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外一些知名政要和学者站在不同角度,阐述个人不同观点,展示出共谋全球发展的真切愿望。本刊峰会报道组将其中一些嘉宾的演讲摘介发表。

关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各种风险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对危机带来的国家关系变化、风险发表了看法。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例如,前苏联消失了,俄罗斯取而代之,但要使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是一个新的挑战。伊斯兰世界仍然是一个政治组织发挥作用的地区。我们还必须对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等问题采取应对措施。出现这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经济组织是全球性的,但政治组织是区域性的,两者是不对称的。当经济系统不能很好作用时,每个国家如何将行动协调起来,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三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一是未知的风险。金融危机会持续多久,衰退会有多深,会带来什么后果,是否还会再来,会带来通货紧缩还是带来通货膨胀,经济复苏会呈现L型、V型还是U型?对于这些问题,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多种不同的结论。

二是机会的风险。对各国来说,目前,面临着如何解决短期问题的压力,但解决短期问题的措施会带来长期影响。因此,要把长短期措施结合起来。

三是未预料到的后果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国际上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在伦敦20国峰会上,决议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但在此之后,有17个国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这可能不是我们预料到的。

所有国家在经历过危机之后都会有所变化,都必须做出调整。而调整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相互协调的框架。二是,应对危机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结果会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危机过后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我不认为会是这样。很多传统经济学家认为,有关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应该减少消费,中国应该增加消费,中国的政策似乎也是这么做的。但是,美国减少消费,对那些依赖出口的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中国增加消费,对中国国内经济又会有什么影响?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会有什么影响?

教授有时间可以慢慢研究,但决策者时间有限,必须很快做出决定。教授只需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但决策者只有一次机会做决定,他不能说我犯错误了,马上改变方向。知识分子和决策者之间的差异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在决策的过程中,智库的作用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的成立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它能够系统研究这些,能够帮助中国政府做出决策。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1年,亲眼目睹了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中国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不会相信。中国的巨大变化使我对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对未来的贡献充满信心。这次我来中国已经几天了,我看到了中国领导人乐观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前瞻性,这对于克服危机非常重要,对于人类梦想的实现也非常重要。因此,我要感谢中国政府和会议主办方给我这次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机会。

国际金融形势与世界经济走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峰会上,阐述了国际经济复苏、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影响。

一、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分析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及其趋势,可以说,现行体系发挥过作用,但现在已经明显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一是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不足;二是美元担负双重职能所带来的矛盾影响越来越大;三是由一个国家监管跨国金融产品,与金融市场发展不适应。这些缺陷加上美国内外金融政策失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使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近50万亿美元,世界经济增长率由过去几年的4～5%下降到-2%左右。

二、关于国际金融形势和世界经济走向

在过去的两次20国峰会后,各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目前形势已经有所好转。可以说,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大型金融机构已稳住,可避免继续出现破产,开始回购政府注资;但中小机构还处在危机中,全球金融体系进入长期修复期。

从金融市场情况来看,全球外汇储备连续下降;国际资本流动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去年下降20%,中国今年1～5月份吸引外资下降20%。汇市稳定发展,尽管长期看美元要贬值,但现在升值。全球证券市场平稳上升,股市略有回升,亚太地区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市场都增长50%以上。这是经济回升的一种表现,说明金融健康状况好于欧美。

从金融监管来讲,美国已经出台了金融监管的方案,给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国际金融论坛也在加强它的作用,所以金融监管有所加强。

从宏观政策来看,发达国家都采取了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下半年力度不会缩小,尽管他们都已经准备了改变政策的预案,但是年内不至于实行加息的政策。

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货币体系,由美元等可兑换货币组成,现行结构不合理,是产生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但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美元的地位是由其国际实力决定的,美元不会很快削弱,但会出现多元化趋势,可能会形成以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为主的货币体系。新的货币体系的特点是以地区经济为依托,是以13国或20国集团来协调的体系。

