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双来

移动公司的聂工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有条重要新闻要提供。

“还记得那个逃兵吗,你猜他现在到哪去了?”

聂工的问题,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

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奉命赴前线采写抗震救灾群英谱。从我们A市抽调来的救灾工作者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事迹也通过我的笔端见诸媒体,感动着数百万民众。

大灾面前,并非人人都是英雄。“逃兵”,姑且给他这个代号,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我们A市派出两辆车、6名技术人员,跟随车队,昼夜兼程赶赴灾情最重的汶川县城抢修移动线路。逃兵是司机,可随着行进的深入,灾难越来越深重,他驾车的手时常会颤抖,言语中也流露出恐惧。车经阿坝州快到理县时,他更是萌生退意,不愿前行。聂工便激他,咱可都是自愿来的,不能当逃兵啊。

真正的生死考验出现在从理县通往汶川县城的惟一通道上。当时正是深夜,雨越下越大,一边是滚滚河流,一边是山上不断飞下的碎石及垮方,车队编组冒险前行。突然,车队上方传来轰隆隆的闷响。有经验的领队立即指挥后方车队,靠河滩就近避让。瞬时,滚石飞下,将整个车队拦腰阻断。滚落的巨石当时距逃兵的车不足一米。及至道路稍稍抢通,车队又开始冒险前行。而逃兵已吓得魂不附体,说什么也不敢开车了,只好由别人顶上。

到了汶川县城,面对严重受损的通信基站,抢险队员们来不及休整,便投入抢修中。聂工是小组长,带领着我们A市来的两辆抢险车在县城东抢修。不开车的逃兵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什么也不愿干,爬塔,他说有恐高症;拉线,他说颗粒未进拉不动;接线,他不会。

第二天,逃兵干脆告病,自称拉肚子不起来了。第三天,逃兵向聂工请假,称病得很严重;第四天,逃兵硬是要求搭救援车回家看病。聂工与逃兵搭档多年,这点小伎俩根本逃不出他的眼睛。可在十万火急的抢险战斗中,没人愿意,也没人有时间来计较这些。于是,逃兵便成了真正的逃兵。

我对聂工的采访是在深夜进行的。采访完后,我彻夜难眠,既为抢险队员们不惧余震、置生死于度外的顽强精神所感动,又为这个逃兵的不齿行径所悲愤。

“那家伙去汶川了。”见我没猜对,聂工说出了答案。

“哦!”我心中一震,“去旅游?”

“不,去做志愿者。”

我听了更吃惊。聂工见我满腹狐疑,便讲述了逃兵回A市后的生活。

逃兵回到A市后,在诸多热心人的关注下,细细描述着震区的深重灾情,煞有其事地编造出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抢险经历。这一切,给他带来了赞誉、颂扬,甚至是崇拜。他毫无疑问地成了从前线返回的抗震救灾英雄。

聂工所在的通信抢险队一个月后被换防下来。

在庆功会上,逃兵硬着头皮和其他5名真正的英雄坐在了一起。

那是一桌很丰盛的宴席,气氛也很热烈。逃兵端起酒杯与每个人一一敬酒。可聂工发现,每一次端起酒杯敬酒,逃兵的手都会颤抖一阵,那是一种熟悉的抖动。

聂工就坐在逃兵旁边,最后一个接受逃兵的敬酒。不想,酒杯突然从逃兵手中脱落,啪地掉在地上,碎了。逃兵那一刻惊慌失措,忙握住聂工的手,不停道歉。那手握在聂工手中,仍然在不停地抖。

随着真正的英雄事迹一点点被人们所知,逃兵开始焦躁不安,心事重重。

有一天,逃兵突然找到聂工,扑通一声跪下。逃兵求聂工能保守秘密,给他留一份做人的尊严。逃兵还求聂工说服其他4个知情者也保守秘密。逃兵那份虔诚让聂工无法拒绝。

这一切都于事无补,逃兵仍然担心有人会揭他的短,甚至总觉得同事们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夜里,他开始做恶梦。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前夕,逃兵前所未有地焦躁起来,他向聂工倾诉,希望能够做点儿什么来救赎那份不安的灵魂。聂工建议他,到汶川,去做灾后重建的志愿者。逃兵喜出望外,便请了年休假,去了汶川。

聂工讲到这儿,问我这事有没有新闻价值。

我一听,这么好的事当然有价值了,便要了逃兵的电话号码。

电话很快拨通了,我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意图,便开始对逃兵进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