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育的政治化倾向

2009-08-31乔玉成许登云

体育学刊 2009年7期

乔玉成　许登云

摘要：体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决定了体育政治化倾向成为历史必然。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使得体育无法摆脱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体育盛会的影响力，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体育本身的发展需要，为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实现政治目的创造了条件。体育在卷入政治的同时，会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在遵循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借助体育政治化，使体育事业发展更加理性化、人性化，更加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应该成为体育政治化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政治化；奥运会；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7-0001-08

关于体育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是自现代体育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变得更加活跃。在北京第29届奥运会临近的数月内，国际、国内相继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先是中国的人权、环境问题，然后是达尔富尔问题，接着又是台独和藏独分子的破坏行为，使北京奥运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非议、诋毁和质疑。然而，就在北京奥运会无比成功举办后，国际上仍有一些反华势力对其说三道四，体育政治化问题再次引发世人的关注。体育究竟该不该政治化?体育为什么会政治化?其内在动因是什么?如何看待体育政治化?体育究竟能否摆脱政治?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体育政治化的该与不该

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00多年的历史来看，奥林匹克和政治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交织，在“是”与“非”之间苦苦挣扎，反映出现代体育正处在欲脱离政治却又难以摆脱政治的尴尬局面。

1.1理想：体育不该政治化

自现代奥运会诞生以来，国际奥委会就始终高扬着非政治性的大旗，提出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各级奥委会不是政治组织，政治问题不应该由奥运会解决的口号。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国际奥委会对政治的介入表明了鲜明的拒斥态度。关于国际奥委会的职能，“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规定，“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歧视都与奥林匹克运动成员的身份不相容。”关于国际奥委会举行仪式接纳新委员的誓词“……我将遵守道德条例，决不接受任何政治或商业的影响，不受任何种族或宗教考虑。”关于国家奥委会的使命和职责，“国家奥委会应保持其自主性，抵制可能妨碍其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任何乐力，包括政治、宗教、经济上的压力。”关于奥运会的报名资格，“国家奥委会必须审查各单项体育协会推荐的参赛者名单的有效性，并确保任何人没有因种族、宗教或政治原因或其他形式的歧视被排除在外。”国际奥运会的领导人多次重申：“我们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体育完全脱离政治。”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也都无一例外地在遵循着《奥林匹克宪章》，坚持奥运远离政治这一立场，在政治上奉行不与政府打交道、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原则。一些体育学者、政治学家也坚持体育与政治无关的立场，他们提出了许多观点，如“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体育不应与政治混淆在一起”、“体育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体育超政治”、“当你跨过体育的门槛时，就应把政治弃在门外”，体育是“自由的”“自我的”的活动，“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盛事，是全世界人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政治(含政治观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政治要素)的一次盛大聚会”。在动机和理想上表达出奥林匹克想通过一个非政治的体育运动创造一个非政治的美好世界。

1.2现实：体育已经政治化

事实上奥运会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它的发展历程也进一步表明体育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奥运会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到奥运代表团的国旗和国家名称的争执；从冷战时两大阵营对奥运会的相互抵制，到慕尼黑奥运会的政治谋杀等等，奥运会已经很难摆脱政治的介入，且两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难怪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说：“在职期间每天处理的问题中有90％是与政治相关的问题，纯体育的问题只占10％。”

通过对历届奥运会政治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政治无处不在，奥运会的上空总弥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其主要表现为：

1)申办奥运会过程中的政治化。一个城市能够承办规模巨大的奥运会，说明它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在和平发展时期，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标志。近年来由于承办奥运会会给举办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甚至会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威信及影响，各国政府对本国具有实力的城市申办奥运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申办奥运会的竞争激烈程度达到空前，而申办奥运会常常成为许多国家的政治任务之一。与此同时，国际不同利益集团的参与，强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媒体的炒作，各国外交的幕后斗争与较量，国际奥委会的内部矛盾等等也使得申办奥运会的竞争更加政治化。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失利与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圣火传递过程中的政治化。奥林匹克圣火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象征，而奥林匹克火炬点燃的是人们对奥运会的激情，传递的是和平与友谊，代表的是希望和梦想。完成奥运火炬的全球之旅，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心愿。然而，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却不断会受到阻挠和破坏，总是会有人企图利用火炬传递博取政治利益。例如，在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路线制定和传递过程中，先是台湾当局拒绝圣火人岛，剥夺了台湾人民共享奥运圣火传递的参与渴望，开创了奥运圣火传递史上自毁契约的先河。接着当奥运圣火传递至伦敦、巴黎时，又遭到“藏独”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的骚扰、阻挡、示威、抢夺、扑灭等对“圣火”的亵渎和不尊行为，致使传递活动多次短时间中断，使奥运政治化不断升级。

