工作，我和张钦礼在一起下乡挖过台田，多次和他交心谈话；半年之后，地委派周化民来兰考任县委书记。称为焦裕禄身后的第一位继任者。

我先到郑州，河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很热情，介绍我到开封。地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李今朝接待了我，说：“你到这儿就是回家了，别急!我先把长影的意思向秦一飞部长汇报。不过，咱地区的作者水平低呀，怕难以完成呀!”我向李科长讲了“三结合”的方法是请一位地委领导负责思想把关，由地委找几位熟悉县委书记生活的作者。然后去兰考和当地群众结合。这是当时最提倡的写作方法，即所谓“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

地委十分重视，很快便告知：决定由副书记赵仲三挂帅，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具体抓。创作人员我建议要卓兴隆，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还建议请副书记张钦礼参加，因他忙不能来，便找来当过副书记的许书平，说正调他来地区当文化局长。另调两位本地作者王鸿钧和周文山。这样，创作组便成立起来了。

1965年8月，根据地委安排，我们创作组全体成员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运动，我和周化民在兰考城关公社胡集村蹲点。我的工作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11月份被分团表扬时。我又一次递上了入党申请书。12月中旬，工作队支部告诉我：你不是兰考县管的干部，你的入党问题需听长影党委的意见。你要向长影汇报，把你所在党支部的意见和你的档案寄来。从1955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交上第一份入党申请至此整整lO年，我不想再失去这次机会，立即给总编室支部书记叶华、副书记田野写信；等不及又请假，于1966年1月16日回长春。在向支部汇报后，1月19日给总编室全体人员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大家听了很感动，编辑陈明华竟动情地哭起来。1月21日，叶华领我到党委书记岳林家，岳林要求我“搞完四清立即回厂”，并对叶华说：“彦芳同志的入党问题，你们支部先讨论一下，再报厂党委。”

此期间，在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书记周化民、副书记刘呈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署名的大通讯已写好，他们主要依据的是兰考县通讯干事刘俊生的介绍。2月1日，我回到兰考工作队报到。2月8日，大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发表，《人民日报》发出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震撼了全中国。我一年多积累的焦裕禄形象自己走出来，从2月8日到11日用三天三夜，写出三千多行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第一部改天换地录，第二部韩村进行曲。县委办公室抢去打印了第一部。

兰考成了大热点。全国各地纷纷派人来兰考采访、学习、参观。我从兰考县委收到了《人民文学》《收获》《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十多家报刊约发长诗的来电。我给《人民文学》回信表示同意，其他报刊则发电致歉。《文汇报》没有理会我的回绝电报，竟在2月20日以两版的篇幅发表了长诗。这使我的老师、《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很恼火，只得临时换稿。

大通讯见报第三天，我接到长影党委的电报：立即组织创作《焦裕禄》，摄制组即赴兰考。厂里颇急切。我找到秦部长，经他同意，分在各点搞四清的创作组人员回县城集中。其实，先前组里碰过几次头，许书平搞出过两次提纲，大家都说不行。当时的问题是，新华社报道多处失真。张钦礼又编织不少谎言，造成了对焦裕禄事迹认识的混乱。我把这些问题写了长信汇报给叶华。叶华很快回了信，说：“你所反映的报道失真问题，厂里也向文化部反映了，说此事已告知河南省委，你可以和河南省委去的人谈你的意见。”我准备好十多条意见。然而，并未见河南省委有人来找我。

2，1966年2月末，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徐庄带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水华、成荫、朱今明、秦威和作家李准一行十多人来到兰考，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早就认识成荫导演。1960年我在北影写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成荫便指导过我，这个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没有架子，极平易质朴。

“你在这儿呀?写什么呀?”成荫问我。

我说：“我们有个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已经来了快一年啦!”

啊!不仅是他，所有来人都吃惊，怎么就没听说哩?

我说：“我是代表长影来这儿组稿。怎么文化部又把这任务交给北影?就是按排队说，我可是一年前就排上了。别看排队的是小孩，那也得算数呀!”

