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同义连用研究综述

2009-09-01李素娟

中州学刊 2009年4期

李素娟

摘要:同义连用是古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为古代训诂学家、古文学家所瞩目。对于同义连用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及以前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两个时期。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材料日益丰富,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

关键词:汉语;同义连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4—0244—03

同义连用是古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先秦彝铭和典籍中就有使用,周秦两汉文献中已经大量存在。同义连用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为古代训诂学家、古文学家所瞩目。新时期以来,对于同义连用现象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材料日益丰富,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对于同义连用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时期。

一、清代及以前——语文学时期的同义连用研究

西汉毛亨给《诗经•扬之水》中“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一句作传时就说过:“艰,亦难也。”晋代杜预给《左传•成公十三年》“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作注时也指出:“虔刘,皆杀也。”到了唐代,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进一步提到了这个问题:“刘,杀,《释诂》文;《方言》云:‘虔,杀也。重言杀者,亦圆文耳。”他对《诗经•豳风•七月》序中“致王业之艰难也”一句解释说:“艰,亦难也,但古人之语字重耳。”又《尚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孔颖达正义曰:“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复语,犹云艰难也。”《左传•桓公六年》:“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孔颖达正义曰:“硕大、蕃滋,皆复语也。”在这里,孔颖达所说之“复语”、“连言”、“字重”、“重言”指的都是同义连用。朱诚认为,“孔颖达谓‘虔刘为‘重言,盖最早为同义连用命名者”①。颜师古在给《汉书》作注时,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同义连用现象。

到了清代,训诂学家、古文学家的著述中对同义连用有了更多的涉及和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列“重言”一条,说:“古经亦有重言之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汉书》中指出:“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他在分析了远姚、何遽、夷易、庶几等同义连用的用例之后说:“凡若此者,皆取同义之字。而强为区别,求之愈深,失之愈远,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

王引之在其《经义述闻》中则称这种现象为“平列二字上下同义”或“连言”,认为:“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他在《经传释词》卷七“若”字条中,从反面举出误解《周易》中“我马玄黄”的例子,说:“连言之则曰‘若此或‘此若。”他不仅指出了同义连用的结构特点是上下同义的并列关系,同时指出其在语序上是可以颠倒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同素异序”。

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语词复用例”和“两字一义而误解例”中分别指出了古代典籍中助語词复用和实词型同义复用的现象,说:“古书中两字一义者,往往有之。”他指出了同义连用现象存在的普遍性。

以上是古代训诂学家对同义连用现象的代表性看法。

这个时期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同义连用现象,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如语词复用、两字一义、不可分训等,并作了一些阐释,但这种研究多是无意识的、非自觉的研究。从其出发点来说,多是出于注解经传的实用目的;从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来看,大多也只是举例性的研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但他们都肯定了同义连用现象的客观存在,强调了两词不可分训,指出了同义连用在修辞上的作用。同时,他们利用同义连用这一规律研究古代文献,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这对词义的正确训诂,对古籍字词的正确理解,对训诂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语言学时期的同义连用研究

20世纪初期一直到“文革”结束,对同义连用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除刘师培外②,鲜有研究者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同义连用研究的沉寂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同义连用现象有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已故著名语言学家郭在贻堪称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承前启后者。他认为:“(同义字复用)有二字复用者,亦有三字复用者。二字复用者最多见,此所谓同义复词,是古汉语中一种普遍而特别重要的修辞现象。”③

张世禄最早对同义连用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他认为“同义为训”与“同义并行复合词”的产生密切相关,训诂上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的同义关系是构成许多同义并行复合词或同义联合结构产生的原因之一④。黎辉亮讨论了同义连文的组成、种类以及它们的训释和作用,指出同义连文在单用时意义各有差异,但当它们并列在一起成为一个并列结构之后,无论是表达的意义还是语法作用都相当于一个词或词组,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不可分开⑤。徐流探讨了双音节同义复词的来源、判定、语义构合及其作用影响⑥。朱诚对同义连用的成因、构成特点、功用等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对待同义连用现象的态度:“不必在究竟是词还是词组以及其他什么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同义组合,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现代尚未成词或者现代成词以后意义与古有别的同义连用上。”⑦这对我们研究同义连用极具启发性和指导性。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条很符合当前实际的研究思路。此外,陈伟武对古汉语指代词同义连文的成因和性质进行了探讨⑧。吕云生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考察了同义复合词语素间的意义关系⑨,把研究朝着细化的方面推进了一大步。龚西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同义连文对训释词义、破读假借、标点古书、校勘古籍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利用价值⑩。吴鸿逵第一次明确地从词类和音节两个方面对同义复词进行了分类(11)。王海棻认为同义连用现象在语义上犹如叠床架屋,因此称之为“语言的叠架现象”,认为同义叠架是单音词双音化的方式之一(12)。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同义连用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成果虽然还不是很多,但研究领域广泛,人们开始对同义连用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对其来源、成因、作用、类型、特点、研究价值、研究意义等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思考。存在的不足是:第一,研究还很薄弱,研究队伍很小,与同义连用在语言中的客观大量存在不成比例。第二,研究尚不够深入,认识不统一,单从名称的使用就可看出,“同义复词”、“同义并行复合词”、“同义连用”、“同义复合词”、“同义连文”等不同说法,反映了对这一现象的不同认识和分歧。第三,这一时期的研究均是将同义连用这一现象置于整个古代汉语的大背景中进行的,研究粗疏化,尚没有断代意识。第四,研究语料单一,多集中于上古,很少涉及中古以下。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理论探讨。这方面的研究以丁喜霞为代表,其博士论文《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以中古时期成词的常用并列双音词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常用双音词的成词途径、演变机制和规律(13),是目前在同义并列双音词的理论探讨方面最为得力之作。郭春环认为,“同义连用现象的最后归属——同义复合词”,“同义复合词在意义上的独立性和最小性都是很难抹煞的,因而我们从它在具体运用中的词义的角度把它归结为词”(14)。包克菲、王浩然等人对同义连用的性质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2.专书研究。专书同义连用的研究在该时期呈现出一种繁荣兴盛的局面。罗正坚是较早进行专书专类同义连用研究的学者,他探讨了三个字以上同义连用的类型及其产生的原因(15)。王其和从共时的角度,对《史记》中同义连用的性质、类型、特点、产生原因、作用和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6)。王建莉探讨了《尔雅》中同义复合词的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总结了单音同义词向同义复合词转化的一些规律(17)。江傲霜从《左传》中构成同义复词的两个语言单位的语义入手,对同义复词的特点进行分析(18)。其他如魏达纯、夏南强、杨雅丽、时永乐、孙小超、甘斐哲、李小平、解芳、毛远明、戚俊丽、宋积良等人对《颜氏家训》、《史记》、《汉书》、《墨子》、《论衡》、《左传》、《世说新语》、《宋书》、《国语》等专书的同义连用现象进行了研究。

