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志强

摘要：对于技术化统治的拯救不仅是法拉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马尔库塞主张通过科学技术自身的革命走出技术化统治的困境；哈贝马斯则认为只有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才是唯一的出路。而此种机制的形成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科学的民主化，二是要为技术与政治的民主对话的实现在政治、科学和社会范围内创造一个公共领域。

关键词：哈贝马斯；技术；民主；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2-0032-06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化统治问题，正是因为技术异化为了统治的工具，才造成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的出现。因而，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两个人共同的夙愿，马尔库塞提出了技术与艺术联姻的拯救途径，而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才可能走出技术化统治的困境。

一、技术与艺术的联姻

尽管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持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但他认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美学和人道的条件下，一种替代现有科学技术的新的科学与技术是可能的，它们将打破现有的科学技术的统治逻辑，成为拯救人类和自然的新生力量。

马尔库塞认为，虽然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已成为统治工具，要拯救这种危机，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和技术，他指出：“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学已经规划和创立起这样一个领域，即对自然的统治依然同对人的统治相联结的领域——它们的联结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域而言是必不可免的。……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也许有助于上述必然联结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科学的结构——科学的谋划。它那没有丧失合理特征的假说，将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经验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将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认根本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推翻了理性的观念。”马尔库塞这里的意思实际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并不能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方向和功能，反之，在独立的科技进步过程中，制度框架是可以替代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认为当科学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能的。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新科学技术是为革命的理论服务的，同样，革命的理论应承担起这种新科学技术的纲领。他指出：“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的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化。因为已确立的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政治的工具。”

新科学技术该如何产生呢?在马尔库塞看来，新科学技术的产生是和理性的变革密切相关，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异化与理性的工具化有必然联系的，所以，新科学技术的产生首先必须使理性摆脱工具理性而恢复否定性和批判性。他写道：“技术进步的这种新方向将是既定方向的突变，即不仅是流行(科学和技术)合理性的量的渐进，而且更确切地说是流行合理性的突变，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新观念的突现。”

马尔库塞将新科学技术的确立寄托在科学、技术、形而上学(哲学)和艺术的结合上。在他看来，首先，科学、艺术和哲学之间存在着原始的联系。科学曾包含审美理性、自由、想象和幻想。科学曾沉迷于各种可能性的合理化，它玩弄过这些可能性，即解放——一种更高真理——的可能性。其次，技术与艺术具有姻亲关系，像技术一样，艺术也通过反对现存领域，并在现存领域中创造了一种思想和实践的领域。但是，由于后来科学技术理性取得了统治地位，科学、技术、哲学和艺术便被分离了。“统治的合理性不是使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分离开来，就是把艺术结合进统治领域从而否证艺术理性。”

那么，科学技术、艺术、哲学该如何结合呢?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将技术理性推向了极端，达到了它的终点，进一步的发展将导致一个质的飞跃，即呈现出一种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那时，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的特征不存在了，科学技术将对“生活艺术”开放，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便会结合到一起。他这样论述道：“在有步骤地将自己规定为政治事业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将超过它们曾因其中立而从属于政治的那个阶段，并反对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专门功用。因为，对终极因的技术再规定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了妨碍满足人的需要并发展人的才能的特殊利益之后对(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换言之，它是人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因此，技术可以对理性和自由的不成熟状况提供历史的矫正，据此，人在以压迫为基础的自我持续的生产能力的进步中，可以成为自由的并保留自由。就技术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发展程度而言，矫正决非技术进步本身的结果。它牵涉到政治的变革。”在这段话中，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马尔库塞不认为技术自身的发展存在内在的逻辑，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这个观点在下面这段话中表露得更加明显：“摆脱剥削特征后的技术合理性愈是对社会生产起决定作用，它就愈是依赖于政治方向——依赖于集体的努力以争取和平生存并实现自由的个人为自己设立的目标。”