我把大家说笑了。徐庄是代表文化部的，他说：“别急，我们了解一下，文化部领导看了报导，党组就决定迅速搞出电影来，便把这任务交给北影了，你看来的都是大师啊!”

我立即给长影党委拍了加急电报。总编室回电：焦裕禄由我厂搞东北局同意，你先抓紧搞本，其他事待厂交涉后再告。

我心里有了底，告诉创作组人员，咱们不要松劲。卓兴隆说：“他李准能写李双双，他写不了焦裕禄!”过了两天，我得到长影的通知，说文化部同意我厂与北影厂合拍，你即参加文化部的创作组。徐庄找我说：“这个题材撞车了，文化部研究以北影厂为主，长影参加，因按地区这属珠影的地盘，所以干脆也挂上珠影的名字，大协作吧，你参加创作组和李准一块搞剧本。”

我参加了，那创作组的其他人员呢?

徐庄说再研究一下。这要征求李准的意见，涉及未来作品的署名问题。李准不大同意让卓兴隆参加，因为他作为兰考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不署上名字不合适，我是小人物，倒可以不算数。我则坚持要卓兴隆，我说咱们写焦裕禄就要先学焦裕禄，不能考虑个人得失，而应从如何把剧本搞好出发……几经磋商，终于同意卓兴隆参加了。

从3月初，电影创作组一行六七人开始在兰考采访，县里给出个轿子车，还是从外边借来的。下乡采访，听到焦裕禄多少感人的事啊!

这天我们到焦裕禄蹲点的葡萄架大队，访问王连备。

我的采访笔记本上这样记着：

……1963年7月，曹玉英领焦书记来了，他进到屋里就看到全家盖的一条破被和炕上爬的孩子。他把孩子抱起来。说：“我来晚了。来的早了，怎么让咱贫下中农受这个罪呀!”说着，他那眼泪就哗哗地流，曹玉英也哭。

以后，给我98足布，9斤棉花。

三四天以后，他又来了，看孩子们穿上件新衣服。看着孩子说：“比早先强了。”他问我：“吃过饭了呗?”我说：“吃过了。”他就去摸锅，一摸是凉的，他说我：“你这锅，凉凉的，咋说吃过饭了呢”

我是饿死迎风立的脾气。不让焦书记惦记呀!

我参加文化部《焦裕禄》电影创作组，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因为大家要合作较长时间，文化部安排创作组由副部长赵辛初亲自抓，吴雪负责，电影局徐庄是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制片主任王志敏是支委。访问两天，便在—起议议体会。

水华是北影四大帅之一，是拍过《白毛女》《革命家庭》等著名影片的导演。他是知识分子型的老文艺战士。但他导演风格细腻，挖掘人物深，是他平时总皱眉头苦苦思索的结果吧!他和成荫的粗犷的艺术风格不同，而生活中的成荫也是大大咧咧的脾气。

1966年3月9日第一次议论，水华就和焦裕禄比差距，老同志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水华说：资产阶级世界观表现在各方面，我就是光想拍好戏就得了，觉得在家养养，读读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晚上看看《红楼梦》感到是一种享受，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与焦裕禄比。他最感兴趣的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四十岁以上的人要考虑下半辈子的革命问题。追求安逸、不迎接困难，就是革命意志衰退。我这次来。还有个人考虑，和成荫合作，自己的地位怎么处啊?这是在个人轨道上走惯了。不进行斗争不行。不要处处想当英雄。“不为利”好解决；“不为名”的精神束缚，担子压得很重。有这种束缚什么也干不好，还要自欺欺人。先把这事抖掉方可搞好工作，搞“自留地”，搞“公私合营”是很脏的世界观。如何不为名?如何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时自己也不甘心的。让同志们知道我有这思想，请同志们帮助我。做不挂奖章的英雄是不容易的。不能以非焦裕禄精神写焦裕禄精神；不能自己原谅自己，如何克服“我”，不能以“我”克服我，那样会由个人英雄主义转化成“无所作为”。