3)奥运会开幕式的政治化。奥运会开幕式历来都是奥运会的重头戏。奥运会开幕式既要反映出以和平、团结、友谊为宗旨的奥林匹克精神，也要展现出东道国的民族文化、地方风俗和组织工作的水平，同时还要表达对世界各国来宾的热情欢迎。尽管奥运会的承办是以城市名义而非国家，以尽可能地减小奥运会政治化的程度，然而遗憾的是，美好的愿望未必都能够带来美好的结果。奥运会从诞生至今，“政治捧场”、“政治砸场”的现象就从来没有中断过。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每一届奥运会主办城市都会竭尽全力邀请各国的政治头面人物为自己主办的奥运盛会进行“政治捧场”，并由主办城市所在国的国家元首为奥运会宣布开幕，以此来彰显主办城市对奥运会的重视。殊不知各种各样的头面政治人物在奥运盛会的出现，恰恰起到了对奥运会“政治捧场”的巨大作用。而一些国家的政要与名流，常常会以各种政治借口拒绝参加开幕

式，以引起“政治砸场”效应。

4)奥运会竞赛过程中的政治化。虽然奥林匹克宪章第51条规定，运动员不得在任何奥运比赛地点进行“与示威，或是与政治、宗教或种族有关的宣传活动”，但运动员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难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其结果是民族主义情感使得奥运会成为了国际政治竞争的舞台。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上抗议种族歧视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美国国旗在国歌的伴奏中升起时，200m金牌得主托米·史密斯和铜牌得主约翰·卡洛斯，低头举起带着黑色手套的拳头，抗议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他们随后就因此被驱逐出奥林匹克村。对于那两只黑色的手套，史密斯事后称他的右手代表了“美国黑人的权利”，而卡洛斯左手则代表了“美国黑人的联合”。虽然体育没有国界，但运动员、裁判员、体育官员有国籍，“为国争光”、“为国拼搏”这些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口号以及颁奖时的升国旗、奏国歌对竞赛夺金的过分渲染，把个体的胜利与国家民族的荣誉紧密联系，这不能不冲击“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和“更高，更快，更强”奥运内涵，使体育承载更多的政治义务，使奥运会竞赛的政治味越来越浓。此外，奥运竞赛过程中的吹黑哨、打假球、消极比赛、裁判不公、使用兴奋剂、赛场观众情绪宣泄、球迷骚乱、赛场暴力等问题也常常和政治搅在一起。

5)奥运宣传报道中的政治化。奥运会宣传报道历来被称为“奥运第二战场”，全世界数十亿人往往都是通过媒体来了解奥运会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届奥运会都是“媒体制造”。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背景下，往往被各个国家视为对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政治立场表态的窗口，这使得媒体奥运与真实的奥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某些新闻媒体常常借用奥运会来表现一个严肃、重大的政治主题，他们对与承办奥运会国家相关的一些政治事件的兴趣远远超过报道运动场内破世界纪录的新闻，给奥运会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某些奥运体育评论几乎不涉及任何体育专业知识和专业内容，即使是讨论体育专业项目，也总是力图从中寻找或者发掘超出体育范畴上的政治意义；还有些新闻传播话语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与狭隘的民族心理倾向，对奥运赛事不是客观、公正、全面地进行报道，而是在报道的议程设置和模式上偏离主题，厚己薄人，并尽可能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还有些新闻媒体为了获得新闻的轰动效应，在报道过程中有意夸大或歪曲事实的某些细节或因素，并尽可能地与政治挂钩，使体育新闻报道的角度、规模、结构、手法等与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属性极不相称。更有一些媒体，把一些政治事件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利用奥运会来制造假新闻，严重地背离了新闻道德和奥林匹克精神。

2体育政治化的内在动因

由于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体育盛会的影响力，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为国际国内政治集团介入创造了条件，使得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治目的成为可能。同时，体育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政治行为的参与，自然也就会被政治所利用并被打上政治烙印。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体育的政治化倾向成为一种必然。