马尔库塞对于新科学技术将带给人类和自然的解放坚信不疑。他认为，新科学技术除了带给人类物质上的满足以外，还将带给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景，正义、自由和人性的观念都将在新科学技术下获得它们本真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同时，艺术与技术联姻后，艺术的技术合理性将具有美学的还原特征，到那时，征服自然意味着减少人对自然的暴行，土壤的耕作不同于浪费性的开发，开辟森林本质上也不同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总之，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的结合一旦产生了新的科学技术，“技术的逻各斯就将开放出一个根本不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

从马尔库塞对“新科学技术理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技术态度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统治工具，执行意识形态功能，因此，科学技术的中立性不再适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不受社会制度的限制，科学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制度框架可以替代，技术可以成为解放人类的新力量。这种“摇摆不定”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批判。

二、走向民主的技术

对于马尔库塞提出的“新科学技术理论”，哈贝马斯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马尔库塞新科学技术理论中技术化社会的概念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马尔库塞懂得，生产和解构的技术力量，进入了政治统治和社会权力的制度联系中，……另一方面，他则认为，前进中的技术系统似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力量——技术本身成为一种生产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模棱两可的原因在于马尔库塞否认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将技术等同

于生产关系，从而也就使技术丧失了纯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捍卫技术的纯洁性，反对蔑视它的十足的猜疑。很清楚，技术的纯洁性就在于，人类的再生产和延续受工具的、全部目的理性行动的条件的制约。所以，历史上能够改变的不是技术的结构，而只是技术支配力能达到的有效范围，只要原本的人类始终是有组织的”。因而，“马尔库塞对技术的否定和新的科学观念，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是抽象的。对科学和技术的制度化进步来说，从它们的结构上来判断，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不到一种功能上具有同等价值的选择”。另外，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的“新科学技术理论”的出发点——由目的理性行动规则和成套技术手段构成前进中的技术系统，自身将成为工业先进社会的制度框架是值得怀疑的。既然马克库塞接受了这个出发点，就意味着他相信政治统治能转化为技术支配的形式，承认技术支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等于马尔库塞把原本批判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了其“新科学技术理论”的依据。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下去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

基于对马尔库塞新科学技术理论的批判，哈贝马斯提出了解决技术化统治的另一途径，他说：“我认为，应该从分析的层面上，把一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或者社会生活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似乎包括在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中)和前进中的技术系统加以区分。”作出这样的区分后，哈贝马斯面对的问题是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的关系协调问题。因为，制度框架长时期的结构变化(只要是这些变化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在被动地适应前进中的技术系统的形式中完成的，制度框架的结构变化，不是有计划的、目的理性的和后果受到监督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当遵循着目的理性的技术规则的技术系统进化速度长期快于制度框架结构变化的速度时，技术系统就会把制度框架的历史文化因素消解掉。“把社会生活世界形成的制度吸收到前进中的技术系统中的理性化，废除了统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历史关系，那些既能疏导欲望的满足，又同时拒绝欲望的满足，但也由于内在化的强制的反思而使自由得以可能的规范，现在被通过诱惑的外部控制所代替。这些规范是起作用的；与这些规范相比较，反思似乎软弱无力，因为反思对按照目的理性建立起来的自我保存的系统不起作用”。反思的缺失就会造成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断裂，从而致使社会使用技术的能力偏离生活实践的意愿。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重建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协调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技术上可使用的知识转化为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如何对技术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之间今天仍然处于自发状态的关系进行反思以及把这种关系置于理性争论的控制之下”。对此，哈贝马斯提出：“必须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对于这样的讨论进行的策略，哈贝马斯基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了重塑技术与民主对话的关系，将技术放在民主对话的实践哲学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的解决方法。他说：“现在，我想用政治意志形成的坐标系再一次重新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个问题。下面，我想把‘技术理解为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因此，我说的系统是研究和技术与经济和行政管理赖以构成一种反馈关系的系统。其次，我想把‘民主理解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而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涉及的是这样一个实践问题：在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扩大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和愿意彼此生活在一起。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适用于从事生产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确切地讲，就是要进行一种政治上能够将社会使用技术的能力同生活实践的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一方面引导政治家按照技术规则纠正他们传统的、想当然的满足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也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从而合理控制和发展技术知识。