水华说得十分诚挚。我心想，这真是党培养的艺术家啊!他经常反省自己，却又总让他反省!检讨已成了习惯。

3月14日，兰考原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向剧本创作组介绍焦裕禄对县委当时思想状况的谈话，大家颇受启发。

3月17日下午，创作组开第一次创作务虚会。李准发言，谈他对人物的理解：

我们的剧本要回答三句话：焦裕禄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焦裕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从“活”字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是大千世界，要抓哪一点?需要讨论。

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需要表现，这几年来，主席思想最集中的表现在哪儿?①反修正主义；②农业为纲思想；③斗争实践思想，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阶级斗争体现在兴无灭资。八届十中全会后初期刹单干风，搞牛鬼蛇神，把阶级斗争搞得简单，赵树理说过，好像光把几个地主富农弄出去，村子就搞好了——不是那么回事，看出了当权派的问题，要写出焦裕禄“不断前进”的思想。

从电影上看，焦裕禄就是兰考人民精神的化身，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他反映了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三春柳长在碱地还开三次花，再恶劣的环境也要开花，还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写他的“三春柳”精神。焦裕禄能从沙子里扒出金子来，他善抓萌芽，别人看是破布烂套子，他看出是珍珠玛瑙。

有几个关系要注意：①保命和革命的问题。不能完全否定救济。当时不吃救济保不住命，焦裕禄从保命进到彻底革命，改变面貌。②阶级斗争和除三害的结合问题。焦裕禄要抓革命的群众，但不是那么简单，抓革命必须和除三害结合，是三大革命一起抓。(盐碱、风沙、内涝为“三害”——编者注)③自然灾害要写在黄河的账上，突出历史的一穷二白，写地方是穷的，精神是富有的，更震动人心。

大家议论如何写《焦裕禄》，确实感到有一些关系需要解决好，制片主任王志敏善于动脑筋，他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们早已碰到了。在务虚会上，我也提出一些创作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困难。

这些问题后来总结成“十大矛盾”。

(1)环境和人物。

焦裕禄是在困难时间、困难的地点，迎着困难、解决困难的。要树焦裕禄，不能不真实地写困难的环境，不然，就不成其为焦裕禄了!可是这困难能真实地描绘吗?电影不同于通讯、文学作品，这要拍摄出来，让观众看到真实的情景，能行吗?会不会说给社会主义抹黑呢?老摄影师朱今明就很有此担心，要拍穷困，一家人一条被子?拍灾民逃荒要饭?拍风沙、内涝、盐碱的外景?成吗?如果回避了真实的环境，又怎能表现焦裕禄精神?

(2)“三害”严重的现实和历史问题。

我们拍出“三害”的严重性，观众必然会问。为何“三害”如此严重，是什么造成的?如照李准所设计把根源推给黄河，也难以解释，共产党解放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实际情况是：1957年以前，兰考的经济状况很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到处是葱葱郁郁的泡桐林，很少有盐碱地，也没有多少内涝，下了大雨，水很畅通归了河道……一派繁荣景象啊!

就是因为有了1958年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编者注)，把这一派繁荣刮走了。这历史的真实，在当时能写能说吗?

(3)十三年和一年的关系问题。

这是和上一问题相关联的。我们写焦裕禄来兰考改变了“三害”的面貌，观众自然就要问：解放十三年的共产党县委都是白吃饭了吗?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像焦裕禄这样的书记?这实际便会引发出歌颂了一个书记否定了十三年共产党领导的负面影响。事实是：解放后的各届县委都没白吃饭，是1958年以后党的路线错误造成的灾难。文艺要说真话，电影要求真实，我们敢正视这问题吗?

