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庆

摘要：屈原及其作品在两汉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及评论中都留有痕迹。本文从屈原作品对汉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同阶段评论者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两方面探讨两汉文学观念的演变。

关键词：两汉屈原作品文学观

两汉文学在其发展中体现出了由汉初注重情感抒发到向儒家思想靠拢的总体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体现在汉人的文学创作中，即其创作目的由抒情向“润色鸿业”和讽喻当下统治者发展。将作品中的自我情感压抑在内心深处，以致于在作家作品中很难发现个人化的东西。另一方面体现在文学批评中，即汉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由重视作品盼隋感发展到把政治功利作为文学评价的第一标准。这两种趋势都可以从汉代对屈原作品的接受中得到反映。

从楚文化及屈原作品对汉人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看，汉初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与形式都受到楚文化或屈原作品的影响，下面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情感抒发。汉高祖起于楚地，对楚文化怀有一种独特的感情，我们可以称之为乡土情节，在《汉书》中多有高祖好楚声的记载，《汉书·礼乐志》：“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不仅用于宗庙的房中乐为楚声，高祖自己也创作诗歌，而这些诗歌最大的特点也是带有楚地色彩。《史记·高祖本纪》云：“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高祖以布衣起家，提三尺剑而为天下主，在《大风歌》中我们读出了刘邦统一天下后的自得和酬躇满志，但在其中也隐含着他统一天下后内心孤独与无所归依的惆怅。其情感与屈原作品中个性化的情感抒发是相一致的，一为情感的真挚表达，一为情感的悲凉格调。汉武帝《秋风辞》在情感色彩上与《大风歌》相似。帝王如此。文士何论焉?汉初文士贾谊受屈原影响最为明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司马迁将二人合传就是看到二人在命运遭际与情感历程上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指出了《离骚》产生的原因，并暗示了作品的格调。贾生又何尝不是?在《吊屈原赋中》借对屈原的悯悼一方面陈说仕途之淹蹇，一方面抒发备受压抑之郁闷，无论是情感抒发的方式还是所抒情感的内容都与《离骚》若合符契。此外，其后所作《鹏鸟赋》也是情感上的自伤自悼。汉初文人作品较少，文学史上能留下几笔的仅有几篇，就着几篇来看，此时文学创作尚处于以情感为主要倾向的阶段。尽管此时文学创作尚未进入自觉的时代，文学家创作的目的尚不能以抒情称之，但在他们的作品中的确大量充斥着情感的内容，而且是以悲情、怨情的成分为多，这不能不说是在屈原作品影响下形成的风格。

其次，在作品形式上，无论是诗歌还是赋都带有明显的楚地痕迹。刘邦的《大风歌》以及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中很多诗作具有明显的楚地特色，刘邦《大风歌》“兮”字的运用明显是受楚地诗歌的影响。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对《安世房中歌》与《九歌》中的篇章做了对比，认为：“三言旬，《诗经》中以有之，然无全篇，未成一体。楚辞则无独立之三言句，惟具有退化为三言句之可能性，故今世之三言诗人乐者，不得不首推《安世房中歌》，而其渊源则《山鬼》、《国殇》是也。”而骚体赋在形式上也是楚辞影响下的产物，最明显的就是其句式结构上对屈原作品的模仿。

以上从汉初文学创作这一角度对汉初的文学观做了阐释，可以看出汉初文学很明显受到了楚文化及屈原作品的影响。下面就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中体现出的文学观作一论述。此一时期汉人评价”楚辞”的依据多为儒家经典，这发生在汉代把儒学作为官方学术之后，汉代评价”楚辞”者有以下几家：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最早对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评价的应该是淮南王刘安，其文为司马迁《史记》所采用：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可见是司马迁采纳了刘安的观点。刘安、司马迁一方面承认了《离骚》的创作意图，即因“怨生”而作，这是看到了《离骚》主情的一面，但同时又将《离骚》与《诗经》之风、雅相比，谓其可以兼备风、雅的特点，刘安、司马迁的评价标准明显带有价值评判的倾向，即以儒家经典作为衡量《离骚》的标准，以是否符合儒家诗教作为文学作品评价的依据，当然这种评价标准还处于起步阶段，评价者在注意到经典标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情感在文学作品形成中的作用。“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就是很好的注脚。最早把功利化思想引入文学评价中的是孔子，孔子在解说《诗经》时常常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进行阐释，如：“诗，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将其政治伦理功能提升到首位，而汉代伴随统一国家实力的增强，政治、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孔子这种文学观自然会被汉人移植到其文学批评当中。

如果说刘安、司马迁等人对《离骚》的评价中尚且保留着注重情感的因素，那么其后扬雄、班固、王逸等人的评价则进一步脱离情感的因素，将文学功利化倾向推进了一步。扬雄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如下：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扬雄对屈原的态度是“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同样是注意到了屈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但扬雄又对屈原提出了批评。对屈原投江持否定态度，认为臣子应该做到被重用就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被重用就作龙蛇蛰伏。颇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味。上述文字中还体现出扬雄对屈原作品的倾慕之情，“怪屈原文过相如”，“赋莫深于《离骚》”，但将屈原、司马相如的二人作品作比较时却对屈原作品颇有微词：“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也。”“过以浮”当指其作品中充满幻想色彩的神话传说，即班固《离骚赞序》中所说：“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背离了儒家经典质实的特点，因此，在扬雄看来，屈原在作品情感

上没有遵守“遇不遇命也”的儒家人生理想，在风格上违背了经典质实的特点。

扬雄对屈原人格及作品的态度在班固《离骚序》中得到发展和系统阐述。班固《离骚序》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情感已成为一种多余而被排除在外，甚至处于被抨击的地位，班固认为屈原不应该对君主有“不敬”的言论，同时符合儒家经典成为了作品价值评价的唯一标准。班固认为《史记》对屈原的评价过高，其理由是《离骚》的内容不合经典，但在这段文字中班固又对屈原的文采加以肯定：“宏辞雅丽，为辞赋宗”这只是从文体自身特点出发作出的评价，而不涉及作品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班固的文学观念：文学的功利性并不排斥文学的形式化。这就为两汉时期大赋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两汉大赋，其特点是“铺采摘文，体貌写志”一方面注重文采的铺张，一方面注重文学的政教功能，即“写志”，这里的“志”与“诗言志”中的“志”所指应该是相同的，并不是指个人化的情感，而是指“关乎国家及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道德准则。”班固《离骚序》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可以视为两汉文学观之典型。

王逸对屈原的评价集中体现在《楚辞章句》中，在《离骚叙》中，他一反扬雄、班固等人对屈原的批评态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且人臣之意，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近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城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并对屈原作品作出了很高评价：“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在文学形式上充分肯定了屈原作品对后世的影响。王逸与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只不过班固是从对君主的“敬”出发，屈原对怀王可以说“不敬”，故班固对他持否定态度；而王逸则是从对君主的“忠”出发，屈原对怀王可谓忠心。故王逸称赞他。二人出发点均为政治，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正好说明二人在文学政治功利性观念上的相同。从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功利化解读方式上来看，二人没有本质差别。因此，班固和王逸在对待《离骚》等作品上主要是以政治功利目的为主，对文学形式也加以肯定，但文学的抒情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湮没于政治功利之中。

以上从屈原作品接受的视角，针对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所体现的文学观进行了论述。需要注意的是。两汉文学观念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经历了由汉初的重情到重言志，再到汉末向情感回归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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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郜积意，经典的批判，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