目前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下,全球经济可能在年底回升,但不可能在两三年恢复4%以上的增长。美国经济在未来3～6个月内可能回升。美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出现长期经济不振的情况,关键在于日本不如美国,美元的地位比日元要强得多。但是由于美国的失业率很高,财政赤字很大,在两三年恢复到较快增长是不可能的,将可能出现一个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欧盟经济的恢复更加困难,“金砖四国”会最快发展,中国能实现8%的目标。中国过去30年年均增长9%以上,第四个10年平均增长达到9%以上比较困难,根据世界经济的变化,如果能够每年增长7%就是很好的情况。

三、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结构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会发生调整,但基本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原有格局是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中国外汇储备多,有人说人民币陷入了美元陷阱,这一结论需要商榷。因为现阶段较好的选择只能是买美国的国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没有发生重大危机,而且我们很可能最早恢复,如果完全陷入陷阱,能有这样的结果吗?因此,不能简单说陷入了美元陷阱。

目前很多专家提出要改善国际收支结构,尤其是中美两国要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中国改善国际收支平衡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例如,我们现在对外投资比吸收外资还要难,外国认为是主权投资,有阻力。这就需要各国的适应。同时也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不能只靠中国减少出口,如果中国出口少了,发达国家的通胀可能就上去了。另外发达国家要多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

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大体表现为:资源国出卖资源,中国制造商品,美国消费,这一结构也不合理。要改变这种结构,第一要支持有关国家拉长生产链,有资源的可以加工。第二要鼓励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投资,好处大家分享,共同生产和加工,互相参股。

总体上,世界经济结构还会在原来结构上发展,不会在方向上改变,只会在程度上改变。虽然危机不是因为这一问题而产生,但各国应该调整结构。

四、关于中国经济能否率先复苏

中国经济能否率先复苏,关键要看经济复苏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复苏的目标是要使经济回到8%左右的正常水平,那么中国将会率先复苏。

有观点认为,中国会在美国之后复苏,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周期滞后于美国经济周期的经验基础上的,但这样的经验能否成立,值得研究。如果有,那也只是证明以前中国实力还比较弱,现在与过去不同。尽管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中国经济有其独立性,因此,中国经济不一定是在美国之后复苏,中国可能会率先复苏。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微观原因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峰会上深入剖析了金融危机的微观层面原因,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特别是储蓄不平衡与储蓄流向问题。

一、充分重视金融危机的微观成因并加强监管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大量事实表明,微观经济的因素起到重要作用,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性问题、信用评级机构问题、会计准则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弛问题、杠杆率过高问题、公司治理问题、衍生产品问题、发起配售模式问题和资产证券化问题等。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隐患。因此,应高度重视,克服这些缺陷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二、全球经济不平衡值得讨论

眼下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具有明显的不合理特点:低收入者储蓄率较高,而发达人群借钱过度消费。从1990～2007年有关经济体经常项目中的顺差或高储蓄国家方面来看,尽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不小,但产油国、日本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经常项目顺差的分量也不轻。从经常项目中的逆差或低储蓄国家方面来看,美国非常突出,中东欧国家也占一小部分,其他经济体在全球失衡中均不显著。今年5月份,美国储蓄率已上升到接近7%,但这能否代表一个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审慎判断。另外,美国还有公共部门赤字问题,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美国总储蓄的走向。

三、中国储蓄率过高和扩大消费的问题

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家庭储蓄率占GDP之比虽然比较高,但相对稳定,1992年占GDP的20.3%,2002年占20%,家庭储蓄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是11.3%,2007年是22.9%,翻了一倍多;同期政府储蓄,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总体而言,家庭储蓄占比比较稳定,政府储蓄基数比较小,企业储蓄大幅度增长是中国储蓄变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企业储蓄高与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并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环节就业,这实质上是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成本始终相对较低。另外,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小的公司利润。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这方面的步子还应该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让公众分享公司的高收益。

我国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这样做有一定难度。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没有明显改变情况下,维持和扩大投资率成为次优选择。城镇化是中国未来一个持续多年的发展趋势,中国还有一个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加快城市化发展,它能为未来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