(4)焦裕禄抓阶级斗争和抓除“三害”的结合问题。

如不写焦裕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他就不是党的好干部，也不合实际。但如果照实际多写抓阶级斗争，必须冲淡了除“三害”的生产斗争。作为县委书记，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三大革命”一起抓的，可在电影上如何结合起来，从而写出真正的焦裕禄，是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5)党委集体领导和突出班长焦裕禄的关系。

不能为了突出他个人忘了县委的集体领导，也不能为陪衬他一人，把别人都写得很低。如大通讯里就存在这问题，那次夜里带县委委员去车站看灾民，开会竟不说干什么，就让大家盲目跟他到火车站；去了也未看出他有何作为，只讲了段教育人的话，难道其他同志对兰考灾民状况不了解吗?降低了别人，也损害了焦裕禄本人，所以，这个关系要解决

好。

(6)焦裕禄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焦裕禄是“人民的儿子”；他是领导者，又是群众的学生。写焦裕禄在群众困难的时刻出现，会很感动人的，但他不是“散财”的救世主。写他带上救济粮款去直接送给群众，便不是以党的组织安排，以政府名义去救济，就不合适了。这个关系要处理好。

(7)保命和革命的关系。

如李准所提出来的问题，涉及对历史的评价。如焦裕禄按照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把河南的“借地”作为单干风要收回处理。而实际是，当时灾荒严重，人口外流逃荒严重，河南省委根据实际做出决定，可以把一部分地借给农民去种，这样发挥了农民个体积极性使农民能不再逃荒，所以人称这是“保命政策”。今天，我们表现焦裕禄刹单干风，却不可否认“保命田”的作用，不然，群众从心里会反感，这对焦裕禄的形象会有影响。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历史已证明，八届十中全会是开始发展了一条违背实事求是的方针路线。历史的局限，人们不可能看到更深刻的矛盾。

(8)焦裕禄的病情和上级党的关心。

不能不表现焦裕禄带重病工作，不写他的病，就表现不出焦裕禄坚强的性格。但同时必须写出党组织对他的关心，尤其要写出上级党领导对他工作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关心。

(9)英雄性格和英雄成长的关系。

影片要充分展现焦裕禄性格多方面的光辉感人处，同时也要写好焦裕禄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在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不是神仙，不能什么都未卜先知，他应有个对矛盾事物的认识过程，有在群众中受教育的过程，他要不断学习、认识，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如果不写成长，既不真实，也难感人，但又不是要写他什么缺点，不能损害人物形象。

(10)未来的影片不可回避的六个字：灾、难、苦、逃、病、死，如何掌握沉重的真实描绘和乐观向上的影片格调的关系。如不写此六字，就不是现实的真实，但影片又要乐观、明朗，激励人向上，而不是使人悲观失望。

这十个关系的核心是第一条，即历史环境的真实性问题。当时，感到这矛盾无法解决，就像是患了癌症，是致命的矛盾。本来，我们对“五风”问题早有了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做了纠正，然而到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政治气候变了，风向变了，人们又不敢正视历史了，一个不敢写真实生活的创作，能成功吗?而如果真实地反映现实，在当时不会成为“毒草”吗?我心里隐隐感到，这个创作任务恐怕难以完成。

就看写过《李双双》《老兵新传》的作家李准的能耐吧!

李准开始写供大家讨论的剧本提纲。

3，这天晚上我去县委看周化民同志，他问起电影《焦裕禄》剧本的进展情况，我便把困难说了：“看来写出电影剧本通过不易，电影要来实的，那些困难情况怎么拍呀!”我便把大家议论的“十大关系”向他说了。

“乖乖!还有这么多问题呀!”他感到惊讶，又觉得新鲜，“没想到搞剧本还有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要解决好哇!最难的就是这十三年和一年的关系问题。你们又不能揭露1958年‘五风造成的破坏。人家就会问：那十三年咋不治理‘三害，只有焦裕禄来了才治理呀?这是有真情不能说的问题。乖乖，还真不好说哩。”