2.1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使得体育政治化倾向成为历史必然

关于什么是体育，《体育概论》教科书曾经下过这样的定义：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属于身体文化的范畴。体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体育是指一个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教育过程；而广义的体育则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从对体育的定义可以看出，运动属性是体育自然内在价值的核心，而文化属性是体育自然内在价值的灵魂。近30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体育的外延作用不断扩大，体育的文化意义不断深化，其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价值远远超过其运动价值，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

体育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与政治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关系。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必然要与所处时代的社会上层建筑以及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政治倾向发生密切的联系。从奥运会的诞生来看，无论是古代奥运会，还是现代奥运会，都与人人平等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从现代奥运会的发展来看，现代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与自由民主、平等竞争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从现代奥运会的主题来看，“科学，民主，和平，友谊”，“更高，更快，更强”等都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从奥运会体现的政治精神来看，参与竞争的任何人，无论地域、民族和种族，无论富贵和贫穷，大家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种组织与运作方式本身就体现了反对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争斗，提倡人类友谊的政治取向，这既是体育精神，也是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精神，同时也是当前国际关系强调的政治原则之一。由此可见，奥林匹克运动虽然本身绝不是政治运动，但是它包含着明确的、高尚的政治目的。

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多年的历史来看，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这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是在阶级社会中孕育、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难免会与它所存在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国际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一运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首先，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以体育为载体的国际文化活动，已经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通过体育增进友谊已成为人类的共识，这也为国际政治乃至特定国家的政治创造出良好的机会和氛围。许多国家正是利用体育所创造的机会，实现了政治和解和民族团结。其次，体育看起来是一项非政治性的社会文化活动，但它的政治功能却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通过体育反对战争、维护民族平等、实现妇女解放、反对强权政治，这些政治理想均可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参赛国的政治立场观点及政治制度不同，特殊历史时期国际政治格局也会对体育文化交流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政治阵营互相抵制第22、23届奥运会，已经成为政治干预奥运的典型例证。此外，从参赛的运动员来看，有色人种与白种人运动员之间、职业与非职业运动员之间、大国与小国运动员之间、不同性别运动员之间、著名运动员与一般运动员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矛盾与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中有许多又会与政治挂起钩来。还有奥运会不是由“神”来运作的，奥林匹克的参与者也是社会中现实的人，他们的文化习俗和政治观念、政治立场也会不同程度地为

奥运打上政治烙印。正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像一根红线一样，一直贯穿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史，以至于使政治色彩不得不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特征之一，并受政治势力和政治家们的关照。”

2.2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使得体育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

现代奥林匹克在历史发展中注入了国家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不断地加强。虽然申办和主办奥运会是以城市名义而非国家，但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想象会有哪一个城市能够成功。尽管《奥林匹克宪章》中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人或团体竞赛项目中运动员间的比赛，不是国家间的比赛”，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又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其代表团的组成、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运动会的进行都是以国家的形式为主进行的。奥运会上国旗的悬挂、国歌的演奏、运动员佩戴的胸徽、奥运金牌统计等等也都离不开国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此外，一个运动员想在奥运会上取得好的成绩，与他所在的国家能否为他提供优越的训练环境和条件有着重要的关系，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无疑也凝聚着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奥运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主要是以国际间体育运动比赛的方式进行的。既然是比赛，就必然有胜负。但是，体育比赛又是一种特殊的竞争方式，它以严格的规则为竞争双方提供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所难以达到的、理想的、对等的公平竞争条件，一切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族的差别而引起的不平等在竞技场上统统无效了，消失了。运动员所能凭借的只有自己强健的四肢和机敏的头脑。因此竞技比赛的胜负作为这种公平竞争的结果具有不可争辩性。正是由于运动员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竞技运动结果的不可争辩性，才使得运动员与国家形象结合起来。所以奥运会表面上看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却是代表着不同国家间的竞争。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国家与人一样，也有获得他人对自身较高评价以及他人尊重的需要或欲望。即国家在物质上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这种精神需求在国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实力、成就、优势，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名誉或威信的欲望。而举办或参与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利用体育的政治象征意义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尤其是在奥运会这样广泛参与而又竞争激烈的赛事中，更能以其特有的形式为国家和民族赢得地位和威望。

