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

李敖有一篇文章谈“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对朱自清、谢冰心等人的散文大加鄙薄,斥为幼稚做作,另有一篇文章则更有惊人之论,说是“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他李敖是第一,鲁迅也在其后。文章是多年以前看的,当下即觉李敖真是狂生故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用说鲁迅,朱自清、冰心的散文像《荷塘月色》《往事》等,一直是白话文的名篇,家喻户晓,何言“幼稚”?后来新文学作品读得多了,再以批评的眼光看初期的白话文,包括朱、谢等名家那一时期的作品,就觉确实见出幼稚生硬的一面。前年碰到一位台湾人,也算是舞文弄墨的,说起白话文,他称当然是李敖比鲁迅写得好,又道,今人是站在前人的肩上,自然要比前人写得高明。我不敢苟同,以为不论从哪方面讲,鲁迅都非李敖可比,并且也觉他今必胜昔的“进化论”机械得可笑。如果他不作具体的比较,从整体上说今天的人运用白话文比“五四”那辈人要纯熟自如得多,那倒是可以同意的。

这也无怪其然。我们从小受的语文训练就是白话文的,白话文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唯一的文体,它已经有它的传统,被赋予了“形式”,是一种现成的东西了。对于“五四”那辈人,白话文则是陌生的、无章可循的新玩意儿。虽说胡适提出过“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口号,近于“我手写我口”,似乎简便易行,然而白话文毕竟是一种书面语体,与口头表达不是一回事,是需要它自己的“形式”的,因为新文学倡导者期待的白话文并非古白话的延续,而要能够完满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对于后来的人,要说做白话文比文言文还难,那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对“五四”那辈人,这却正是实情。

那辈人是背子曰诗云长大的,文章的楷模非秦汉即唐宋,眼前摆着的描红本是“桐城派”的家数,让他们做古文,那是训练有素,写白话文却真与小学生开笔学写文章的情形差不多。所以一再有人提到白话文之难。周作人曾言,若是教人学古文,他可担保一段时间内让学习者成篇,若是白话文,那就难说,教起来也不知从何处下手。陈西滢纠正时人的错觉时也说道:“人们总说白话文好做,古文难做,我总觉白话文比古文难了好几倍。古文已经是垂死的老马了。你骑它实在用不着鞭策,骑了它也可以慢慢地走一两里。白话文是沙漠里的野马,它的力量是极大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地驾驭它。可是现在有谁能真的驾驭它呢?”——当时对这“野马”驾驭自如的,真还找不出几人。一些名家所做尚且如小脚放大,多数人更不用说了。

无所依傍,一切都是试探性的。俞平伯回忆初学写新诗、白话文的情形,说写第一篇白话文时,标点符号还不知如何用,最后是请了朋友帮忙才得完篇。这就难怪初期的白話文读来有时就像学生的作文,甚至有些公认的名篇也是如此。议论、叙事、写景、记人,每一样古文里有现成表达方式的现在都要一一重新学着写。议论似乎好些,像写景之类,尤显得幼稚。

这是我们熟知的《荷塘月色》里的一段: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朱自清原是要写出一种有几分落寞、无可奈何的心境的,但他吃力的写景把其他都遮没了。挑剔点说,这很像是教师布置给中学生做的一段景物描写练习,刻板,拘谨,而且仿佛是一句一句挤出来的,好不容易才凑成了篇。白话文原是一种解放,乃是要破除文言文言之无物、矫揉造作等种种弊端,也应在这方面显示出对文言文的优势,然而初期的白话文作者首先要做成文章,正如牙牙学语的小儿,起先只求发出声来,准确地表达意思还得慢慢来,所以看上去常常倒又有为文造情的味道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朱自清、俞平伯传诵一时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做”的痕迹就很重。事实上,翻一翻“五四”时期的文学刊物,我们发现的大多是战战兢兢的写景,词不达意的抒情,磕磕绊绊的叙事,而且往往写景是写景、抒情是抒情,像是分门别类的课卷。

那语句也常是生硬别扭的,有时比文言文还来得佶屈聱牙。因为古文虽难懂,毕竟合于我们的语言习惯。新兴的白话文如刘半农、傅斯年等人建议的那样,大量采用了西方人的句法和词法,却又提炼不够,融化不开,像是对西语的硬译。许多西语的句式经长期的磨合,已成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了,而曾经被“拿来”,后又被淘汰了的句式、词法保存在了初期的白话文里。“若耶溪上的水声,秦望山头的云影,总不免常常在十多年来漂泊他乡的我的梦中潺潺地溅着,冉冉地浮着”——这样累赘的句子哪个作家笔下都少不了,而且要算是好的。我还记得看到新文学宿将笔下一些生硬幼稚的句子时如何会心而笑。像“什么什么的我”这样的句子,代词前面放一个定语从句,读来真是别扭可笑,而在初期白话文作者的笔下俯拾即是。刘大白为徐蔚南、王世颖《龙山梦痕》写的序里有“十多年来厌恶、诅咒而且骇怕龙山的我”;顾颉刚《古史辨》里也有“提抱中的我”云云。在今日若听到、读到这样的句子,我总怀疑只能是出自文学青年甚或多情的追星族的笔下或口中,其中的矫情、做作亦令人莞尔,不想过去的高人亦有这样幼稚的口吻。甚至当时已是前辈的梁启超也会写出“平日意态活泼与兴会淋漓的我,这会儿也嗒然气尽了”这样的句子。他们几位若是用文言文,再不会显得这般稚态可掬。

然而我们实在无资格去讪笑前人。朱自清们的硬做、他们的吃力正是那一辈人与轻车熟路的文言文搏斗、挣扎留下的痕迹。而梁启超的自甘“幼稚”,追随年轻人去尝试“吃螃蟹”,正是我们应该佩服的。

(选摘自《书城》2009年5月号)