由这儿引起对大通讯的看法。周化民说：

大通讯所写的事，我不知道，不好发表意见，可兰考现在什么样，在这儿摆着。“三害”还很严重啊!陇海路两边村的盐碱地一片白呀!那是6万2千亩不毛之地呀，我提议留有余地，不要把现在写得太好，要实事求是才好。可发表出来，一点也没改。那天，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和李庆伟副省长一块到兰考来。他们的小车经过三义寨到县委。一进县委大门，见到我就说我。张司令员说：“周化民，咋搞的哟!你那报导写那么好，我一看咋就这个样子呀!你咋能这么吹呀?”我只有苦笑，叫我咋说呢。黑龙江省的一个副书记来参观，他转了一圈，临走时，拍着我的肩说：“老周，你的任务可还艰巨得很哪!”我明白他那话的含义。

……那天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文敏生都来兰考住了几天，要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王维群具体帮兰考解决实际问题。县委提出，把陇海路两侧的6万2千亩碱地改变，不然火车过兰考一看这不长庄稼的地，不会有影响吗?所以提出“大干六万二，改变兰考县面貌”的具体目标。

周化民告诉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曾亲自打电话到兰考，开始是我接的，说是邓书记处来的找刘建勋，我便通知刘建勋。刘接电话，邓小平同志批评刘建勋到兰考的时间晚了，要刘建勋在兰考很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刘建勋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县委的目标，说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中央军委立即决定从商邱调来两个团的解放军官兵，帮兰考搞陇海路两侧的“台田”——把土地地面抬高一米，以解决排涝排碱问题。省委还派副秘书长赵致平，地委派副书记兼专员孙化三长期住兰考。从现在起，兰考粮食统销指标增加了，救济款也增加了……这都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为迅速改变兰考面貌做出来的呀!

我1966年4月30日日记这样记着：

昨夜和周化民同志谈到今晨三时。这个谈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今晨王志敏(北影《焦裕禄》剧组制片主任)同志又来了，他要赶回北京去，把我昨夜的札记撕下去拿走了。

我应该以对党负责的精神。给厂党委和北影许里同志写一封信。以便真正接受教训，把下面的工作做好。

我一夜没睡，精神尚好，今天上午兰考“开洋荤”，有飞机滑翔表演……

4，经过四次讨论，五易其稿，李准把焦裕禄剧本提纲写出来，打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北影厂的同志回京，李准回郑州，交给我的任务是：收集各方面意见后回北京向文化部汇报。很可惜，我没有留下一本提纲，时间久远，对剧本情节有些淡忘了，无法向读者复述，但我记下了对剧本的意见，从这些意见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那已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要烧起的前夕，大批判已把不少影片当成毒草，人人都是批评家，看问题都“尖锐”起来。警惕性也高起来了……在这种氛围下拿出的剧本提纲，还能得到好的评论吗?更何况李准的提纲本身也确实很不像样。

几次讨论使我越来越明确一点：一个作家艺术技巧固然重要，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是艺术家对生活认识和感受的丰富、深刻与否：不然。就是像李准这样有才华的作家在没深刻认识与感知焦裕禄时也无能为力了。

卓兴隆对提纲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我发现越是大艺术家说话越谨慎。他们深知创作的甘苦，又考虑到对作家的尊重，自己说话的分量；许多因素，让水华导演的发言十分平和，没有棱角，也竟让人怀疑起水华的水平来了。我则相反，没有任何顾虑，想到就说，因心中要求高，则不免偏激，我的发言，李准是不高兴听的。

几个年轻人，如制片主任王志敏，场记郑国荃也属于发言“冲”的一类。尤其是王志敏。他说：“我们根本没有深人下去，走马观花访问一下就编剧本，要能成功，才是怪事。”

卓兴隆在讨论会下说得更刻薄：“这叫啥玩意呀?我看李准这思想写不出焦裕禄来。”

我留在兰考听各方面意见，为了汇报，做了详细记录。

文化部创作《焦裕禄》话剧的侣朋、邓兴器、段成滨，认真地看了我们的提纲，认真地提出了看法，整整说了一晚上。

我还听取了刘呈明、孙天祥、马长发、李林鹤等县委常委的意见。他们都对此提纲甚不满意，认为剧本淡、乱、散。

我去征求张钦礼的意见，他的话则更“尖锐”。按照当时批判上纲，概括为：歪曲了焦裕禄、丑化了党的干部，诬蔑了贫下中农，否认了党的领导……后来，他明确说，李准写了个“大毒草”!我请他再详细谈，希望能出点主意。他说：