尽管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每个国家都希望提高本国的地位和声誉，获得别国的尊重，但国家声誉的实现是和国家的实力、国家过去的行为相联系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国际展示功能，它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展示自己国家形象和民族素质的重要舞台。奥运竞争所产生的冠军、金牌，既是世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也是国家、民族、社会制度和政治领导的荣誉。因此，无论是举办国还是参与国都会利用体育这种直观语言向世界展示自己，说明自己社会制度的优越，综合国力的强盛。每个主办国都会把举办奥运会作为打造良好国际形象，增强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绝佳机会。例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使处于国际社会边缘状态的韩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成为韩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韩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而在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对参赛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二战后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冷战”时代政治上较长时间得不到世界承认，政府面临国内不满的巨大压力。经过论证，政府把体育作为特别扶持的行业，作为激励民心、提升形象的工程。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东德体育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起，仅有1800万人口的东德，多次成为奥运金牌和奖牌第二得主，使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国家凝聚力是一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党及人民群众之间在共同理想、目标、利益一致基础上所产生的吸引聚合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力。世界不同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发展的快慢，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具有提高民族士气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大政治功能，特别是奥运会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奥林匹克运动过程本身蕴涵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奥林匹克运动竞赛的胜负总是伴随升国旗、奏国歌等渲染民族国家意识的一系列庄严仪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奥运竞赛对民众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是其它任何活动都无法比拟的，而竞赛中的获胜对激发国民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意义远远超出比赛本身，超过任何政治家的努力。与此同时，国家也会在这种不流血的“战争”中获得巨大的聚集人气与凝聚民心的政治利益。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华健儿一鼓作气，勇夺51枚金牌，列金牌榜首位，实现了中国奥运会历史性的突破。国人沸腾，海外华侨欢呼雀跃，海内外掀起了巨大的爱国浪潮。这种巨大精神力量和凝聚效应，对于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重要。

2.3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使得体育无法摆脱国际政治的影响

自19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和世界经济市场形成，民族间的壁垒被打破，体育也超越国界，出现了国际间的体育交流和比赛，形成了体育国际化趋势。奥运会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包含多种体育运动项目的国际性运动会，已成为遍及全球、涵盖世界各个领域的体育盛会。从场上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运动员、教练员、服务人员，到场下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体育器材、饮料、服装、赞助商，到场外的支持者和电视机前的世界范围内的观众，无不体现着体育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而也正是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使得体育无法摆脱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特殊场所。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度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在这个充满战争、动荡、政治纷争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每行进一步，无不受到战争、强权政治、意识形态、国家主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国际间冲突以及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使其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20世纪初，由于爆发世界大战而取消了3届奥运会的举行，而因国家间的冲突所引发的赛场暴力事件也无不与政治有关。可以说利用奥林匹克运动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在现代奥运史上屡见不鲜。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纳粹集团在上台前曾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称之为“犹太人与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还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后，认为利用奥运会可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因此不惜代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准备，

力求使1936年柏林奥运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以给法西斯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同时为其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制造证据。于是，整个第11届柏林奥运会充满了纳粹的政治喧嚣和种族主义的气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地域广阔的第三世界，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国际政治舞台的斗争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以敌视、限制、封锁等“冷战”形式取代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虽然此时期奥林匹克运动没有受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影响，但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直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治集团和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政治集团，为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奥林匹克运动视为利益较量的赛场。1952年，美国对苏联的参赛资格提出异议，强烈反对苏联参加本届奥运会。1964年，朝鲜、印度尼西亚因为参加了“新兴力量运动会”，被无理地拒于东京奥运会大门外。作为对美国的报复，苏联等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抵制了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此外，恐怖主义分子出于政治目的，开始将奥运会作为自己的攻击目标，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上出现了慕尼黑惨案。在这复杂的政治利益博奕中，奥林匹克运动被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出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导致的雅尔塔体制崩溃，国际局势逐渐趋于缓和、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政治与经济竞争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随着国际环境的好转，奥运政治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共有172个国家和地区的10632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首次实现了奥运家庭的大团圆；对峙已久的朝鲜南北双方，以探讨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为契机，开始了直接的对话；南非也是以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标志，来表明自己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贫困，正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国际政治势力越来越多。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2.4体育盛会的影响力，使得体育作为政治工具实现政治目的成为可能

