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世界经济没有固定模式

陆红军

世界逐渐步入后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讨论的问题在1998年和1999年仍然存在。现在也是如此。

这轮金融危机将在原先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上带来新的失衡。现在各国的最大任务是要在全球失衡的状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在了解金融危机对世界造成了什么冲击之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做一个判断。

在笔者看来，金融危机对世界造成的最大冲击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迅猛冲击了金融领域的全球化。怎样的全球化是能够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美元体系是主宰全球化的核心体系，但缺乏全球化监管，这是形成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主要根源。如今，复苏中的各国又处于一个困惑期，很难在短期内找到金融领域货币放松、财务失衡与政府干预的解决之道。经历海啸后的全球经济如何才能从不平衡走向真正的平衡呢，是选择一个美国式的全球化还是和谐的全球化，这些都是此次危机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经济学理论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人们曾经崇拜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次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如今想要回到三年前的经济繁荣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与推理已不复存在，金融经典的逻辑体系也不再完美，比如，央行职能与货币政策等。显然，整个经济金融学科体系都需要一个新的创新。

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的世界经济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现有格局已经被打破并正在组合成一种新的状态，目前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尤其是如何认清世界经济新的结构性问题。而与整个现状相适应的是未来世界经济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一个没有固定模式的状态。▲（作者是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兼与李廷江先生商榷

冯昭奎 林 昶

李廷江先生在《对日研究，不必那么功利》（见8月28日本报）一文中说，“中国需要全方面地研究日本，不能只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视角”。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李先生也许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缺乏一定的了解。

新中国的日本研究，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度政治化、内参化”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研究日本的局面。不可否认，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日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借鉴日本经验，这个目的性或者说“功利性”，是极其明确的。

然而，这种“功利性”并未排斥非功利性的日本研究。例如，在80年代，中国学者撰著出版了煌煌13卷《东亚中的日本历史》（日文）；90年代，中日两国学者撰著、在中日同时出版了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世纪之交，“日本学基础精选丛书”出版，详细论述日本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教育、艺术、经济、社会等领域。近日首发的《日本蓝皮书》，作为首部发达国家国别年度资讯出版物，在进一步全面研究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的总体形势、最新动态及发展预测方面，则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

即使在小泉执政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也没有如李先生所说，以“解读中日冲突……代替日本研究的全部”。当然，如果从新闻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看，“解读中日冲突”的文章发表得确实是多了一些，但是，新闻媒体只是中国日本研究的载体之一。从日本研究界看，在那段时期不仅没有出现以“解读中日冲突……代替日本研究的全部”的情况，反而是国内学界对日本文化、民族、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更上一层楼的态势。据粗略统计，年均出版日本研究著作达到200册以上、论文近万篇。

最近，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举行了祝贺著名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学者叶渭渠先生80寿辰暨学术研讨会。作为日本文学研究大家，叶先生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可谓达到了世界级水准。一位日本学界的老前辈说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他已经不够了，因为如果真的将他的著作摞起来，已经超过了叶老的身高。

当今，中国的日本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态、多渠道的特征：一部分学者甘坐冷板凳，不为世事所扰，埋头于日本某个领域的基础研究；一部分学者坚持“洋为中用”，认真研究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一部分学者将日本置于区域乃至世界的视野中来审视，通过比较研究和地区研究来深入发掘日本的“个性”；一部分学者运用自己的研究积累，跟踪形势，评点时政；一部分学者采用了中国学者特有的方法论、比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日本的某一领域，等等。以何种角度、途径和方法来研究日本，应该说都是学者的自由，那种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只有一个功利主义的视角”的评判，实在与事实相去甚远。

由于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历经曲折，我国的对日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逐渐形成了一股热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指出，“中国落后的日本研究”已不能适应中日关系发展的需要，中国对日研究不足的现状越来越凸显，中国的日本研究呼唤“扛鼎之作”。

客观来看，中国的对日研究确实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对日研究的原创性、实证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华日本学会首任名誉会长夏衍先生在1990年学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日本之“谜”，仍有待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去继续破解。作为长期从事对日研究工作的一员，我们更愿意把上述学者的批评视为一种激励。从李先生的文章中，我们也确实读出了他对中国对日研究的深切关心和期待。▲（作者分别是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日本学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