这个剧本不亲不切。不亲，是缺乏阶级感情：不切。是不了解情况。不亲不切，就不感动人。焦裕禄是革命英雄人物，他是“班长”，他现在是裸体跳舞，打不开锣鼓。没有写县委的集体领导。焦裕禄遇到王同根妻，说的话，不是贫农的感情，“这几年都坏了”，是攻击1958年，在偷偷攻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贫下中农见了干部就跑，就跟见了日本鬼子似的，我们党群关系就这么坏呀?

焦裕禄和老贾的矛盾是什么呀?焦裕禄没有说治灾的观点，没有说出方针、政策、方法，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看不到组织的力量，政策的力量，只是在打嘴仗……

(监察书记潘子春在一旁插话：这个老贾就是写的你!)

我看三遍之后，认为这是个坏东西，咱们还提什么建设意见哪?没法提，这得从头写。李准这个作家，脑子里去不了十万元，永远写不好。我看了几遍，越看越严重，我说：这东西要出来，非成右派不可。(当时传说李准有十万元稿费存着，故张钦礼有此说。)

听完意见，我给长影厂党委写信汇报了这一阶段工作情况。1966年4月14日，我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党员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大会通过并报四清分团党委。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天和这一天同志们对我的真诚希望和嘱咐。我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照此去生活、工作。

1966年5月5日早晨5点20分，我到了北京，北影派小周来车站接我，把我领到阜成门内的影协来。进了红大门，沿花园式的曲廊一走，才想起我在北大读书时曾来过这里。是送我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别来几春，时光飞驰，简直陕要忘记了。我到后就传达县委及张钦礼的意见。水华、徐庄听了都皱起眉头。显然不大满意。可能他们已听了文化部的意见，认为路子不错吧?他们说已去北京郊区听农民的意见。

5月6日，创作组安排学习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已感受到沉重的政治气压，要有一场暴风雨到来。

1966年5月7日下午，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来到影协。这是个干瘦老头，很平易亲切。我们都聚到大会议室里，他向大家一一问候，问了问在河南的情况后说：

你们出发时，我不在家，焦裕禄的材料看了不少，也没很好地消化，学得不够。吴雪同志回来，部里检查工作，也去不了啦。本来他是要马上去的。看了提纲。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在家的主要听听你们的意见，商量一下。根据要求，质量要高一些，时间不要那么仓促了。徐庄先和我扯了两次，白羽正开会，拿不出时间采，我们昨天碰了个头。考虑进一步怎么搞，还没定论，也没向部党组汇报。是不是这么做，可以商量。

对这部片子在今天这个形势下，应该按《纪要》(作者按：当时刚发出的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要求搞，高标准。从思想内容到文艺表现形式，都要贯彻“立”的高标准，要独创，社会主义的标新立异。能不能达到那个目标是另外一回子事。现在大家决心要大。不管如何。努力搞，有志者事竞成。从严要求。退一步讲，不得其上，也得其中，再退一步讲，搞不成功，也可以搞出搞不成功的经验来。照这要求，年底出片，有些太仓促了!昨天研究一下，不受时间限稍，到明年年底把它搞成，集中力量去搞。按照《纪要》，八一厂拍《南海长城》，剧本有了，又重新搞。还是明年十·一出厂。决心把它搞成“样板”，这个考虑大家看合适吗?

如果这定下来了，大家是否趁这次回来的机会，开个小型创作会。仿效陈亚丁在上海起草《纪要》的办法。好好学学《纪要》。具体联系实际，看些片子，把思想搞得更清楚些。学《纪要》对照自己作品，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问题。解放军看了60部，你们也看几部，好的几部，坏的几部。看过去不容易看出问题的几部，边看边谈边学习，在这个基础上再议。我也要看看焦裕禄的材料。或者你们先把提纲改改，找刘建勋同志再谈，谈了，再搞提纲，先拿出十天半月来学习，把剧本架子搞得准确一点，就返工少一点。领导下决心搞样板、搞标兵。我相信你们勇于做标兵。看在座的有没有这个雄心?这要靠大家努力。各个方面都要创新!