这种对话如何实现呢?哈贝马斯认为，这就要创造一种政治意志，此种政治意志并不仅仅是政治家共同体的决定，而是受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的原则制约。那么，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又如何进行呢?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讨论需要在政治、科学和社会三者间进行。这就涉及到两个条件：

条件一：要实现科学的民主化。

科学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是哈贝马斯密切关注的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通过技术向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中以自身的模式同化渗透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主实践的政治亦被科学化了。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从而合理处理好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关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哈贝马斯考察了历史上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决定论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马克斯·韦伯，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霍布斯。这种模式将专家的职能与政治家的职能严格地区分开来，技术官吏统治与政治领袖集团是对抗的关系，专家依附于政治家。政治家使用技术知识，但是其活动不能合理地进行自我论证，政治活动是在具有竞争性的价值法则和信仰力量之间做出决断的，信仰力量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并总是拒绝对事情进行使人感到亲切的讨论。第二种模式是技术统治论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从圣西门追溯到培根。在这种模式中，专家依附于政治家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了，政治家成了对有科学知识的人所作的决断的执行人。在具有此种模式的国家中，政治家实际上只是从事一种虚幻的决断活动，至多像一个尚不完善的统治的合理化的漏洞的填补者。国家也不再使用暴力来实施原则上无法论证的、仅仅代表决断者的利益的机器，而是成为合理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三种模式是实用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在此种模式中，批判关系的更换取代了专家的职能和政治家的职能之间的严格区分，专家既不像在技术统治论模式中那样成了实事服从于必然规律，并且只能在只用假想做决断的政治家面前独立行使权力的人；政治家也不像决定论模式假想的那样，在有说服力的合理化的实践领域之外，仍然保留着一个特权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实践问题都必须由意志活动来决断。相反，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科学家们向作出决断的行政当局‘提供建议，反过来，政治家们按照实际需要给科学家们‘交付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从明显的视野中产生的新技术和新战略的发展，将受到需求和这些需求的历史的既定解释，即价值系统的控制；另一方面，这些反映在价值系统中的社会利益将通过检查满足这些社会利益的技术可能性和战略手段加以控制。这样，一部分社会利益被认可，一部分被否定，即这些社会利益或者

得到明确表达和新的阐释，或者失去它们的意识形态上神化了的和具有约束力的性质。”[3]102

哈贝马斯认为，在上述三种模式中，决定论的模式使科学与政治处于对立，技术统治论的模式则损害了民主，而只有第三种模式，即实用主义模式才与民主相关。当然，实用主义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即“实用主义模式忽视的仅仅是把科学信息可靠地转化为实践的日常语言的逻辑特性和社会前提以及反之，从实际问题的前后联系中把实践的日常语言反过来转化为技术成果和战略成果的专业语言的逻辑特性和社会前提。”这就是说，实用主义可能会把科学的规则混淆为实践的意识，从而陷入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中或者拒绝让科学接受自我反思的批判。所以，不能把实用主义的模式不假思索地应用于现代大众民主政体中的政治意志形成上，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转化问题以及科学和公众舆论的关系问题，即公共领域的形成问题。

条件二：要为技术与政治的民主对话的实现在政治、科学和社会范围内创造一个公共领域。

此公共领域相当于在国家和社会间开辟了一个缓冲地带。这是一个保证公民之间自由、平等的民主对话的领域，它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合理的张力之中：一方面，通过公共领域可以将社会生活的需求和意志传递到国家的政治系统，并影响到相应的决策；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意志也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影响到广大社会公众。这样，科学技术就可以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和平等的民主对话而渗透到公民的实践意识中，从而具有了政治意志启蒙的作用，从而使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转化通过公众舆论这个中介得以发生，科学因此获得了反思的维度，政治也具有了科学化的倾向。