四、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的情景分析

全球经济不平衡通过调整会走向再平衡,其情景有若干可能情况。情景一,美国家庭储蓄率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这是最理想的。情景二,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出现产能更大过剩,设备利用率降低,就业下降,使中国GDP进入比较低的增长阶段。我们应力争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当然这也有一种变种,可能由于通货膨胀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调整。情景三,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有所提高,但幅度还不够大,同时城镇化投资增加,两者之合力使过剩储蓄及其外流充分下降。在此过程中可以设想城镇设施、住房和服务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对未来的消费和就业形成支撑。这是可以接受的选择。情景四,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不再需要那么多中国出口产品,同时,中国通过走出去投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一部分产能,包括制成品出口产能。从南北关系看,这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未来消费的提升。情景五,美国总储蓄率的提高并不那么顺利和持续,包括健保改革或许会不顺利,公共消费仍居高不下;而中国的调整较为顺利,部分产能转移出去,对外贸易实现比较平衡,或者尚存的一些过剩储蓄,不流向美国,而是分流到其他国家,美国可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产油国仍存在不平衡和储蓄流动问题。情景六,最坏的一个选择就是大家的调整都不成功,当前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格局还在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严重。

尽管如此,最后可能出现的是某些情景的混合,出现混合型出路。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与各个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收入分配相互作用的,不能指望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就能够轻易实现结构调整。要看到这种难度,避免理想主义。上述六种情景,我们要力求情景一,避免情景二和情景六,思考和研究情景三、情景四、情景五,并沿着可选的方向进行体制改革设计,进一步推动改革,以便实现国际经济不平衡的相应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与知识产权

世界知识产权总干事高锐在峰会演讲中指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是知识创新。

50年之前,经济增长事实上不是完全能由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些要素来解释的。实际上,生育是促使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而生育能力的提高又是医疗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的。这些知识推动全世界研究和开发投资的极大增长,而且,对于知识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了很大增长,每年的预算超过万亿美元。

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传递的。投资于知识创造是创造就业增长和创造力提高的条件。但是,知识创造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我们还需要有让知识产权商业化的条件,即知识变成商品的条件。所以,知识产权就是通过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把知识转化成商业资产必不可少的机制和工具。因此,知识产权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律框架,保证知识商业化的有效实施,以克服经济危机,并能够在此之后确保可持续增长。在确定相应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投资于创造,必须维护一个非常稳健的知识产权系统,使得投资者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达成一个很好的平衡。

现在金融经济危机对于知识产权到底会有什么的影响,我们还很难看清楚,因为现在为时尚早。但是初步迹象表明,在历史上的经济衰退期或萧条期,知识产权需求会受到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往往会呈线性下降。比如,在大萧条时期,1929年到1930年期间,美国专利申请下降37%,1965年专利申请量才回复到1929年的水平。

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我们发现,知识产权需求和经济增长没有线性和直线关系。一是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专利行为似乎有一些不同发展趋势。例如,日本和英国国内专利申请呈下降趋势,但这些国家所申请的国际专利却在上升。比如美国今年专利申请下降14%,而中国所申请的国际专利上升了19%。毫无疑问,这表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影响不同。二是不同行业受危机的影响也不同。在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发现,通常专利申请较多的汽车行业专利系统使用会有非常大的下降。危机既带来了危险,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它可能会带来创新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于创新行为也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行业的国家财务能力、相应国家是否有承担风险的信贷资金存在。事实上,在绿色技术和替代性能源方面的创新机会非常大。如果我们把碳技术对未来的影响以及未来成本纳入现有技术之中,我们可以发现,现有资本存量需要巨大、完全的更新,就像一场灾难把现有资本存量都化为了灰烬一样。绿色技术和替代性能源实现转换的过程一定会发生,但这种转换有一定不确定性。如同财政措施一样,知识产权在绿色技术和替代能源转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有些国家和地区针对清洁技术和替代性能源方面的专利申请开设了快速通道。现在全世界每年申请的专利有170万件,主要是因为在知识经济当中无形资产价值在大大增加。三是技术生产地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世界专利、国际专利申请有1/4来自东北亚,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大学机构也成为专利系统使用非常重要的用户。