奥运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其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际文化活动。此外，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奥运会的赛况以及与奥运有关的事件，可迅速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瞬间成为世界性新闻。作为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国际大舞台，奥运会自然不会被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利益集团所放弃。因此，每一届奥运会从举办城市申办之日起，与奥运有关的事件就成为国际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举办国、参与国国内的政治热点问题无不反映、折射、透视和聚焦到奥运会这个大舞台上。

虽然奥运会看起来是一项非政治性的国际体育文化活动，但它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作用却不断放大，其政治功能是其他活动所无法替代的。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强调非政治性，国际奥委会不是政治性组织，其独立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和活动体系不受任何国际组织所左右。正是这种从表面上看上去仅含极谈政治色彩的体育赛事，使它作为政治工具更具否定之否定的效果，达到了其他国际文化活动所达不到的政治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观众的影响力以及世界各国对它的高度关注，为国际国内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实现各种政治目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得国际国内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借助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种政治目的成为可能。例如，利用奥运会展示自身的力量，表明自己政治态度，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利用奥运会争取和维护国家与民族权利；利用奥运会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奥运会达到改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关系的目的；利用竞赛结果解释说明自己政治制度的优越和先进性；利用人权问题、种族问题、国家主权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核问题，环境问题等制造政治事端攻击、诋毁、抵制举办国或参与国；利用奥运会企图将国内政治问题国际化，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进而对国内施加压力；以干预、阻挠、威胁、制造恐怖事件等破坏奥运会，造成政治轰动效应。

2.5体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使得政治力量的参与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尽管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奉行政治上不与政府打交道、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原则，但客观的讲，如果没有世界各个政治集团的介入，没有各国政府的参与，没有社会各阶层的鼎力合作，奥林匹克运动会很难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也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奥林匹克运动在过去30多年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与国际政治斗争对它的不断介入、利用以及各国政府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越来越重视有着直接关系。也正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它才能在国际社会的注视及政治势力的介入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以至于发展成蔚为大观的独特社会现象”。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证明，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它无法脱离政治，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发展要求政治力量的参与，国家的态度与行动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促进行为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程序复杂、耗资巨大，需要得到各个国家，尤其是举办国财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各国政府的关注与财政资助，奥运会将会失去其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次，一个城市要举办奥运会，只有政府才有权与国际奥委会签订协议，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合作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奥运会将无法在这个城市举办。第三，奥林匹克运动要实现“更快，更高，更强”。需要各国政府推动本国全民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各国政府引导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如果没有政府制定的体育方针、政策、制度，确定的目的和任务，这一使命很难完成。第四，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恐怖袭击的威胁已直接关系到奥运的生死存亡，如果没有政府参与，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外，奥运会要在赛会期间实现“神圣休战”，也离不开各国政府来实现。而这一切又为国家的政治介入，利用奥林匹克运动达到政治目的打开了方便之门。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有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受到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外在因素的影响。首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即便是当代，奥林匹克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政治因素，其原因在于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构成要素的主体、客体、目的、手段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

政治不但设置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种种目的，而且还影响着奥林匹克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其次，政治上的进步，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是奥林匹克运动获得长足发展的条件。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发展对政治环境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而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首当其冲的条件。在—个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战乱四起、动荡频发的政治环境之下，人们是不会问津体育的。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古代奥运会因政治偏颇荒谬而废止；现代奥运会也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断，都雄辩地说明了这—点。此外，国际不同政治集团的介入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某些方面又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近年来，各国政府在反兴奋剂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了国际间体育组织的协调监督机制，遏止奥运会上兴奋剂的肆虐，有效地制止了狭隘民族主义及国家保护主义对奥林匹克竞赛规则的破坏。