这个《焦裕禄》要当重点，当样板搞，大家都要下这个决心!架子定下来。再去生活一段。

大家议论一阵后，赵辛初越谈越贴近。我很佩服这位文化部的新领导。赵辛初说：焦裕禄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是我们永远要学的!写困难怎么写?写的轻，不能烘托焦裕禄，写过了，就太阴暗了，你毕竟解放十多年了嘛!焦裕禄是真人，周围的人是虚构的，又要依靠原来的人做背景。焦裕禄的形象必须按照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去描绘。吴雪同志本说要来，可“抓壮丁”把他抓去了。(《抓壮丁》当时被批判成坏影片，吴雪导演)要破除对专家的迷信，破除对自己的迷信。大破才能大立。要搞出划时代的作品。

创作组按照文化部赵辛初的安排，开始看影片，学《纪要》，议论。我看看周围的艺术家，水华白净的脸显得更苍白了；李准脸是铁青，看得出内心的压力。

这天晚上十一点多，我要休息了，李准走进我住的房间。他说，“心里闷得慌，我到天安门前转了半天回来的。”说完沉默了，他和我还不算知心，他没有详说他闷在什么地方，他在天安门广场转转，是和共和国说说心里话吗?他回来，心情可好了?呆一会儿，他问起张钦礼的意见是从哪儿谈起的?他胖大的脸红涨着，眼珠子瞪出来，他又激动起来，有点发火了!

原来是他今天下午看了刚整理出来的四个县领导对“提纲”的意见；他在学了《纪要》后看到这些意见怎么受得了?我心里也觉着他冤，本想承担光荣任务辛辛苦苦去写剧本，没受表扬先落下一身不是，不难受吗?

“……还说什么几万块钱，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吗?我想找张申同志谈谈。你是县委副书记嘛，就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不能搞人身攻击嘛!对剧本有意见不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省委宣传部宋玉玺部长见了提纲，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嘛!省文联主席于黑丁看了，说比其他写的戏都强嘛!部里的意见也听到一些吧，认为比马烽他们的路子对吧……”听李准说他的“提纲”被领导肯定，我不以为然。看来真是谁都愿听好话，顺耳的话，尤其对自己用心血写出来的作品，更不愿听否定的话语。我不反驳他，但善于观察人的作家李准是看得出的，他进一步追问，同时也做解

释：“你原来说过意见，说你们依靠专家……这是什么意思啊!卓兴隆是不是有意见?让我写是省里定的，我主动向部长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还是让卓兴隆参加了嘛!是不是还有个创作组在哪儿哩，不会吧!”

我和李准说了当时的情况。李准说：“明天要总结前两个月的工作了，我身体也不好，总结完下面怎么办，再说吧!”

第二天下午，果然开会总结工作，王志敏提出要按照《纪要》要求总结。徐庄、水华都不同意。说那时候《纪要》还没出来嘛。但大多数人否决了这意见。当时的革命气氛，使水华这些老艺术家不好再说别的。总结会一开始就有火药味，北影的几个年轻人对准水华开炮。水华激动地说：要把问题澄清——他站起来。失去了常态——咱们民主讨论吗，你可以这么说，别人也要把实际情况、客观情况反映一下嘛!这是针对深入生活问题。年轻人批评领导为何感到生活不足，不从质量考虑，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上级反映呢?