如何才能比较好地平衡好权利人的权利,不仅兼顾社会效益,而且保证分配的公平性。这就需要对知识产权体系进行非常认真的管理,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之下。对于系统中存在的功能性和政治层面的矛盾和压力,我们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从战略高度出发,以便用知识产权作为平衡机制帮助改善相应条件,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国家的自主调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在峰会上,就金融危机和制度调整问题发表演讲。

严重的金融危机一定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有所转变。回顾70年前,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曾经引起了人们对完全自由市场的怀疑,而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认为是对世界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重要补充。正因为当时在西方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观念发生了上述变化,所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化。如国有化的实验、政府经济计划的实施,政府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和福利国家模式的推进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如果我们以1929年为分界线,把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和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两种不同体制下的资本主义,也就是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作“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作“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一是反映于在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上政府干预的力度增大了,政府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对经济进行调节。

二是反映在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和国有化的比重增大了。

当然,这两个特征中在美国主要以第一特征为主,政府干预为主;在西欧国家,两个特征并存,甚至并重,既有政府干预,也有国有化的实验。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角度来看,制度调整实际就是体制的转换。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转到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但体制却转换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倾向性和他们在大选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力。

进一步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西方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不可避免的对西方国家今后的政党活动和竞选纲领产生有利的影响,各政党都会把技术推进、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看成是争取选民的纲领性的目标。其中包括以下措施:比如加强对私营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老年福利等方面继续进行改革,以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等等。

尽管这些依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将被继续推进。如果把19世纪后期到1929年之间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尽管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调整是零性的、初期的,称为资本主义调整的第一阶段。把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称为“资本主义调整的第二阶段”的话,能不能把2008到2009年看成是另一个分界线呢?也就是把2008、2009年以后称作“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第三阶段”。现在作出这种预测,肯定为时过早。经济学家的看法仅仅是一种预测而已。但在这里,有必要说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调整,或者说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体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继续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让它更适合当前的形势,是世界矛盾逐渐的激化,更顺应世界各界的要求。制度调整从来是逼出来的,没有19世纪后期西方各国的冲突加剧,没有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结论是: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制度将继续保存下来。这就是制度调整的实质。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制度调整。1978年前实行的是计划体制,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体制的转轨,1979年到现在的30年内,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巨大的变化、发展,首先归功于体制的改变,也就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现在,改革仍在继续,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制度调整不仅不可能止步,而且只会加紧推进。包括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调整、行业垄断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以及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制度调整。

邓小平的伟大功劳就是把中国从一个刚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一个柔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社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维持,改了体制,社会主义将保存下来,而且会发展得更好。

创建新的世界构架

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国际小额信贷领袖、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先生,在峰会上呼吁面对危机孕育创建一个新的世界构架。

现在我们确实遇到了最糟糕的危机,实际上所有人也都在谈论当今遇到的危机。但是,我认为,危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来调整和改革现行的世界构架。这是因为在世界的运行系统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不想去改变它,不想对它进行调整,现在它崩溃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时候,让我们来对它进行改革和调整,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重新构架。我们想要从危机中尽快地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的问题就在于:到底什么是正常状态呢?是要回到原来危机之前的所谓的正常状态吗?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希望是一种新的正常状态。新的正常状态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框架,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有原来框架下所有的问题。

人们好像只是关注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只是危机之一,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也有粮食危机,它到现在并没有消失。媒体和人们都在谈论金融危机,没有人担心粮食危机,因为我们自己并不是受害者,只有那些贫困人口才担心粮食问题。贫困人口是所有危机的受害者,当然也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他们会失去工作,失去收入,没有钱买食品。与此同时,还有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现在是多种危机交织在一起。