3体育政治化的哲学思辨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到今天，其许多主张，如“体育不受政治的干预”、“业余性”、“非商业化”等已随着时间、国际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再否认体育政治化是自欺欺人的，过度指责也是不应该的。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看到了政治介入给奥运带来的尴尬甚至是灾难性影响，也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消解政治隔阂的成功范例；既看到了希特勒通过奥运会宣传“日尔曼优势人种论”的荒谬，也看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为消除种族歧视所作的努力；既看到了“冷战”时期两大国际政治集团对奥运会的抵制，也看到了“奥运外交”在缓和不少国家的敌对关系中所取得的胜利……不同政治集团利用体育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体育则借助政治得到了长足、迅捷发展。两者因果循环，遵从“复利法则”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这种现象不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还会存在。因此，深度探索体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认识体育政治化的利弊，取其利，去其害，而不是一味拒绝，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立和统一共同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对立和矛盾，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从而使它们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矛盾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同理，体育与政治虽有不同的目标和偏好，但它们之间又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之中，二元构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两者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一方面，政治通过对体育的控制和干预而影响体育的发展，出现了体育的政治化趋向，体育具有政治性；另一方面，体育在卷入政治生活即体育政治化的同时，反过来作为一种力量在改造、影响着政治的存在及其运作。即体育政治化的同时，也存在着政治体育化的趋向，体育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体育政治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态度和选择。我们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观，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对体育政治化作具体分析，才能全面了解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正确认识体育政治化发生的背景和历史，正确发挥体育的政治作用和功能。

首先，体育与政治的矛盾交织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放弃体育远离政治这一抽象而不曾存在的理想，我们才有可能坦然地接受体育和政治的交互影响的客观事实。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也不能把体育和政治等同起来，不能总是把体育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还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体育问题。政治问题要按政治规律办事，体育问题要按体育规律办事。

其次，从总体看，体育政治化是社会整体性增强的表现，是体育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结果。但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应作具体的分析，即要具体分析政治介入体育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其动机是纯洁的、美好的，那么体育为之服务所起的作用也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果其动机是反动的，则体育为之服务带来的政治后果也是消极的。一味拒绝体育政治化，让体育远离政治，不但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的不是从体育中消除政治，也不是从政治方面“净化”体育，而是要引导并放大体育政治化的正面效应，利用体育的政治功能伸张正义，同时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加以防范和疏导，实事求是地看待体育政治化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三，虽然体育政治化淡化了体育的固有特征，但体育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在完成一些极为困难、极为敏感的政治任务，促进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国际间正常关系，促进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促使各国政府增加对体育的投入，推动体育运动的国际化，激励了国民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反对政治对体育的干扰也正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这一崇高的政治目的。但在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体育的政治功能，忽视或贬低体育的其他功能，否则就会违背体育自身的规律而畸形发展。建立体育和政治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双赢”的良性关系才是体育本身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四，体育不是政治，但体育在客观上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政治的功利性，使得国家为了实现或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直接对体育的发展行使权力。国家的政治需求决定着体育发展的方向，国家权力机构为解决如何发展本国体育而制定的政策，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体育发展的具体要求。体育发展的方向，体育经费的投入与使用，体育活动的管理等都与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体育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空前放大，许多国家政府都把发展竞技体育作为提高国家声望、增强民族凝聚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奥运会变成显示国力和威望的竞技场，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竞技体育，造成世界各国竞技体育无限攀比。而国际大众体育被搁置一旁，致使涉及面广的大众体育发展严重被抑制。事物的本质特征或功能是随其结构变化而变化的，体育的政治功能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到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我们的观念也应随之发生转变。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仅靠竞技体育的金牌来证实，大众体育作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和国民素质的体现同样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何借助体育的政治功能，让体育回归社会，回归大众，使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得到协调发展，也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体育本身的内在属性，体育运动的国际性，体育盛会的影响力，国家国际声望与凝聚力的需求，体育本身的发展需要，使得体育很难摆脱政治的影响，特别是人类狭隘政治利益和非理性政治欲望的影响，为纯洁的体育蒙上了一层阴影，给世界人们增添了不少忧虑。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体育政治化在促进各民族间平等，国际间正常关系准则的确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减少战争的威胁，激励人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

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才能在遵循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化对体育政治化倾向的认识，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引导并放大其正面效应，尽可能地减少其负面效应使体育的发展更加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宪章[M]，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23，37，53，59。

[2]任海，罗湘林，论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J]，体育与科学，2005，26(2)：1-5，10。

[3]刘吉，我说体育——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潜在危机[J]，体育文史，1999(2)：4-10。

[4]张晓舟，黑人民权运动，被忘却的记忆[N]，南方都市报，2008-01-28。

[5]万晓红，现代奥运报道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异化与背离[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41(6)：29-32。

[6]编写组，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28，152。

[7]龙春晓，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化与商业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35(1)：33-35。

[8]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宪章[M]，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13。

[9]卫京伟，王勇，从奥运历史看现代奥林匹克与政治的关系[J]，体育学刊，2006，13(2)：15-18。

[10]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