但是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国家利用科学技术及其成果控制着舆论的导向，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了国家执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这就扭曲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并破坏了自由交往和对话机制。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局面主要存在四个障碍：首先是制度的局限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和政治的公众社会的衰落，抬高技术问题，排除实践问题等做法成为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而破坏了自由交往和对话机制。其次，军事的保密规定封锁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堵塞了科学信息自由地流入社会。再次，官僚主义的封锁破坏了科学和公众社会两者间的交往渠道。最后，国家间的竞争压力使得彼此间不信任，解决问题不是通过对话，往往是通过经济、科技和军事威慑，从而阻碍了科学和政治间的交往。面对上面四个障碍，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

从上面技术与政治民主对话的两个条件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是寄望于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为此，他认为，要满足上面的设想，就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发挥他们既是专家又是公民的双重角色，要求他们要超越科学技术，并对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实践成果进行反思，就他们的研究实践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讨论和争论，并将这种讨论和争论诉诸于公众舆论，纳入相互交往的人们的语言财富中。二是科学技术专家、公众和政治家之间要自由、平等、民主地对话，从而共同决定哪些科学技术上可用的知识应该被转化为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实践知识。那么，政治家、科学技术专家和公众如何保证自身在对话中的决定不被私利左右而具有公平性呢?哈贝马斯认为，这要借助于商谈伦理学的“普遍化”原则，即道德、伦理规则来源于人们的约定，人们共同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并能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的。

三、两点评论

从实践的角度看，兴起于美国，在丹麦得以制度化，当今风靡于欧洲的“共识会议”，实际上就是哈巴马斯所提倡的商谈伦理学的现实模式，此种模式对科技风险持有一种建构论的观点，赋予了专家与公众在面对科技风险问题时同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但是，由于共识会议仅仅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势必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正如美国学者加沙诺夫曾提出的，共识会议至少存在以下四个重要问题：过早达成共识(有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而过早形成共识的可能)，虚假共识(有对参与者实行限制而形成共识的可能)，由不合适的参与者形成的共识(有理应加入的参与者并未参与而形成共识的可能)，暂时的共识(只在某一时间和地点形成的暂时性的共识，随着影响因素、价值观、知识等发生变化，这种共识就可能丧失了合理性)。可以说，共识会议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哈贝马斯力图通过商谈伦理学建立公共领域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共识只不过是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时间内，由有限的成员进行的讨论，这意味着，力图想通过协商来达成真正的、完全的共识是不可能的。对于哈贝马斯通过对话可以取得共识的观点，利奥塔则从语言游戏的角度给予了否定。利奥塔认为首先，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所有对话者都会赞同那些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普遍有效的规则或元规定。但是，从语言游戏的异质性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规则或元规定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多样性的特点。其次，哈贝马斯是假设了对话的目的是达成共识。但是，在科学语用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共识只是讨论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讨论的目的。“更确切地说，讨论的目的是误构。”由于误构包含着双重目标——规则的异质性和追求分歧，所以哈贝马斯所坚信的如下信仰正在消失：“人类作为集合的(普遍的)主体通过调节所有语言游戏中允许使用的‘招数来追求自身的共同解放，任何一个陈述的合法性都在于它对这一解放所作的贡献。”

综上所述，虽然哈贝马斯提倡的通过商谈伦理建立的公共领域不会像他所说那样的完全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对待和处理科学技术、政治、公众与社会四者关系的一条进路，还是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1-152，

[2]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4]刘兵，江洋，日本公众理解科学实践的一个案例：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共识会议”[J]，科普研究，2006(01)：41-46，23，

[5]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