我们不应当回到原来的所谓正常状态。而应当创建一个新的框架。经过努力,我们可以消除危机,因为所有这些危机都不是分开的,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土壤,只要移除这些土壤,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会有贫困?贫困不是贫困人口所造成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错误。贫困是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是我们的系统和制度造成的,世界现行构架所追求的政策、所设立的概念,都造成了贫困。所以,危机给我们提供了百年一遇的好机会,可以改变造成贫困的所有这些制度、系统、机制、政策以及概念和理念。

首先,要重新设计金融体系。因为现在的金融体系,让世界上2/3的人口没法获得服务。因而,需要专门针对这些贫困人口,有另外一套的小额贷款制度,而现行的传统银行恰恰不愿意去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金融服务,包括对穷苦的人是否能够给你偿还80%都无法做到。因此,危机中大银行在消失,小银行却在繁荣起来,而且偿还率并没有下降。现在,需要一个包容性的,而不是排斥穷人的金融系统。

其次,改变现行的商业模式。今天的世界只有一种商业业务,即赚钱扩大利润。整个世界现在都在繁忙地、不断地扩大利润。我想人类不应该只有这一面,不能够一生都追求利润。我们知道,人类并不是只有自私的一面,还有无私的一面。现在的经济机构是基于自私的一面建立起来的,而忽视了人们无私的一面。因而,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多面的商业服务形式。现在,也存在另外一种商业形式——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并没有盈利,有助于解决社会贫困、医疗卫生、饮用水、防治疾病等问题。因此,在多面业务中,既可以赚钱,同时又可以使用这些钱来改变世界,最终实现社会服务。

再次,用技术改善贫穷人的生活。在2009年的今天,世界已经有了很多技术,这些强大的技术是人们从来没有梦想到的。这些技术是谁创造的呢?是商业企业。他们用来做什么呢?用来赚钱,是他们发明技术的原因。为什么这些技术不能用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呢?如果今天这些技术能够应用,能够真正解决问题,那将会是更好的技术,而且可以从技术中赚钱,因此这个技术会繁荣起来。

如果我们能改变商业模式和框架,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世界。现在,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框架。

了解今天 迎接未来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在峰会的多次讲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一、智库在全球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智库对全球决策过程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复杂的环境里,政策的制定过程需要考虑到各种新情况、数据和变量,而这些单单通过政府的分析和评估是不能实现的,需要发挥智库的作用。事实上,不管是国际、地区、国家还是次国家级层面,政府部门和机构都不具备做出复杂决定所需要的全部能力和技术工具。从更深层次上讲,在一定程度上公开那些分析和讨论的决策过程,可以避免封闭、孤立地制定政策带来的问题。因此,智库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未来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处于目前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们通常会对政府政策做出自己的评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决策过程,就不得不承认智库做出的分析报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西方发达国家应向中国学习

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高速增长,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提出的一揽子计划,都值得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也值得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中非合作成为新时期国际合作关系的典范,中国对非洲援助,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是真诚无私帮助非洲发展壮大。

三、新经济增长点是战胜金融危机的关键

要战胜这次金融危机,需要有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全世界扩大消费。他认为,生命科技产业和能源环保产业将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增长点。

四、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的、各经济体公平参与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全球和平与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在严重的金融经济形势下,各国为应对内部压力将会增强自己的贸易保护,因此说贸易保护主义一定会增加,但应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各国应尽量促进非贸易壁垒的消除,遏制保护主义的抬头。保护主义也许能够解决政府的短期危机,但长期看,将对整个系统造成破坏。当前要尽快完成多哈回合谈判,达成最终协议。避免贸易壁垒,加强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必须要加强市场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更需要在区域间实现。区域间合作是破解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途径。

五、本次全球智库峰会是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创举

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危急时刻,中国举办首届全球智库峰会,这表达了中国继续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意愿,中国绝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也展示了对世界人民的责任和承诺。

六、建议中国每三年办一次全球智库峰会

每三年在北京举办一次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前50名智库深度交流是合适的;适当限制人数将会更加提升会议级别,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