3.专类研究。这主要有词性分类和音节分类两种。词性分类方面,武振玉以魏晋六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为例,对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做了详尽分析,并将其与东汉译经和同时期的中土文献进行对比,阐明了魏晋六朝时期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的特点(19)。张志达不仅从形式、时代方面考察了“皆”类词的同义连用(20),而且从形式、词序方面对假设义类词同义连用词语进行了分析(21)。朱文豪对《说苑》中两类心理动词同义连用现象进行了考察(22)。在专类同义连用研究中,董志翘的《汉译佛典中的“形容词同义复叠修饰”》(23)一文尤其值得注意。该文以汉译佛经中出现的在名词前叠用的、对名词起修饰作用的两个或三个同义的单音形容词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入手,探讨了这种表达方式的主要特点及形成原因,为我们研究同义连用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音节分类方面,徐流认为从先秦文献开始就出现的同义并列复用多音节,其词义的组合与结构都比双音节同义并列復用复杂得多,其识别与训解也最容易出问题,这种现象是受双音节同义复用的影响而产生的,有其心理基础和语言条件。他认为,多音节同义并列复用对于今人正确训释古籍词义已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因此其研究的实践意义更为突出,也更具价值(24)。夏雨晴对《太平经》中的三音节同义并列复用现象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对其特点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现象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关系,认为“多音节同义并列复用现象在汉魏时期出现频繁也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采用铺陈写作手法罗列文字的辞赋盛行,人们行文难免受之影响”(25)。

4.断代研究。李小梅第一次对同义连用现象进行断代研究(26)。相银歌第一次全面地对先秦同义连用现象进行断代研究(27)。他以先秦有代表性的10部重要典籍《尚书》、《诗经》、《孙子兵法》等为研究对象,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对先秦同义连用的状貌作了描述,分析了先秦同义连用的特点,并对先秦同义连用出现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先秦同义连用现象的出现有其产生的物质、文化、思维和心理基础,其产生也是汉语词汇复音化趋势和古人训解词义方式推动的结果。还有学者从类型、成因、特点、作用、研究价值等方面对同义连用进行较深入和较全面的研究,这标志着对同义连用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同义连用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同义连用的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这说明,作为一种特殊而普遍存在的词汇现象,同义连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其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研究开始细化,专书同义连用现象的研究明显增多,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专类同义连用现象的研究。第二,对同义连用现象的理论探讨也开始深化,开始对其构成模式、形成机制、产生原因等进行探讨。第三,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上古文献,开始涉足中古文献;不再局限于中土文献,开始涉足佛经、佛典等。第四,有了断代的研究成果出现。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重视上古同义连用研究,对中古和近代同义连用尤其是近代同义连用现象关注不够。第二,重视专书专类同义连用现象的研究,对断代同义连用现象的共性关注不够。第三,重视共时研究,忽视同义连用的历时演变研究。

同义连用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从上古开始即广泛存在于汉语言当中,弄清同义连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认识其在汉语双音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笔者认为,对同义连用的研究,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第一,继续加强对不同时期的专书研究,尤其是对中古、近代专书研究。第二,深化专类研究,弄清楚每一类同义连用现象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对传承至现代汉语中的同义连用,要弄清其成词时间、意义演变等;其次,对在某个时期出现甚至广泛使用后来又消失的同义连用,要弄清其消失时间、原因等。第三,加强断代研究,弄清同时期同义连用的共性以及不同时期的异同点。第四,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

注释

①朱诚:《同义连用浅论》,《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

②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列有“两字并列为表象之词而后人望文生训之例”,指出了《诗经》、《大戴礼记》、《荀子》等典籍中被后人误解的“两字并列为表象之词”的用例。此外,刘氏还在《左盦集》卷八的“古语复词考”和《左盦外集》卷十三的“文例释要”两条中对同义连用现象的出现、发展、作用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③郭在贻:《训诂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13页。

④张世禄:《“同义为训”与“同义并行复合词”的产生》,《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⑤黎辉亮:《谈古代汉语的同义连文》,《海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⑥徐流:《论同义复词》,《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

⑦朱诚:《同义连用浅论》,《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

⑧陈伟武:《古汉语指代词同义连文说略》,《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⑨吕云生:《同义复合词的语素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⑩龚西征:《略论同义连文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利用价值》,《湖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2期。

(11)吴鸿逵:《论同义复词的类型及其作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12)王海棻:《六朝以后汉语叠架现象举例》,《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

(13)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14)郭春环:《〈尔雅〉与同义复合词研究》,《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