水华皱着眉头。一根接一根的吸烟，遇到关键的问题他常常激动，这是他搞艺术的素质，他没有当官的沉稳，侩庄就比较沉稳。为了弄清当时的意见，水华总说：“咱们看看当时的记录嘛。”汪宜婉便查起在兰考的记录来。

总结了两个半天，谈不下去，便暂停总结，继续学习。5月16日，上午学习《评三家村》，下午看珠江厂的《逆风千里》、长影厂的《两家人》。我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中央发出了关系每个人命运的《516通知》。

从5月20日。我们便全去北影听工人“三查”提意见。这些工人的意见十分尖锐，看出工人对厂艺术大师们火气很大，我很受触动的是，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拐弯抹角。

“焦裕禄，为什么非你们大名人、大师、大帅去拍?你们那些思想能不能胜任呢?你们有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我们剧团处找美人，为了表现什么?是表现工农兵，还是资产阶级?”

……听了两天北影工人的发言，我们又开始总结。水华以沉痛的心情发言，他说：“听了两天会，我感到自己与工人同志的距离太远，关键是对社会主义的感情。过去对这个没有觉悟。自己不敢回头看自己的东西，从根本问题上，距离太远，不在思想感隋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感情上格格不入，如何工作?我的创作思想需要好好清理，过去总是想搞艺术，自以为是革命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艺术。《焦裕禄》的创作，我是没有力量的。过去，不以政治为战斗武器，而只追求艺术，从《革命家庭》看，周莲到底给人家什么教育?不能以艺术冲击政治。不能强调个人风格，无产阶级需要战斗的风格……”

下午开会，李准发言，调子也很低沉：“我这几年渐渐走了专家道路，脱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东西也写不出来了。在文联机关，没有人批评，天长日久，自己画地为牢，就把一个人给毁了。修正主义先从作家中生根，作家为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打了先锋……我们拿着薪金，写个电影剧本还拿几千元。你怎么能体会那一年收入几块钱的农民的思想感情?你势必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就不革命而成修正主义了。”

美工大师秦威也激动地说：“要动一动我们的高薪，不要再这么拖下去了，这不是经济账，这是政治账，我们拿这么多钱还去写工农兵，说是为人民服务，简直是大言不惭啊!”

1966年5月28日上午，文化部赵辛初副部长、吴雪副局长，北影厂党委书记许里、副厂长田方都来了。我感到一定有了重要的部署。我们又集中到小会议室里，我坐的离赵辛初更近一点。好记下他的话：

形势在不断发展。上次谈过一次部署。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5月16日中央通知下来了，19号收到了。昨天，文件的附件也来了。以通知的名叉。实际是思想领域文化革命的纲领。我们初步学了一下，通知了四个问题，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现在一切工作都要根据通知精神来布置。我同白羽商量，考虑两个问题：一要投入大革命，要参加战斗，每个人要彻底肃清头脑中的脏东西，要参加群众运动；二要完成《焦裕禄》的创作，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过去做的按《纪要》要求已经很不够了；按《通知》说，就更不够了!我和白羽商量一致的意见，找望东、西民同志谈了。他们让我跟大家再商量一下，片子要搞，先回本单位参加运动。思想不武装起来，也不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估计，运动大约八个月结束，我们再重新集合。

大家能说什么呢?

我只盼望早日结束运动，再重搞《焦裕禄》。

这天晚上。李准去看了刘白羽，回来找到我说：“这回运动可大了!”

我说：“不是批判三家村吗?”

他神秘地说：“比三家村大，你想多大是多大。”大概是机密，他从刘白羽那儿得来，又不好说出来，我也不打听了。

我看出他有点紧张。便说：“你又没写毒草，你没事儿呀!”

李准叹口气：“我参加大连会议发言了。……不过赵树理发言说得比我厉害，他说农村过年贴对子，一年比一年窄了。现在只剩这么一小条红纸了。这不会当成攻击社会主义呀?”待了一会儿，又说：“亏了咱们的《焦裕禄》没出来，若出来，也会当毒草了!小任，你别觉自己没事儿，这剧本可是我们一块讨论的呀!”

李准为我敲了警钟。从此，我们各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水华、成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李准果然也被揪出来，而焦裕禄提纲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这时才真正感到《焦裕禄》没写出来，反而是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